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省商业活跃，茶、纸张、皮革、药材销售超过1000万元

四、商业

抗日战争前期，甘肃的国际贸易主要是对苏联的贸易出现了空前繁荣景象，它在政治、军事上的影响也是空前的。抗日战争爆发，中苏两国还在谈判过程中，苏联各种军火即源源不断经过新疆、甘肃，由中央政府分配于全国各战区。中国则以皮毛、生丝、药材、茶叶、桐油等农牧产品以及锡、钨、铋等矿砂偿还。其中皮毛以外的7种农产品共64157吨，矿砂共56409吨。畜牧产品、药材（大黄等）基本上由甘、宁、青、绥（今内蒙古）四省区筹集。与此相适应，四省也设立机构进行收集采购活动，四省区内商业十分活跃。在对苏贸易中，兰州的地位十分重要。中央政府在兰州设立贸易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后改为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经办中苏贸易有关事项。它每年可收购羊毛10万担（1942年后每年约六七万担），驼毛三四千担，哈尔（旱獭）皮1939年和1940年每年30万~40万张，猾子皮最多时1年收40万张，山羊皮1940年前后每年40万~ 50万张，羔羊皮年约20万张。1942年，复兴商业公司在兰州收购宁夏、青海羊毛25000关担。这些羊毛是1938年、1939年西北办事处向宁、青两省政府订购的，并预付部分贷款（宁夏60%，青海合同为100%，实际也是部分），价格也比较高，每老关担（约120市斤）为50元，1942年为500~800元。甘肃在夏河、西峰镇、平凉、固原、海原、张掖、酒泉、安西等地设有代办处或仓库，从事收购转运工作。而兰州则是畜牧产品最大的集中地和转运站，与苏联签订供货合同，苏联人看货样（皮毛、茶叶等）都在兰州进行。^[18]

下面两表是中苏两国政府关于中国向苏联出口农畜产品的记载。

表4-15　截至1943年中国向苏联出口货物统计表

说明：采自《国民政府年鉴》第二回，1944年。

表4-16　1938—1945年中国向苏联出口农产品统计表

抗日战争初期，私营商业一度活跃。当时，对苏出口由国家统制，原来经营对苏贸易的极少数私商，受到一定影响。但甘肃对苏出口物资的收购量大都未超过省内年产量的半数，他们仍可转向对内经营。这时洋货来源基本断绝，国内市场空前扩大，加上近代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的发展，都促进了国内、省内市场的活跃，这集中反映在全省商店数的急剧增加上。在这方面兰州是一个缩影。兰州市的商店1941年为1100户，1943年为1398户，1944年猛增至2071户，1945年为2178户。^[19]下面是甘肃省公布的1942年34个县的商店调查。^[20]

表4-17　甘肃省34个县商店调查表(www.xing528.com)

上述统计仅占甘肃全部县的一半，而且还不包括河西著名商业中心凉州、肃州，兰州以东的平凉、天水以及当时甘肃的四大商镇：碧口、西峰、八坊（在临夏）、马营（在通渭）。^[21]碧口镇1942年输出输入货物总值达10335万元。其中茶、纸张、皮革、药材的营业额均在1000万元以上，药材达到3000万元以上。^[22]根据上述情况，当时有的研究者估计1942年甘肃全省的商业营业额达28亿元。从外省输入商品总值为25亿元，输出商品总值为5亿元。二者很不平衡，相差达4倍。输出商品依次为毛皮、药材、水烟、食盐等土特产，输入商品主要是棉花、布匹、纸张、茶叶、百货、五金、西药、糖、酒、粮食等日用品。^[23]

1942年后，甘肃商业市场开始出现不景气现象，一方面日用工业品缺短，另一方面则是土特产滞销。“必需品的供应最少，而非必需品则充斥于市场”，烟糖专卖店很少有商品供应市场。但是，商业机构增多，特别是一些官办的工厂也开设商店，实行产销一体，推销自己的产品，如雍兴公司兰州供销处、水泥公司销售处、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军政部织呢厂等也致力于产品销售。④这些情况的出现，直接反映了通货膨胀的现实和统制重要物资、管制物价的结果。由于工业产品成本很高，而产品的价格不能随之相应提高：工厂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慢，利润减少，甚至亏本，而商业利润则较工厂为高。因此厂家纷纷介入市场，有些工业资金已转入商业，或囤积一部分看涨的商品，或抢购日用生活必需品而保值。于是，一部分商品（金、银、粮、棉等）成为投机对象，市场呈现畸形繁荣现象。而正常的商业、民营商家则受到排挤、损害，因政府统制、专卖物资日益增多，经营范围缩小。人民的购买力则因赋税日益苛重而萎缩。甘肃的一部分皮毛、药材、水烟等土特产转向沦陷区输出。这些都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专卖制度和机构。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对重要外贸物资如钨矿砂、锡矿砂、生丝、桐油等都统制，限制自由贸易。在对苏偿债贸易中，甘肃由于皮毛资源丰富，通过挂牌（公布收购价）收购，已能满足外贸需要，故未实行皮毛统制。1941年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定对食盐、卷烟、火柴、茶叶、糖、酒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与此同时，成立相应的专卖机构。

西北盐务管理局。即西北盐务税收局，既是行政管理机构，又是商业经营机构。1940年在兰州设立，统制甘、宁、青三省盐的生产和销售。1938—1941年，对食盐实行民制官收、酌给利润的政策。但税收（产税和销税）奇重，约为成本的11～12倍。^[24]1942年，食盐正式实行专卖。每人月定量8两（合250克）。1941年甘肃销盐6745万斤，1942年销盐7155万斤。平均每人每年约10斤。1942年，甘、宁、青三省产盐188万市担，向陕西、河南、绥远（通过政府渠道）销售45.41万担。1944年后，改为委托商人收购。

甘宁青烟类专卖局。1942年11月，先后在兰州、武威、天水等地设立烟类专卖局办事处。1943年5月甘宁青烟类专卖局在兰州成立，在兰州、临洮设业务所，在西宁、宁夏设区办事处，业务上辖青海、宁夏全境。1943年税收3000万元。

农本局福生陇庄。后改为花纱布管制局兰州办事处，是统制棉花、棉纱、布匹等物资的官方商业机构。但甘肃产棉很少，远不能自给。这些商业机构的主要业务是从陕西、河南收购（主要是通过政府同类机构）棉、纱、布到甘肃进行分配、销售。1942年在甘肃销售陕棉20万斤，但棉纱、棉布的供销量很少。

中国茶叶公司兰州分公司。茶叶为对苏贸易物资之一，成为统制物品。甘肃不产茶，但却是全国主要销售市场之一，兰州又是茶叶转销西北的主要集散地、对苏输出茶叶的集中点，故兰州多年来是茶商的聚集地。抗日战争前，兰州茶叶公会有会员四十几家，1942年增至60家。1940年，兰州销售细茶293744斤，粗茶799207斤。当时茶商还存有已完税的茶票4000张（每张茶票已纳税40元，加上贴印花1元，共计41元），每张可购散茶压制砖茶4625斤。1942年，茶叶实行专卖，中茶兰州分公司成立，在甘肃的茶商被迫把700多张茶票的茶叶售予中茶兰州分公司，茶叶公会被解散。1943年后兰州茶商仅剩下6家，多数茶商被迫转业。这是国民政府实行统制、专卖政策，排挤、损害民营商业最典型的例子。1942年，中茶兰州分公司全年供应甘肃茶叶277.8万斤，约为战前的53.4%。其中兰州门市部日销售砖茶300块左右（每块3市斤）。1943年，从湖南、汉中等地运甘砖茶749519斤，散茶188586斤。^[25]

甘肃省贸易公司。1941年6月成立，属官商合营股份公司，原定集资2000万元，实收官股704万元、商股203.7万元。但公司的决策权、经营权都操纵于省政府及其代理人手中，故一般人都认为它是地方国营公司。它在平凉、夏河、靖远、张掖、张家川、临夏、渭水、武都、敦煌等县市都有分支机构，在重庆、西安、宝鸡、洛阳、四川广元设有办事处、代办处。经营的外销商品主要是羊毛、皮件、药材、水烟，购入在甘肃销售的商品主要是棉花、布匹、服装（按价格计占57.6%）、纸张（占10.7%）、茶叶（占9.5%）、糖类等日用品，1942年购入棉花15.1万斤、宽洋布26446匹、土布25484匹、申新纱1845捆、颜料3584斤、红白糖10万斤、川纸7万刀、洋纸593令、茶叶25886封，以及少量的西药、药棉、酒精、五金、瓷器、卷烟等。其中一部分棉花委托或出售给工业部门进行加工，起着扶持工业的作用。有的商品按照平价供应兰州市民，但为时很短。比较多的是以平价供应在兰的政府、部队机关人员。也有一些商品被少数人囤积居奇，利用通货膨胀以及平价、市价之间的差价而发国难财。^[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