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

二、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

1.内战中甘肃赋税和财政危机

田赋。1945年田赋仍沿用抗日战争时制度，原定为180万石。后因灾核减为384857市石，征借军粮538242市石，共为923099市石，减免后应交中央政府876901市石。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豁免大后方各省1946年度田赋。但国民党发动内战后，又规定田赋仍旧征实，1946年、1947年折半征收。征实标准：征实前的每元折征小麦2市斗8升；仍实行“征一借一”原则，带征省县市公粮，为征实的三成。按此标准，1946年和1947年甘肃征实征借各为37.5万市石，地方公粮11.25万市石，每年共86.25万市石。表5-2反映的是中央政府公布甘肃上交的田赋和地方（省）政府在报刊中公布的田赋征收额（含地方公粮）。

表5-2　1945—1948年甘肃省田赋征收表

说明：1.“中央公布”数字，采自1948年《中华民国统计年鉴》。

2.“省政府公布”数字，分别采自1945年10月22日《甘肃民国日报》载谷正伦《本省办理救济旱灾之经过》；1946年8月6日《甘肃民国日报》载谷正伦《本省财粮重要措施》；1947年8月12日《甘肃民国日报》载“郭维屏向省参议会驻委会报告出席中央田粮会议经过”；1948年7月9日《甘肃民国日报》载省政府宣布的消息。

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还向甘肃分配采购军粮任务。1947年为70万大包（每包200市斤，约合1.43市石）。甘肃省政府只能从征借中提供30万大包，其余40万大包只得从市场上采购，到年底只采购到16万大包。^[21]1948年采购军粮配额为40万市石小麦。这对于不是余粮省的甘肃是个很大的难题，而且中央政府所付给的粮款，不是现市价。如1947年9月至10月采购的小麦，到年底时才给价每石20万元，而市价已涨至60多万元。1948年元月小麦每石市价已超过95万元，但中央政府只给35万元。这等于是给甘肃省每年增加了几十万市石的田赋。

苛捐杂税。在这个时期超过以前，苛捐杂税可谓繁多苛重。全省统计，正税26种，新增税捐23种。各地方自行临时摊派尚不计算在内。如1946年12月，兰州市一家服装社摊派壮丁费40万元（可购小麦13石多）。1947年4月，兰州市被派陇东慰劳费3亿元，1948年全省自卫特捐1200亿元。1949年6月，马步芳向甘肃省派劳军费20万银元。据《甘肃农村调查》^[22]：1948年会宁县枝杨镇全年实纳田赋1260.84市石，而各种摊派共付1494.95市石，超出田赋234市石。山丹县魏机寨村70户农民，在1947年下半年至1948年上半年的一年里8个项目摊派统计，平均每户麦豆1.4石多，法币50万元，谷草30余斤。其中以运输补给差价的负担最重，全村达73.62市石，每户平均超过1市石。而山丹县卢家铺和魏机寨18户农民的抽样调查，每亩耕地的赋税已占其亩产量的29.7%。这说明农民的负担已超过抗日战争时期了。

空前的财政危机。尽管甘肃省各级组织对人民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搜刮和压榨，但其财政收支仍出现了空前的危机。1946年初，甘肃省财政预算收支均为32.45亿元。主要用于军事支出即占76.3%，经济建设占1.3%，教育文化占2%，后二者合计为3.3%。1946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财政改制。由中央、县自治两级预算体制，恢复为1941年前的中央、省、县三级财政预算体制。中央税收10种（主要是所得税、关税、货物税、盐税、矿税、土地税等），省税收2种（营业税50%，土地税），县市税收9种（营业税50%，土地税、房捐、屠宰税等）。其中土地税即田赋，原是地方最大税收，新税制按中央30%、省20%、县50%分成，又规定“中央确认有需要时，得向省县收购所得之粮食”。在实践中，1947年后，国民政府仍实行抗日战争时的“三征”体制和配额，但收起数则在减少。新的财政体制，省预算在名义上有独立的核算，实际上收入甚少，仍处于依赖中央补助的地位。8月，甘肃省按新体制重新编制下半年省县两级预算。经财政部核定后1946年岁出预算为89.59亿元，其中用于军事占88.7%。^[23]1947年，原预算岁入49亿元、岁出242亿元，赤字193亿元。到12月初实际执行情况是：赋税收入虽然达到140亿元，支出却高达750亿元。赤字高达610亿元，“省财政90%以上靠中央”^[24]补助。1948年上半年，收入合计5034亿元，其中本省税捐收入215亿元；中央补助4819亿元，占收入的96%。但实际支出高达6420元，仍不敷1386亿元。“而支出又几全为员工军警生活费。预算所列事业费，几乎全被删除”^[25]。下半年按金圆券重新编制预算，收入47万金圆，支出670万金圆，中央补助不足部分占93%。^[26]1949年预算，收入1160亿金圆，支出48140亿金圆，不足部分由中央补助达97.6%。^[27]这个预算还未执行完，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就崩溃了。

国民党发动内战后，甘肃省财政的显著特点是：①支出主要用于军费，用于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的支出微乎其微。②虽然甘肃省政府对人民的掠夺、榨取是空前的，但它的财政收入还不到它的支出的10%，90%以上的支出要靠中央补助。这反映出甘肃的经济无法承受国民党庞大的统治机构，更无法承受用现代装备进行内战所需要的费用。因此，甘肃空前的财政危机是国民党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的反映。③国民党中央对甘肃财政的补助主要是一箱一箱空运到兰州的法币。这些法币没有任何物资或贵金属作保证。它投入甘肃这个工农业产品匮乏的市场，必然导致物价直线上升。财政危机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又加剧财政危机。如此恶性循环不止。严重的财政危机是经济危机和经济崩溃的信号和标志。这在甘肃如此，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也是如此。

2.甘肃的经济危机

抗日战争胜利后工业的衰退。抗日战争的胜利，甘肃人民满怀希望能和平建设陇原大地。兰州市的甘肃工业合作社向美国订购了六卡车机器运抵兰州。兰州同生火柴厂也准备购买机器扩大生产。天水新建了陇兴、工合等火柴厂。但国民党政府实施的错误政策，导致了甘肃的经济危机。首先表现在工业的衰退上，这直接是由国民政府实施的两项错误政策造成的：一是错误的复员、接收政策，即大后方各省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大部分抽调去接收东部的敌伪产业，大量资金也转向东部。受此影响的甘肃厂矿有：①资源委员会系统11个单位，只保留甘肃油矿局（中国石油公司甘肃分公司）、甘肃煤矿局、兰州电厂3个单位。其他8个单位或折价移交省政府或停办，其中甘肃机器厂由兰州电厂派人看管厂房机器，华亭电瓷厂售给私人，中央电工器材厂关闭。甘肃煤矿局于1946年10月撤销，所属永登窑街煤矿关闭，阿干煤矿移交省上继续生产。②雍兴公司所属4个厂中，兰州制药厂（实用化工厂）、兰州机器厂于1945年10月停产。③中央卫生署属西北制药厂（含制药厂、玻璃厂、卫生用具材料厂等3个分厂）于1945年11月停产。以后，同西北防疫处合并，缩编为西北生物化学制药实验厂。④西北洗毛厂由于主要投资者之一——复兴公司奉命结束，以及许多职工复员回东部，1946年底关闭。这些厂矿都是抗日战争时建设起来的骨干企业，它们的停产，意味着甘肃近代工业水平的下降和倒退。

国民政府错误的进口政策是造成甘肃工业出现衰退的另一重要原因。当时规定除了汽车等5种商品，外国商品都可以自由进口，国内市场充斥着外国商品特别是美国商品，兰州商店也是如此。廉价外国货的涌入，一度使全国物价大幅度下降，也造成中国的工业品无人购买，这也是抗日战争后甘肃和全国工业大幅度减产的原因。

甘肃近代工厂新投入生产的只有西北毛纺厂（1945年10月）和天水水力发电厂。能暂时取得利润的只有火柴业和制革业，但好景不长。1946年下半年后，火柴业就出现亏损，制革业则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都缩小生产规模。1946年初，兰州新闻界曾报导兰州工业状况：“纺织业奄奄待毙”、“穷途末路的手工纺织”、“造纸砖瓦业亦属苟延残喘”。1946年9月，武汉新闻媒体登载一则新闻：“西北工业危机日趋严重，从去年8月10日至今年6月底不到11个月，兰州市申请停厂者共达40余单位，计：烟业新单刀烟厂等5家，化学工业利利化学工业社等5家，玻璃业本生实业工厂等3家，纺织业振华纺织工业社等8家，机器业兰州机器厂等4家，制革业乾和制革厂等5家，面粉业雁兴公司面粉厂等2家，火柴业光明火柴厂1家，以及编织业的纺编合作社、毛织业杜家台合作社等13家。因停厂被解雇的失业工人共有1000人左右。”^[28]这则消息中提到的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传统的手工业也很不景气。1945年下半年，兰州市的水烟作坊只剩下20余家，比1942年的100多家减少了大半。天水、甘谷的毛纺织厂（场）也由三四十家减至20多家了。

1947年初，为了遏制工业衰退局面，甘肃省的主事者郭寄峤等作了一次努力，省政府派骆力学（省政府委员）、陈盛兰（财政厅长）、张思温（建设厅主任秘书）等组成工矿事业复工指导组，拨款22亿元（可购烟煤约2万吨），抽调一批技术人员帮助恢复甘肃化工材料厂、甘肃机器厂、甘肃煤矿局的生产^[29]，后又拨款救济罐子峡煤矿，贷款发展通渭等地毛纺织业。3个月后，化工厂、甘机厂、窑街煤矿都恢复生产。甘肃水泥公司因得到新疆一批订货，得以恢复生产。甘肃的工业在1947年内较1946年有所恢复。

据统计，1947年6月，甘肃全省有工厂207家、总资本526683000元，分别占全国的1.74%、2.3%。1947年，兰州市的制造业共39家，其中合乎工厂登记法的17家，其余22家为半机械化工厂或手工工场。按行业计：饮食品6家、纺织5家、服用品1家、造纸印刷8家、化学7家、土石品3家、机械4家、电工器材1家、交通工具4家；职工3212人，其中职员575人，工人2637人。^[30]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甘肃工业中保持连续生产的只有能源工业。兰州发电厂发电量1946年为400.3万度，1947年为379.1万度，1948年为409.5万度。天水电厂（含三个发电所）发电量1946年为29.1万度，1947年为43.4万度。玉门油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仅维持原有生产水平，而且还创造了新的生产纪录。原油产量1946年为2160万加仑，超过历史最高产量1944年的2120.3万加仑。1947年为1600万加仑，但汽油产量达到397.2万加仑，煤油175.1万加仑。^[31]1948年原油产量60万桶（2520万加仑），汽油800万加仑，煤油200万加仑。^[32]1949年产油69635万吨，占全国产量的57%。^[33]从1939年至1949年，玉门油矿生产原油45.5万吨，约占旧中国45年间石油总产量的70%以上。甘肃煤炭产量1946年为28.6万吨，1947年为24万吨。^[34]

交通运输业。这个时期，甘肃的现代交通有一定发展。宝鸡至天水的铁路于1945年底竣工，1946年正式通车。但工程质量较差，不能正常运行。1946年，抗日战争后期开工的3条公路干线，在甘肃境内部分先后完工。1月底，甘川二线岷县至武都段竣工。3月，南疆公路（敦煌至新疆若羌）甘肃境内段333公里竣工试车。6月，兰州经靖远至银川公路（全长489公里）竣工。1947年，全省公路通车里程6469公里。

物价。如前所述，在内战中甘肃的财政赤字要靠中央补助，而国民政府补助的却是没有物资保证的纸币。当时甘肃有记者报道和评论说：每当运输钞票的飞机抵达兰州后，兰州市的物价在一周之内就要上张一倍。到1948年2月，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甘肃土地上，却流通着82300多亿元的法币^[35]，为1945年底全国法币流通量（10319亿元）的8倍。这天文数字般的法币流通在工农业产品匮乏的市场上，必然导致物价的直线上升。

抗日战争胜利后，甘肃的物价同全国一样，曾一度暴跌，1945年9月至10月跌至最低点，大体上粮、布价格跌至7月的1/4左右。7月兰州每石小麦2万元，9月为0.52万元；靖远曾跌至0.1万多元；棉花由2500元一斤跌至80元一斤。10月后物价回升。1946年2月—5月，各种日用品价格逐步恢复或突破1945年7月底水平。1946年底，粮、布价已超过1945年7月的1倍。甘肃省政府两次颁布粮食管制办法，并在兰州象征性地设立几个平价粮供应点。1947年1月，兰州市粮食交易转入黑市，一般市民买不到粮食，“几有断炊之虞”。从此，物价如脱缰野马，大幅度上涨。2月，国民政府宣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严格管制金融、物价，禁止黄金外币买卖、流通，甘肃省政府也采取了对应措施。但由于国民党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通货膨胀也愈来愈严重，物价成为天文数字。1947年的一年中甘肃粮布分别上涨了16倍和近13倍。但到1948年8月19日小麦每石3900万元，雁塔白布每匹9300万元。7个多月中粮布各上涨65倍和近52倍。同1937年7月比较，上涨幅度为：小麦上涨433万倍，雁塔白布上涨547万倍。^[36]这标志着法币已贬值到丧失作为通用货币的资格，国民党政府财政经济已经崩溃。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从8月20日起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定额20亿元；金圆券每元兑法币300万元，限期收兑；黄金、白银、外币禁止在国内流通、买卖、持有，限期向中央银行交兑；照8月19日水平，冻结物价和工资，依兑换率折合金圆券计价；禁止封锁工厂、罢工、怠工。国民党政府运用专政手段来强制推行货币改制政策，并强行将人民手中的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兰州市中央银行公布到10月30日为止，甘肃全省收兑黄金4232市两，白银152601市两，银币674155元，美钞9798元，港币336元。这是国民党政府对甘肃人民的又一次大掠夺。甘肃省于9月8日成立以郭寄峤任主任委员的经济管制委员会，对进出境的物资进行管制。在兰州市按8月19日物价制定了物价手册，责令按手册进行交易；派出人员检查、登记各商号货物，实行限购。又罗织罪名，以德顺兴金楼有黄金13市两，把负责人送交刑事法庭侦讯，以亨得利商号有430米毛呢，把副经理以“囤积”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

国民党政府以专政手段来推行其币制改革的效力只维持了几个星期，就宣告失败。因为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并未消除，而当时物资又匮乏。许多商店按限价出售商品后，因无法买回商品而被迫关门，或被迫隐匿物资。兰州市政府于10月9日颁发布告，禁止商店自行停业。但许多商店开门后，货架却无货。许多物资却在黑市上以高价交易。到1948年12月底小麦每市石由13金圆上涨至360金圆，雁塔白布由31金圆上涨至1320金圆。4个多月分别上涨27.8倍和42.6倍，平均每月分别上涨6.5倍和10倍。也就是说，粮食价格平均4.7天翻一番，布匹价格平均3天翻一番。金圆券贬值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法币。当时有人计算，到1949年元月后，印制100金圆券的成本已达200金圆，金圆券又步法币的后尘，丧失了作为通货的资格了。但国民党政府仍然加速印制大额金圆券，到1949年6月，发行额达到1303046亿元，为原定额的65000倍。这个时候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已大为缩小，偏处华南、西北、西南等地。因此，金圆券贬值的程度要远远超过它的发行额的倍数。

甘肃人民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从1948年底开始，各乡镇在交易中自发地以银元、铜圆作通货。1949年1月，兰州市商店开始用银元标价。2月21日，兰州市商会正式成为银元交易所。2月24日，国民政府公布财政金融改革方案，决定财政、外汇以银元计算，货物税、盐税都征收实物。这实际上否定了金圆券作为通货的合法地位，但国民党仍继续大量发行金圆券掠夺人民。2月26日，甘肃省政府颁布命令，税收以银元计征。4月1日，兰州各报的商情表开始以银元计价。1949年3月31日，小麦市价每市石36200金圆，按银元计为3.30元。雁塔白布每匹126000金圆，折10.30银元。同1949年8月20日相比，大体粮食上涨约3000倍，各类布匹上涨4000～5000倍。银元在交易所可换金圆券：1银元3月31日为13000元，5月10日为1700万元，5月21日为8300万元，随即超过1亿元。^[37]8个月中，金圆券已贬值为其发行时的5000万分之一。

5月24日后，金圆券已在兰州市场绝迹。6月1日，甘肃造币厂大量铸造银元。6月22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公告以银币1元兑换金圆券5亿元。这项命令在甘肃实施时，没有一人去兑换，因无人能凑足5亿元的巨额数字。而且兰州中央银行公告：银行无银元，只开收据。以银元计价后，物价只有小起伏，大致说来，5月—7月，粮食及食品下跌约1/3。7月2日，广州的国民政府再公告：确定国币以银元为单位，并发行兑换券。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布告：自19日起在兰州发行银元券。对此，不但广大人民不理睬它，就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在8月10日也宣布限制银元券大量入境。可以说，银元券刚出笼，在甘肃就夭折了。国民党货币政策的破产，也严重影响其政治军事机构的运转。当时它们只得抛售黄金维持军队开支。1949年8月2日，马步芳向财政部长诉苦说：“（兰州）黄金市场太小，银元枯竭，抛售无方，几成废物。”^[38]

从法币到金圆券再到银元券，以及民间自发使用银元，这个过程充分反映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已丧失了对市场领导权。这是国民党国民政府在经济领域中丧失统治权的标志。

表5-3关于兰州市小麦、白布在1937年7月—1949年8月的价格变化，可以从一个侧面具体反映国民政府统治下的通货膨胀的历程。

1948年后，通货膨胀加剧，人民的购买力急剧下降，工业品市场也随之急剧萎缩。物价上涨太快，工厂出售产品后，不能购回再生产的原料，导致企业成本增高，造成“产品销售不足成本的十分之五”，“许多工厂实际增资维持残余寿命”。因此，有的报纸惊呼“工业界危机严重，已临破产边缘”^[39]。这种危机从兰州市的工厂数目逐年减少也可看出。

表5-3　1937年7月—1949年8月兰州市小麦、白布价格表

说明：1.全国物价指数是以1937年1月—6月全国平均批发指数为100；1945年8月指数，是全国平均零售指数。

2.价格数字采自《西北日报》、《甘肃民国日报》、《甘行月刊》、《甘肃贸易》、《经济汇报》（中央银行）、《资源委员会公报》。

1944年，兰州市有工厂246家。1947年底，普查统计为170家。^[40]较大型的制造工业，1947年6月尚有39家，而在1948年工业普查时，仅有28家。^[41]1949年6月，又有40多家厂矿企业申请歇业。当时确实有许多工矿是靠政府或从其他途径投入新的资金才能继续进行生产的，有的则是负债经营。玉门油矿1947年上半年每月亏损10亿元。1948年全年需要资金90万银元，但出售产品的收入还不到此数的1/3。所以1949年几乎完全停止了新油井的开凿。兰州电厂到1949年8月，已负债2.5万银元。有的厂矿虽然政府注入资金，但也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甘肃机器厂在得到省政府的10亿元资金启动后，由于市场缺乏需求，不能恢复生产抗日战争时制造过的发电机、纺纱机，只能接受零星订货，或者搞些修理业务。甘肃水泥厂1947年复工后，生产能力为每月1000桶，但只得到新疆、青海5000桶订货，到1949年后就完全停产了。曾得到省上2亿元资助的罐子峡煤矿，由于后续资金不足，于1947年底停产。因担负供应兰州市燃料任务而未中断生产的阿干煤矿，经常因矿工被抓壮丁而影响生产，甚至局部停产。全省煤矿产量大幅度下降，1949年仅生产17万吨。

甘肃的手工业进一步破产。以天水等地区的毛纺织业为例，由1945年的20多家，下降到1948年10月的7家。

商业。这是直接受通货膨胀影响的行业。在物价上涨过程中，人民（包括多数工商业者）深受其害，但也有人借此囤积居奇，倒买倒卖，攫取高额利润。如郭寄峤等利用权力，以虚设的“甘肃省军公教合作社”名义向银行贷款18亿元，到上海、新疆、西安等地倒买倒卖布匹、砖茶、汽油等物资，仅5个月时间就获利110亿元。^[42]具有垄断性质的甘肃省贸易公司于1947年6月奉命由公营改为民营，但实际上仍由省府委员、厅长、专员等官僚、士绅当股东，仍是官僚垄断资本企业。他们利用公款或银行低息贷款，倒买倒卖棉纱、布匹、汽车、轮胎、汽油等限价物资，1946年就获利1528万元，1947年获利4.39亿元。而中小商店却成批倒闭，兰州市1948年春，即倒闭35家。^[43]1949年5月16日，《和平日报》以“倒风狂袭金城”为题，报道兰州市的商业危机。当时兰州市销货最多的西城壕纸烟市，就有1/3的商店因亏损关门或负债逃走。5月，兰州市正式申请歇业的有48家，未经呈报自行歇业的72家。^[44]1947年，全市商店共2862家，到1948年8月，减少至2772家。^[45]但到1949年七八月份，兰州市大街上的商店大多关着门，有的门面半开，货架上却无货供出售。各大街两旁到处是摆地摊出卖旧货的人群。但出售者众，购买者少。出售者大多数是失业的工人、店员或公教人员。他们希望换些钱来维持几日的生活。省会兰州如此，各县的商业则更加萧条，有的则处于完全破产状态。如《西北日报》报道1948年永登县城内的商店“都索性关门了。这样的关门生意，几乎是全城性的。作为一个城市，一切交易都停止了，到处都关门闭户，那是显得多么死寞啊!”^[46]这代表着一般农村城市商业完全破产的景象。拉卜楞寺地处甘、青、川、康四省交汇处，为汉藏贸易中心，1938年有商店220多家，1949年解放时只有100多家，原魁元永、德合成皮庄资金都在10万银元以上，但都先后倒闭。

城市人民的生活。工商业的危机和破产，造成众多的失业者。甘肃省的财政困难，也增加了失业人群。1946年全省有公务员4050名，武职官佐720名，士兵8160名。1947年裁减公务员405名，士兵625名，共1030名。1948年裁减文职人员1059名，各单位都裁减15%。^[47]两年共裁减2089人。这2000多个家庭近万人就失去生活来源，在死亡线上挣扎。而在业人员则在饥饿线上挣扎。1947年1月，兰州市小学教师每月工资6.2万元，可购面粉168斤左右，三口之家勉强糊口，1948年4月至8月都未正式发工资，临时开支的月薪，还买不到50斤面粉，迫使教师们游行请愿。1949年2月，教育部发给兰州大学教职工6个月工资的金圆券。每个职工可换得银元10元多，平均每月不到2个银元，连一个月的生活都难维持。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命令兰州中央银行垫支600万金圆券给兰州大学，其中一半平均分给教职员，每人可换1.5个银元。同月，酒泉一般公务员发工资1000金圆，面粉每斤50元，可购面粉20斤。6月，在陇西，由税捐稽征处把新征得的税款，直接发给公务员，“职员不分阶级，银元3元，工友1元”。这些反映出当时直接为国民党政府服务的下层公务员也常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有的还因不能维持家庭生活而引颈自杀，如皋兰地方录事曹志正就是如此。^[48]国民党政府连直接为它服务的公务员也不能养活，说明国民党统治下的甘肃经济、财政已完全崩溃、破产了。

生活在旧中国城市最底层的还是工人、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和其他城市贫民。他们受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之祸害最深，他们的收入最低，生活更没保障。有的行业还有封建性的超经济压迫，如军工企业；有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如煤矿工人“吃的阳间饭，干的阴间活”，“经常和死神纠缠，在死亡线上挣扎”^[49]。解放前夕，天水电厂工人每月工资只能购买100斤左右的玉米面。兰州电厂工人周尚智为生活所迫而投河自杀。兰州市民因生活走投无路而投黄河自杀的时有新闻报道：1948年9月25日有2人；10月6日，有王姓铁匠一家3口；1949年7月1日，一天就有3人。

农村经济。抗日战争胜利后，甘肃在水利事业上继续取得一些成绩，先后完成了三清渠、渭济渠、登丰渠、永丰渠、永乐渠、肃丰渠（鸳鸯池）、靖丰渠、马尾湖水库等工程，其中以鸳鸯池水库工程规模最大，蓄水量1200万立方米，设计灌溉7万亩。从1938年到1947年，甘肃共增加灌溉工程51处，灌溉607853亩，其中利用农贷工程7处，灌溉21.8万亩。这样，高台、金塔、酒泉、永登、临洮、永靖、靖远、甘谷等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善。1949年，全省灌溉面积471.15万亩。^[50]

1945年，全省土地面积为931708228市亩，其中耕地面积38191166市亩，农作物面积39378011市亩，森林面积7003875市亩。^[51]

关于1945—1949年（缺1948年）农业产品、家畜存栏数见表5-4、表5-5、表5-6。

从表5-4、表5-5、表5-6可看出，这个时期的农业生产不稳定，起伏较大。首先，这是在抗日战争之后，国民党又发动内战。在重赋、重役、高租、高利贷的压榨下，农村丧失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许多农村连简单再生产的能力也维持不了。其次，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特别是1945年的旱灾，对农业生产影响甚大。受灾地区达42个县，受灾耕地329万亩，灾民人数为200万。当年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产量，是1932年以来的最低点。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也承认，这年生产的粮食不足需要量的60%。^[52]当时甘肃粮食问题的严重由此可见。1949年的秋收，是在大部分农业区已经解放的情况下进行的。战争对农牧业生产基本上未造成不良影响，农牧业的数字大都超过或接近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高水平，其中粮食创历史最高纪录。此时的人口已达到968万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53]，人口是1937年（不到600万人）的161.3%。因此，按人均口粮计，并没有什么大的增长，反而有所下降。

表5-4　1945—1949年甘肃省粮食产量统计表

表5-5　1945—1949年甘肃省经济作物产量统计表

表5-6　1945—1949年甘肃省家畜存栏数统计表

说明：三表统计（估计），1946年数字采自《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48年；1947年数字采自《中华年鉴》，1948年；粮食原为分类统计，由作者汇总。1946年缺糜子数，本表取上下两年平均数计算。1949年数字采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全国各省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和1984年《甘肃省统计年鉴》；油料可能含大豆。

甘肃农民的生活在这个时期可以说降到了谷底（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旱灾、兵灾和震灾除外），许多农民都过着非人的生活。如山丹原是河西比较富庶的县，清朝时有人口17万人，1948年只剩下3.7万人。“凡到过河西的人，都能看到农村里满目都是残垣断壁。这是逃亡户的遗迹。我们调查的魏机寨那个村，徒有四壁的废堡就有30个，每一堡内都曾住过二三家以至七八家的住户，现在人去堡空，只能凭吊而已。”在农民生活困难、再生产能力很低的条件下，高利贷的罗网伸向了农民。山丹魏机寨70户中，有84%的农户借高利贷，每户平均负债10.71石粮。借债的用途主要是吃饭，其次是借种子。利息普遍是“加五”，即春季借粮1斗，秋季还1斗5升；也有“对斗子”，即“借一还二”；有“大加五”，即春借黄米1升，秋还6升。^[54]在山丹，有借1斗小麦，3年以后，变为160石的债务。也有几代人都还不清的高利贷债务。那些没有饭吃的人，只能挖草根、观音土吃。一位山丹县长曾向兰州的记者描述了许多山丹没有生活出路的农民的悲惨境遇：没有饭吃的人，成天睡在炕上，一点精神也没有，样子怪可怕的，只有一张皮包着骨头。他们没有语言，不会呻吟，只是不断地打哈欠。日子一久也就慢慢地死去了。有的农民为了自己的子女不被饿死，而被迫出卖子女。在曾被称为金张掖的地方，一个女孩的价格是一石小麦，最少的只需200万元（10斤面粉）。在山丹，一个女孩只值1000万元。^[55]这时，在素有银武威美称的地方，则成为人贩子聚集的地方。他们把青年女子往外省出卖，利润往往可达10倍以上。^[56]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甘肃广大农民，渴望着解放。

【注释】

[1]张治中：《我与共产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第108页。有关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及张治中任职的消息，分别见于《西北日报》1947年12月15日、1948年1月15日、3月15日等。

[2]兰州《和平日报》1949年7月28日。

[3]《西北日报》1947年5月28日。(www.xing528.com)

[4]1947年3月8日郭寄峤谈话、1947年9月6日《现代警察应有的认识与努力》两文均载《西北日报》。

[5]1946年《甘肃省统计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6]马继周：《一年来之甘肃民政》，《西北日报》1948年1月1日。

[7]《西北日报》1948年5月10日。

[8]《甘肃文史资料》1979年第6辑，第148页。

[9]郭寄峤：《1948年上半年施政报告》。

[10]《西北日报》1946年12月21日。

[11]郭寄峤：《1948年上半年施政报告》。

[12]《甘肃民国日报》1947年11月17日。此处的“公里”，可能是“公尺”。

[13]转引自甘肃师大历史系《甘肃史稿》（1964年）第321页。

[14]《本省试办土地改革》，《西北日报》1948年11月20日专论。

[15]谷苞：《卓尼番区的土司制度》，《西北论坛》1947年第1卷第3期。

[16]马无忌：《甘肃藏民调查记》，文通书局（贵阳），1941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区概况》。

[17]张治中：《认清病根，勇敢革命》，《西北日报》1948年7月22日。

[18]王秉祥1951年6月12日在甘肃省土改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庆阳分区土改工作总结》的报告。

[19]李化方：《甘肃农村调查》，西北新华书店，1950年，第47页。

[20]张德生：《甘肃省减租工作基本总结》，1951年6月1日。

[21]郭寄峤：《省政府施政总报告》，《西北日报》1947年12月23日。

[22]李化方：《甘肃农村调查（1948年）》，西北新华书店，1950年。

[23]《财政部地方财政统计，1946年甘肃岁出分类预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48年）为52.79亿元。

[24]1947年12月9日《省政府施政总报告》。

[25]郭寄峤：《1948年上半年施政报告》，《西北日报》1948年7月23日。

[26]《西北日报》1948年9月22日。

[27]《和平日报》1949年1月15日。

[28]转引自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9月10日。

[29]《西北日报》1947年4月1日、7月28日、7月6日。

[30]国民政府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48年6月；《中华年鉴》，1948年。

[31]《西北日报》1949年3月22日。《中华年鉴》，1948年。

[32]《1949年新中国经济简报》，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

[33]《中国大百科全书·矿冶》第847页。

[34]《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48年；《中华年鉴》，1948年。

[35]《西北日报》1949年2月26日。

[36]兰州小麦、白布1948年8月19日价格见次日兰州市各报。又，同日，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为472.1万倍。

[37]物价、金圆券与银元比价，都采自兰州出版的《甘肃民国日报》、《西北日报》、《和平日报》等报纸。

[38]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2、113页。

[39]《和平日报》1949年5月5日。

[40]《西北日报》1948年1月5日。另，1948年《甘肃统计年鉴》载1947年兰州工业企业为130余家。

[41]《甘肃统计通讯》，1948年。

[42]贺笑尘：《郭寄峤利用“甘肃省军公教合作社”名义敛财内幕》，《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43]许风：《新春试笔写兰州》，《陇铎》新2卷第2号。

[44]《甘肃民国日报》，1949年5月28日。

[45]《西北商业概况》。

[46]《西北日报·河西十日》1948年8月3日。

[47]《西北日报》1948年1月20日、2月19日。

[48]《西北日报》1948年11月4日。

[49]《兰州煤炭之乡阿干镇来去》，《西北日报》1947年8月20日。

[50]《中华年鉴》，1948年。《中国经济概况》，新华出版社，1982年。

[51]《甘肃省统计资料》，1946年。

[52]《在西北师院纪念周的讲话》，《甘肃民国日报》1945年12月7日。

[53]《全国各省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和《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1981年，第176页。

[54]李化方：《甘肃农村调查》，西北新华书店，1950年，第53～58页。

[55]《西北日报·河西十日》1948年8月3日。

[56]《和平日报》1948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