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中华民国甘肃的军政部署

一、国民党在统治区的军政部署

1.调整国民党驻甘肃的党政军机构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适应其准备和发动内战的需要，对其在甘肃境内的党政军机构进行了改组。首先是将设在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1946年2月，朱绍良调往南京任职。3月，任命张治中为西北行营主任，宋希濂为参谋长。9月，西北行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由于张治中、宋希濂常驻新疆，又派陶峙岳为西北行辕副主任，驻兰州处理日常事务。在此前后，还任命郭寄峤、马鸿逵、马步芳为行辕副主任，派杨德亮接替宋希濂为行辕参谋长。西北行营、行辕是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在甘、宁、青、新四省的代表机构，通过它把四省完全置于军事统治之下。1946年4月，三青团甘肃支部由寇永吉接替宋恪任干事长、张开选接替寇永吉任书记。9月，张维代替朱绍良为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主任委员，陆锡光接替韩光任书记长。

2.建立省县（市）参议会，制造“反共”舆论

甘肃省政府改组较晚。国民党中央继续利用谷正伦在甘肃执行两面政策，在准备内战的同时，又伪装民主以抵制人民关于和平、民主的要求。1945年8月—9月，甘肃省按照南京政府的布置，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匆匆走完了“民选”代表、议员的过场。到10月中旬，全省建立了保民大会6913个，乡镇民代表大会766个，县市参议会69个。据67个县市参议会的1171个参议员社会成分的统计，农民占7.1%、工人占3.2%、商人占8%、教育界人士占29%、士绅占46.7%、其他人士占6%。^[1]仅从上述官方统计，就可看出这个所谓民意机构，主要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反映出国民党地方政权的封建性。(www.xing528.com)

1945年11月20日，第一届第一次甘肃省参议会开幕。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候选人张维当选为议长，三青团甘肃支团部候选人郭维屏当选为副议长。三青团对此不满，纠集过半数议员离会，会议被迫中断10天。谷正伦被迫以多委派三青团系统的人当县长为条件，才得以复会。22日，省参议会正式开会，第一件事是致电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要求“制止中共暴行”^[2]，随即听取省政府工作报告后，于12月8日闭幕。从上可看出，国民党标榜以“结束党治，还政于民”而成立的省参议会，实质上是国民党为了发动“反共”内战而成立的一个御用机构，同时也为统治阶级内部瓜分和争夺统治权力而增加了一个场所。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民主党派都要求国民党取消特务制度，保障人民的人身自由，反对任意捕人和秘密处决政治犯。为了敷衍人民，行政院颁布了《保障人民身体自由的办法条例》，甘肃省政府曾在报上公开要求其下属各级政府“切实执行”^[3]。1946年2月25日，兰州市各民众团体奉令成立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甘肃筹备会。但就在这一天，中共甘肃工委书记罗云鹏，在甘肃省政府的监狱中被关押6年之后，被秘密处死^[4]。

制造“反共”舆论，是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一个重要步骤。1946年元旦，朱绍良在《甘肃民国日报》上诬蔑共产党“以割据与战争的方式来破坏国家的统一与建设”。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后，国民党在甘肃掀起一股反对政协的反动舆论，留兰州的国民党参议员致电重庆参议会，声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于法本无所据”^[5]。企图否定政协的合法性和政协决议对国民党的约束力，为国民党中央后来公开撕毁政协决议、破坏国内和平作舆论上的准备。

中国民主同盟当时同中共一道争取和平民主，因此，国民党也攻击民盟，诬蔑“中共倡乱，民盟附和”^[6]，要求对民盟采取制止措施。1946年5月—8月，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操纵和组织下，兰州市和许多专县都举行了“反共”的集会和游行。国民党在甘肃制造的“反共”舆论达到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