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农牧业抗战时期：农田水利投资，农业增产保稳定

六、农牧业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保证军需民食、后方的稳定，政府比较重视农牧业的生产，大量投资兴修水利，建立推广新技术的机构等，促进了农业生产稳定增产，也保持了畜牧业的平稳生产。

农田水利事业。战时甘肃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中央。1937年中国农民银行开始通过合作委员会办理农贷，1938年经济部拨款资助修建湟惠渠。1939年后，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局都参加了对甘肃的农贷。1940年四行总处发放甘肃农贷2000万元，其中农田水利专款400万元，占农贷的20%。到1941年，甘肃农贷达到4420.1万元，占大后方农贷总额的8.9%，居大后方19个省之第4位，列西北第1位。^[31]1941年4月，甘肃省政府同中国银行合资组建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资本1000万元，按“省三行七”原则分担，以宋子文为董事长。^[32]1942年增资至6000万元，专门统筹、规划、办理甘肃的农田水利、森林、畜牧事业。从此，甘肃水利事业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1942年9月，全国农贷集中由中国农民银行办理。到1943年年底为止，甘肃农贷总额为14000万元，其中农田水利贷款为9236万元，占66%，其比例远远超过1940年的20%。这时的农田水利建设分为三类：①新修大型水利工程；②新修小型水利工程；③修复旧渠。^[33]

表4-19　抗日战争时期甘肃新修大型农田水利工程表

新修大型水利工程。到1943年底，共贷款8400万元，实际支出7858万元。这类借款开始都由甘肃省政府承借，1941年后都由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主办。水利工程具体操作是由当地农民以合作社或农会名义向银行借款自筹款项办的。当时列入工程计划的全省共11项（见表4-19）。工程开始进展顺利，有4项工程竣工，有两项工程主体部分完工，支渠等配套工程尚待完善。受益面积超过35万亩。其中洮惠渠工程第一期于1938年完工。1942—1943年为第二期扩大工程。其余7项工程由于开工较晚（一般在1942年后），1943年后通货膨胀剧烈，所拨工程贷款，数额虽巨大，但购买力很低，致使工程进展缓慢，以后在1947年前陆续完成5项，而兰丰、平丰二渠则全部停工。^[34]上述水利工程全部完工后，每年每亩地可增加粮食1石，总共可增加粮食35万石。

新修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贷款400万元。分配各县的贷款和工程款如表4-20所示。其中皋兰、靖远两县部分贷款用于修建水车，永靖、兰州市贷款全部用于修建水车。

表4-201941—1943年新修小型水利工程表^[35]

修复整理旧渠工程款，1941—1943年为4359610元，分配给皋兰、张掖、高台、山丹、兰州、靖远、永靖、天水、榆中、临洮、泾川、洮沙、敦煌、武威、定西、宁定、甘谷等17个县，受益土地共有1167715亩。另在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主持下，修复河西旧渠49处，灌溉面积达140万亩。^[36]这两组数字显然绝大部分是重复的，后者可能包括前者有关地区的全部。

甘肃农业改进所和西北羊毛改进处。1939年，甘肃农业改进所成立，经济部西北畜牧场、省立第一农事试验场、沿黄造林办事处都划归该所，并在各专区设立农业指导所；1940年在其下设立农业推广组，以推广新的农业科学技术：鉴定、培育、引进良种，当时比较成功的是泾阳302冬麦种子、武功774和美国玉皮春麦种子；经济价值较大，影响较持久的是美国蜜露瓜的引进，即后来的兰州白兰瓜；在防止小麦黑穗病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在陇南、甘南等地区对天然林进行了调查；在天水、兰州、定西、靖远、皋兰、徽县等地设立苗圃，进行种草育林实验。根据甘肃缺棉、缺糖情况，引进美国优良棉种德字棉、斯字棉进行栽培，试验推广，并宣传扩大棉田，1942年扩大棉田2万亩；甜菜制糖试验，也获得了初步成功。

1940年，农林部在岷县（1944年迁兰州）设立西北羊毛改进处。在此之前，甘肃农业改进所已接收原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西北种畜场（夏河）。1938年与军政部合办山丹牧场，筹设洮岷、陇南、陇东、河西4个畜牧场，以改良家畜为中心工作。西北羊毛改进处成立后，又在岷县野人沟设绵羊总场，鉴定土种优良羊5.2万头，购进新西兰纯种毛用羊150头，推广美利奴羊种及达字羊等480头，开展蒙藏羊、岷羊等优良土种之纯系育种、杂交育种及繁殖。1942年在海原、夏河、卓尼设立推广站，1943年在青海、武威等地设立推广站。

1941年2月，卫生部在兰州设立西北兽疫防治处（从1934年成立的西北防疫处分出），主要任务是防治牛羊等家畜及驿运、盐运牲畜之疫病。下设5个流动防疫队及宁夏、青海两个工作站。防治处还下设洮南牧场（后迁兰州），附设各种实验室。其所属血清制造厂，1941—1942年制成牛瘟脏器苗24.5万CC和抗牛瘟血清21.7万CC。^[37]

上述三机构的成立，标志着甘肃的农牧业在现代化方面开始起步。

农垦。为了安置从沦陷区流亡到大后方的难民和从前线退役的荣誉伤残军人，国民政府在大后方设置了6个农垦管理区。其中在甘肃境内的有两个：一个在岷县，土地7049亩，到1943年共安置难民698人，“荣军”221人。一个在河西，初设酒泉，后迁永昌。土地24319亩，其中耕地3148亩，安置“荣军”51人。^[38]

农业、畜牧业生产量。战时，甘肃的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粮食生产超过战前7年平均产量的9%。这是一个历史性成就，是民国时期农业生产的高峰。

对表4-21、表4-22，作如下说明：①1937年至1942年的数字采自《国民政府年鉴》第一回（1943年）附表；1943年数字采自《国民政府年鉴》第二回（1944年）附表。1944年、1945年的数字采自许道夫前引书表18、续表1。三者都来源于《农情报告》。②“抗战八年”，这8年在农业生产上怎样计算?本书采用1937—1944年这8年的。因战争开始和结束，都在本省大秋作物收获之前。而农业产量只能在大秋作物收获以后才能计算。而收成好坏的社会影响也是在收获以后。因此，本书将1945年的产量列入解放战争时期。但两表仍将1945年产量列入，以供参考。③两表中的总产量、平均产量、指数，都是作者计算出的。

表4-21　1937—1945年甘肃省油料作物、棉花、烟叶产量统计表

从表4-21、表4-22可看出，这期间，粮食和油料作物产量都比较稳定，而且都超过了战前平均水平，1938年、1939年、1944年粮食产量还超过了大丰收的1935年和1936年，创造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新纪录。总计8年平均产量为战前6年平均产量的109%，远高于大后方15个省同期的101.2%。这个成绩是在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在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生死搏斗的过程中创造的，这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粮食的增产，保证了甘肃有能力完成国家分配的供应前线军粮的重要任务，也使甘肃免于通常伴随战争而出现的大范围的饥馑（由于自然灾害而出现的小范围饥馑还是有的）。甘肃粮食的增产，对当时的通货膨胀也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兰州物价指数，战前高于全国，战时低于全国，这是个重要因素。但也应看到，甘肃战时粮食增产，仍然是处于低水平状况；增长幅度低于同期的邻省四川的12.38%；人均水平也很低，战时大后方人均粮食为644斤。^[39]而甘肃在大丰收的1943年也只有472斤，差距是明显的。

从同一统（估）计口径看，棉花产量较战前减少25%，主要原因是棉田面积的减少。1931年至1933年的3年间，累计棉田为832万亩，而1937年至1941年的5年间，累计棉田才794万亩。这种状况，使甘肃在同省外的贸易中，输入棉花及其制品成为一项重要任务。烟叶产量平均减产10%，主要由于国内市场的缩小。

表4-2　21937—1945年甘肃省农区家畜饲养量统计表

说明：1937年至1939年数字采自《农情报告》第7卷，重庆版，1940年数字缺。1941年数字采自经济部《经济建设季刊》创刊号登载的《农情报告》数字。1942年数字采自《国民政府年鉴》第二回，1944年；1943年、1944年数字采自前引许道夫书表17。

牲畜及其产品在战时全省人民的经济生活、对苏偿债贸易、省内外贸易中以及交通运输中，都具有重要意义。从表4-22看，1937年和1941年的家畜总量超过或接近战前的1936年，而山羊的年平均总量则超过1936年的3.68%。从整个时期来看，平均年产总量虽低于1936年，但还是比较平稳的，未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在“三征”负担极其沉重、大牲畜（马、骡、驴）又频繁被征用、征购的情况下，年平均总量比1936年减少4.9%，这也是全省农民竭尽全力才争取到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减产牲畜中，以猪为最，数字逐年下降，减产幅度最大，达到15%。这反映出作为饲养基地的甘肃农区，由于“三征”沉重，饲料困难，一年比一年更加严重。

表4-23　1941年甘南牧区的牲畜估计表

说明：数字采自顾少白《甘肃西南边区之畜牧》，载《西北经济通讯》1942年，转引自《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

《方志》1936年第9卷第3～4期载张元彬《拉卜楞之畜牧》一文，估计夏河地区5700户牧民拥有绵羊1169000只、山羊21000只、马35750匹（其中含少数骡）、牛113750头、驴2100头，合计1341600头（匹）。

表4-24　祁连山北麓牧区草场、牲畜等有关情况估计表

说明：1.表4-24数字采自《甘肃少数民族》第189页、201页、248页、285页、298页等。阿克塞等草原面积原为1743万亩。%%2.黄番，原分黑黄番、黄黄番，新中国成立后称裕固族。

河西走廊安西北的马鬃山区草场面积约23025平方公里，牲畜头数不明。永登境内藏族牧民在松山一带游牧，牧畜头数也不明。

表4-23是根据教育部拉卜楞巡回施教队的46份调查表制定的。表4-24中的牲畜头数是在1940年以居住在酒泉南部祁连山北麓的色日腾、马场、盐池湾、乌呼图勒、别盖等5个蒙古族部落（其中乌呼图勒部的属民为藏族）418户、2174人所拥有牲畜汇总而来。表4-23、表4-24所反映甘肃两大牧区的数字，不像农区那样具有连续性，无法前后比较。但我们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般年景下的存栏量。从两表我们可以看出：两大牧区的牲畜总头数当在200万头以上，加上农区的存栏量600万~900万头，那么甘肃全省的牲畜头数应在800万~1100万头，与青海省（含青海牧区）在数量上差不多，仅次于新疆。两大牧区的畜牧业，是甘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陈南夫：《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摇篮》记载，从1938年至1949年，玉门油田的原油产量占全国同期石油总产量的90%以上，约占旧中国45年石油总产量的70%以上；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占全国天然石油产量的80%以上。《西北近代工业》，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2]《资源委员会经办事业一览表》，《资源委员会公报》1946年第10卷第3～4期。全表共110个单位，剔除服务、事业单位11个，战前5个，战后接收各部单位9个。另参考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第501～506页。(www.xing528.com)

[3]前引许涤新、吴承明书第559页。又，天水福新五厂日生产能力另一说为日产400袋或700袋。

[4]程麟荪：《论抗日战争时期资源委员会的企业活动及其历史作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5辑。

[5]陈真：《近代工业资料》第3辑。

[6]前引许涤新、吴承明书第500页。

[7]前引《资源委员会经办事业一览表》，又孙越崎《记甘肃玉门油矿的创建和解放》一文载：1942年，玉门油矿有职工6800人。见《西北近代工业》（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8]《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48年。

[9]战时后方五大煤炭基地：川康、滇黔、湘赣、广西、陕甘豫，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战略措施研究》一书。

[10]《国民政府年鉴·甘肃》第2回，1944年。

[11]甘肃化工材料厂出产的硫酸、盐酸，足够供应西北地区甘、宁、青、新四省的需要。

[12]王树基：《甘肃之工业》。

[13]近代工业部分除了已注明的，主要参考书有：陈鸿胪《甘肃省之固有工业及新兴工业》、王树基《甘肃之工业》，甘肃省银行印行；《西北近代工业》，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14]《甘肃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

[15]《国民政府年鉴·甘肃》第1回。

[16]《中华年鉴》，1948年；许涤新、吴承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530页。

[17]邮电通讯方面的资料采自《国民政府年鉴》第一、二回；《中华年鉴》，1948年；许涤新、吴承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刘子敏：《解放前甘肃电信事业发展概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1987年。

[18]关于抗日战争中苏贸易的参考资料有：《国民政府年鉴》第一、二回；马公瑾：《中国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述略》；钱昌照：《资源委员会始末》，《文史资料选辑》；孟宪章等：《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

[19]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西北商业概况》，陕西人民出版社，1952年。

[20]陈鸿胪：《论甘肃的贸易》，《甘肃贸易季刊》1944年第4期。

[21]陈鸿胪：《论甘肃的贸易》，《甘肃贸易》1943年第4期。

[22]洪文翰：《谈谈甘肃的商港——碧口》，《甘肃贸易》1943年第4期。

[23]④前引陈鸿胪文。

[24]《中华年鉴》，1948年；《国民政府年鉴》第1回，1943年。

[25]杨自舟等：《清末至抗战间副茶行销西北简述》；王世昌：《甘肃茶销概况》。

[26]顾祖德：《甘肃贸易公司三十一年度业务报告》，《甘肃贸易》1943年第4期。

[27]李中舒：《甘肃农村经济之研究》，《西北问题论丛》1944年第3辑。

[28]前引李仲舒文中农贷部分。

[29]《兰州市金融业概况》，《中央银行月刊》1947年新2卷第4期。

[30]金融业务部分的资料，参见张令琦《解放前四十年甘肃金融——货币简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王恭《解放前夕的兰州金融》（《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

[31]黄立人：《论抗战时期的农贷》，《二十世纪中国的农村》，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

[32]陈真：《中国近代史资料》第3辑。

[33]李中舒：《甘肃农村经济之研究》，《西北问题论丛》1944年第3辑。

[34]张心一：《六年来甘肃生产建设》（1941—1946年）；李中舒：《甘肃农村经济之研究》；《国民政府年鉴·甘肃》第1回，列表项目与此表完全相同，但每个项目的工程款、灌溉亩数略有不同，工程款共计8500万元，计划灌溉田亩共53.2万亩。

[35]采自《西北问题论丛》1944年第3辑，第71、72页，前引李文。

[36]《中国银行投资卷》，上海市档案馆，转引自陈正卿、赵刚《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西北投资活动论述》（《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另据《国民政府年鉴·甘肃》第2回载：甘肃修复旧水利工程款，年拨1000万元，仍不足，向四联总处申请，设酒泉工作总站，共计49处，已受益110万亩。

[37]《国民政府年鉴》第一、二回。

[38]《经济汇报》1943年第7卷第6期。

[39]吴伟荣：《论抗战期间后方农业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