甘肃通史：教育宗旨变革与行政机构设立

一、行政机构的设立和教育宗旨的变革

民国初期，万象更新，甘肃教育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学堂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为校长；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废止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废止小学读经课；小学应注意手工科；中学文实不必分科；中学校、初级师范学校均改为四年毕业。同时，还制定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了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开设的课程，并制订了统一的课程表。这一时期，甘肃的教育在继承清末新政推行的新式教育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新式教育体系，继续推行新式学校教育制度，其进展脉络基本沿着全国教育变革推进的路径缓慢前行。同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又根据地区特点，对某些政策和规定做了必要的调整。

逐步完善教育行政机构，规范教育管理，是民国初期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1913年3月，甘肃行政公署改提学使为教育司，设司长一人，内分四科，各科设科长一人，科员若干人。民国3年（1914年）春，裁司为科，附设在巡按使署。民国6年（1917年），省署正式设立了教育厅，下设总务、学务两科和督学、编审两处。至此，省署教育行政机构基本确立。民国16年（1927年），省教育厅设民族教育股，专管少数民族教育，以后少数民族教育作为一项专门的工作开始受到政府的重视。

清末革新教育时，县级教育行政机构的变革比较混乱，有的县设劝学所专管教育，而有的县因袭旧制，仍由教谕管理地方教育。进入民国，各县一律设劝学所，置劝学员长，县以下乡镇设劝学董事会。民国5年（1916年），教育部令改府县劝学员长为劝学所长，由劝学所长推荐品学端正、热心教育的绅士充任劝学董事会的董事。1917年，县劝学所改为教育局，所长改为局长。局长下设若干名督学及事务员，分别管理全县教育事宜，凡学校的设立、经费的划拨、教师的聘用以及学务的督导等均属于其责。同时，每县又划分出若干学区，每个学区设教育委员1～3人，办理本学区教务。改学堂为学校。各级学校按其归属分为县立、区立、公立、私立。1936年裁局为科，1937年又恢复教育局，1940年撤销教育局，仍恢复教育科。

制定新的教育宗旨，明确培养学生的目的，确定教育发展的方向，也是民国初期教育变革的重要内容。1912年2月10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新教育意见》一文。4月，经对前文修改，又在《东方杂志》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文中提出：清朝学部规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教育方针）应予以修改。他还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都应予以革除。蔡元培提出了新的五项教育宗旨（方针）：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教育。蔡元培针对前两项教育宗旨解释说：前两项是富国强兵之主义，这是当时我们贫弱的国家所必需的；与此同时，也可以使受教育者获得谋生的知识与技能。蔡元培还着重阐释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认为道德教育是为了使军国民教育和实利教育相互依存，提升人们境界，有利于实利教育。

1912年7月，全国教育会议召开，讨论教育宗旨和学制等问题。9月2日，教育部公布了民国初期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个教育宗旨体现了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和谐发展的理念，否定了军权至上的绝对权威和儒学独尊的绝对地位，这是辛亥革命时期民主教育思想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也是中国教育的重大进步。(www.xing528.com)

1912年9月3日，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即后来所称的壬子学制。第二年，又陆续颁布了各种学校令。两项教育律令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

袁世凯自任民国政府总统后，复辟帝制，企图使教育返回到尊孔忠君的老路上去。1913年10月31日，袁世凯控制的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天坛宪法草案》），第19条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之后，《论语》、《孟子》、《礼记》、《左氏春秋》、《尚书》等儒学典籍，又作为各级学校的教材，开始推行，这些倒行逆施的教育宗旨，对初步推行的新式教育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梦想破灭后，尊孔复古的逆流受到遏制。不久，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旗帜，倡导科学与民主思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它有力地推动了民国初期各类学校教育的发展。1919年4月，北京政府教育部提出了“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教育宗旨，这一教育宗旨注重平民教育，提高平民的觉悟和文化水平，造就他们适应社会变革的能力。在这一宗旨的引导下，学校教育开始采用白话文，开放大学女禁，各种社会变革思想开始在高等学校校园里传播，这使民国教育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国民政府教育部曾颁布了几十种教育方面的法规条例。教育宗旨和之前各届政府有很大的不同。192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学校施行党化教育办法》（草案），对党化教育作了解释：“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国民党的根本政策是三民主义。”从此，“党化教育”的口号时兴起来。1928年5月，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将党化教育改称“三民主义教育”。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教育宗旨进行了讨论，最后确定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1]至此，国民党将三民主义作为党化教育的基础。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的目的，在于“以三民主义为依归，以统一学生的信仰，不允许有任何分歧错杂的思想”存在。1931年6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教育之根本原则。”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把“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带有儒家色彩的道德信条作为各级学校的校训，加以宣扬和推行。

民国时期的教育宗旨具有很强的政治成分，反映出民国政治变革的风云变幻。抛开政治因素看，这一时期的教育宗旨基本还是处在教育发展初期的探索阶段，这种探索没有延续性和稳定性，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很难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