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工业
东部工业区沦陷后,为了满足抗日战争对工业品的需要,国民政府对大后方进行投资,兴建了一批现代工矿企业。甘肃是资金和技术人才重点分配地区之一。战时主管工矿企业建设的资源委员会独资或与省、部合资在大后方兴建了85个厂矿企业[2],其中甘肃有10个,占11.76%,居西北各省之首,计有:①甘肃油矿局——玉门油矿;②甘肃煤矿局(含永登、阿干两矿);③兰州电厂;④天水电厂;⑤天水水力发电工程处;⑥甘肃机器厂;⑦华亭电瓷厂;⑧甘肃水泥公司;⑨甘肃化工材料厂;⑩甘肃矿业公司。前9个厂都由资委会主管经营,甘肃矿业公司(资委会和四行联合投资850万元,甘肃省政府投资150万元)由甘肃省政府主管经营。此外,资委会所属中央电工器材厂(总厂设在昆明)在兰州设立兰州电池支厂。这样以资委会投资为主的厂矿共有11个。
中国银行是战时在甘肃的第二大投资者。它直接投资或利用信贷投资的生产单位主要有:①兰州机器厂。②兰州制药厂、兰州化学厂。③兰州面粉厂。④兰州毛纺织厂。以上四厂属于雍兴公司系统。⑤甘肃水利林牧公司。这个公司在开发水利、农垦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与此同时,还兴办了一些现代工厂。
军政部在甘肃主管经营和兴办的工厂有4个:①军政部第二制呢厂,即左宗棠创办的兰州织呢总局。1938年由军政部向省政府租用,1943年后改为部、省联合经营。②兰州纺织厂。③兰州颜料厂。④第一军需局皮衣厂。
中央卫生署在兰州投资兴建西北制药厂。这是甘肃最大的西药厂。财政部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同爱国资本家刘鸿生在兰州创办全国惟一的西北洗毛厂。经济部、甘肃省政府、青海省政府与刘鸿生(占股份50%)等合资1亿元,于1943年开始兴建西北毛纺厂。
甘肃省政府、甘肃省银行还与中国交通银行合组兴陇工业公司(登记资本500万元)。其所属造纸、化学、印刷、瓷器等工业企业,在资金、规模上仅次于中央所属的企业。
著名民族资本家荣氏集团,把汉口福新五厂迁至天水,职工99人,日产面粉720袋。[3]这是战时迁甘的最大工厂,也是甘肃境内最大的独资民营工厂。
战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资,是甘肃近代工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公营企业的发展为民营工业提供机械、动力和一些原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为民营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甘肃的民营资本主义工业,在战时也有较大发展,主要分布在纺织、面粉、机修、冶炼、化学等行业中。但大多是中、小厂家,没有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民营厂矿,因而也没有形成较大的民族资本集团。
1943年,经济部中央工业实验所在兰州成立西北工作站,其任务是在技术方面对甘、宁、青三省的工业建设进行指导和帮助,是非营业性的事业单位。
20世纪40年代的老君庙
由于新建厂矿相继投产,甘肃近代工业的一些行业开始形成了规模生产,特别是能源工业的石油开采和冶炼,成为我国当时最大的石油和石油制品的生产基地。甘肃的近代加工业主要集中于兰州。从此,兰州成为我国西北粗具规模的工业基地。
延长油田支援玉门的顿钻
20世纪40年代的炼油厂
石油。全部集中于甘肃油矿局——玉门油矿,总经理孙越崎(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地质工程师严爽、孙健初。1938年,资委会开始投资勘探,到1944年共投资9.3亿元,折战前币值1030万元,占同期资委会投资总额(6821万元)的15%,是战时国家投资最大的厂矿,也是大后方新建的最大企业。[4]1939年第一口钻井出油,到1945年共钻井26口,生产原油7866.7万加仑(255546吨)、汽油1303.35万加仑(37092吨)、煤油511.6万加仑、柴油71.7万加仑。原油生产占全国的90%以上。1942年,全国进口汽油不到3万加仑,而当年玉门油矿生产汽油已达189.57万加仑[5],远远超过进口汽油。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共生产汽油、煤油、柴油、酒精及其他代用油等液体燃料共3625万加仑,其中玉门油矿产2000万加仑,占55%以上。[6]这是甘肃新建的现代工矿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大贡献。
当时,第八战区和甘肃省政府在物资上、人力上大力支持玉门油矿的建设,把酒泉、玉门、金塔3个县应征的壮丁全部拨交矿上当工人,使他们成为中国石油战线上的第一代职工。后来新中国石油战线上的一代楷模“铁人”王进喜,即是在1938年从玉门县到矿上当徒工的。玉门油矿的工程技术人员则来自全国各地。全矿有职员技术人员631名,工人5097名,合计5728名。从职工人数上看,玉门油矿在大后方是仅次于重庆大渡口钢铁联合企业的第二大工厂,但后者(又称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职工6516人)是汉阳、大冶、六河沟、上海等钢铁厂拆迁重庆及收购四川一些煤矿、铁矿等联合组成。[7]而玉门油矿则完全是新建的,它聚集着我国石油战线上掌握石油勘探、开采、冶炼先进技术的最大的工程技术人员群体,为中国石油事业发展奠定了技术和人才的初步基础,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www.xing528.com)
煤炭。甘肃煤炭资源丰富,分布较广。战前都用手工开采。战时,阿干、永登(窑街)两矿在生产中开始用机器,日产量80吨~100吨。用机械采煤的还有甘肃矿业公司的罐子峡煤矿,1945年上半年日产20吨。由于需求增长,手工采煤的矿洞也增多。民营平崇煤矿公司(平凉、崇信地区)各矿洞,日产最高40吨。战前全省产煤10万吨,1945年增至20万吨。[8]甘肃已跻身于大后方五大煤炭基地之一。[9]
电力。战时,兰州电厂发电容量由168千瓦增至974千瓦(调出60千瓦发电设备给窑街水泥厂未计入)。天水电厂由30千瓦新增加到108千瓦,天水水力发电厂建成后又新增180千瓦。天水共有发电设备容量318千瓦。玉门电厂设备容量为300千瓦。至此,全省发电设备总容量1648千瓦(零星设备未计入),是战前的7.8倍。但这些设备大都陈旧,发电能力达不到额定指标。
电气。战前是空白。1941年,华亭电瓷厂建立,职工350人,有磨粉机、炼泥机及多种实验装置,是甘肃机器生产电气陶瓷的开始。年产绝缘陶瓷90万件,销往西安、甘肃、宁夏。中央电工器材厂兰州电池支厂于1942年建立,月产“日月”牌A、B电池1.5万支,单节电池1000打,能满足西北地区的需要。
机器制造和修理。1941年在原甘肃机械厂(当时叫甘肃制造厂)和甘肃造币厂的基础上,成立甘肃机器厂,并购进一批新机器。职工214人,拥有马达18台,各类金属机床67台。1942年试验炼焦和设计全套(毛)纺织机成功。[10]1941—1943年,共生产各式车床、刨床、钻床、铣床135台、抽水机44台;还生产空气压缩机、洗毛机、梳毛机、织呢机、剪呢机以及汽车零配件共4000多台(套)。产品行销甘、宁、青三省,是西北设备比较齐全、产品品种较多的机器制造厂之一。雍兴公司兰州机器厂,规模仅次于甘肃机器厂,职工78名,有35马力电动机4台,各式机床10多台。生产弹花机、织布机、面粉机、镟床、锅炉,并修配机器零件。这个时期,甘肃的机械修配业发展很快。首先是适应修配汽车的需要发展起来的,其次是适应现代工业和手工业发展的需要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小型机械制造、修理厂和铁工厂、翻砂厂一时兴起。1944年,全省有机修厂46个,拥有金属机床185台。其中较大的有交通部西北公路局兰州汽车修理厂和兰州汽车配件厂、酒泉汽车修配厂、汽车兵团修车厂、甘肃省贸易公司修车厂、玉门油矿机械厂等。民营机修厂,仅兰州就有30多家,较大的有大东铁工厂、森森铁工厂、济生铁工厂、上海机器厂、益民路生产合作社、兰友实业社铁工厂等。这些工厂除了修理业务,还生产一些简易机器和交通工具,如弹花机、面粉机、织布机、纺毛机、梳毛机、织袜机、打土机、印刷机、钻床、胶轮车等。
水泥。1941年,资源委员会、中国银行、交通部、甘肃省政府,按4∶3∶2∶1的比例投资1200万元,兴办甘肃水泥公司(地址在永登县窑街)。日产100桶(每桶170公斤),1942—1945年8月共生产22539桶,能满足甘、宁、青、新四省的需要。
化学工业。用现代科技和设备装备的化学工厂首推西北制药厂(1943年,资本1000万元),次为雍兴公司兰州制药厂(1940年,资本200万元,1943年改为兰州实用化工厂)。一般的化工厂以甘肃化工材料厂规模最大(1943年,资本1460万元),次为省政府(后由省银行经营)的甘肃卫生材料厂、兰州颜料厂。[11]此外,兰州有10家民营化工厂。当时化工产品主要是硫酸、盐酸、硝酸、纯碱、烧碱、小苏打、颜料、黑色火药、化学油漆、西药酊剂、生物制品(疫苗、痘苗、血清、抗毒素等)。酒精制造一度兴起,除了一部分作药用,主要用作燃料。动力酒精主要产于徽县、平凉地区。徽县曾由资委会、省政府合资创办甘肃酒精厂,资金120万元。后撤销改组为甘肃化工材料厂。徽县还有通济酒精厂、动力酒精厂。徽县各厂年生产能力为6.5万加仑。平凉有中央、新民2个酒精厂,共生产4.1万加仑。1944年,甘肃共生产酒精10万加仑。
纺织业。这是甘肃最早起步的近代工业,也是甘肃战时发展数量最多的行业。甘肃的现代纺织业主要是毛纺织业。棉纺织厂数量不少,但没有一个现代动力和设备的工厂。因为甘肃羊毛资源丰富,棉资源缺乏。现代毛纺织厂主要集中于兰州,也是兰州支柱产业之一。主要有军政部第二制呢厂(工人258人)、兰州毛织厂(职工215人)、军政部兰州纺织厂(工人200人)。西北洗毛厂,为了中苏偿债贸易的需要于1940年筹建,1943年开工。资本500万元,职工300多人,年洗羊毛2000吨。西北纺织厂,1943年开始筹建,主要生产过程都用机器。战时建成了主要厂房、仓库,安装了主要设备;抗日战争胜利后投产。上述工厂的产品主要有军毯、呢绒、地毯、褐子、帆布等,质量都较好。当时,优先供给军用,也供应市场。据1944年统计,全省共有纺织厂206家、工人4167人,其中兰州62家(有12家已歇业),天水27家,平凉13家,榆中9家,武威8家,甘谷、秦安各7家,临洮、临夏、西峰镇各5家,陇西、礼县各4家,张掖、通渭、宁县早胜镇各3家,靖远、景泰、岷县、渭源、泾川、庆阳、武山、灵台等8个县各2家,西固、酒泉等17个县各1家。据对168家的统计:按所有制划分,公营15家,合作社73家,公司3家,合伙75家,独资2家;30人以上的工厂共37家,其中兰州23家,外地14家。大多数厂家毛、棉兼营,单纯的棉织厂只有30多家,其中30人以上的4家,以平凉国民党驻军九十七师纺织社80人为最多。上述工厂(工场)、合作社,全部集中于城镇,绝大多数使用铁木织机,但缺乏现代动力。上述厂、社,可生产宽面织品:纯毛呢4万匹、棉毛混纺织品2万匹、纯棉布14万匹、各种毛毯15万条、栽绒毯1万平方米、毛褐8万匹、土布10万匹、毛巾5万打、线袜2万打、毛线11万斤、毛衣3万套。棉毛手工业作为农村副业,在战时也有很大发展,其产量很可观。据1941—1943年调查(省贸易公司),甘肃农村年产毛衣35万套、毛褐29万匹、麻布150万丈(1尺宽)。土布生产,遍布于全省农村。据甘肃省银行1944年调查(38个县),全省共生产土布3099940匹(每匹宽9~13寸,长2.5~5丈),其中天水135万匹,武都50万匹,秦安45万匹,甘谷、成县各9万匹,民勤6.5万匹,武都5.5万匹,张掖5万匹,敦煌4.5万匹,庆阳3.4万匹。全省平均每人5尺左右。[12]可以看出全省人民特别是农村人民的穿衣主要还是靠手工纺织。
面粉工业。全省机器面粉厂共有4家,都是战时新建的。其中有3家在兰州市,以1941年建成的雍兴公司兰州面粉厂最大,设备比较完备,日产约1000袋(每袋22公斤)。民营西北面粉厂和民生面粉厂,分别建于1940年和1943年,日产分别为3000斤和1000斤。此外,就是天水的荣氏福新厂,它的机制面粉质地优良,开始供不应求。后来,麦价高涨,面粉售价则受到政府管制。面粉厂处于亏损中。
制革。甘肃皮革资源丰富,年产量在80万张以上。战时,土法硝皮每年在25万张左右。这时兴起一批采用新法鞣制、安装少量机器的工厂。1939—1943年,全省有25家。到1943年只剩下17家。主要集中于兰州、天水、武威、临夏四地。其中兰州最多,盛时21家,1943年为12家。各厂中以甘肃水利林牧公司的兰州制革厂最大,工人91人,1941年登记资本150万元,占17家244.5万元的61%。年产各种皮155000张,占17家总产量270000张的57%。民营以建国制革厂最大,1941年登记资本20万元,工人最多时达180人,1943年只有40人。上述各厂除了鞣革,都经营皮件加工,如皮衣、皮鞋、军用皮带等。
造纸。甘肃土法造纸很普遍,以陇南最多。战时出现了一批采用新工艺、拥有抽水机、蒸煮锅一类简单机器的造纸厂。全省有11家,其中兰州10家、天水1家,以兴陇公司兰州造纸厂规模较大。1944年改为甘肃省银行造纸厂,添置机器,扩大生产,日产书报账表用纸1万张。但整个说来,一般造纸厂机械化程度较低,只能生产土报纸和包装纸,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
印刷。战前兰州有印刷厂4家。1943年,兰州有35家,武威、天水等16个县有45家。其中以原省政府印刷厂规模较大,后改为兴陇公司印刷厂。1944年再改为省银行印刷厂。全省共有铅印机26台,铅字15付,石印机30台,石印版200块。铅印机大多集中于兰州;天水、武威、庆阳三地各有1台。其余各县都是石印。
火柴。1943年,全省有7家火柴厂(公司、合作社)。兰州有同生、光明两家公司,天水有炳兴公司、光华(永和)厂、工合伏羲城火柴社3个厂。此外有岷县中和公司、临洮华兴厂。1943年,7个厂共生产火柴4167箱,1944年生产3700箱。全省需要约5500箱,尚需要输入一部分火柴。产品以同生、炳兴二厂最优,规模以炳兴最大。1943年炳兴厂有职工260人,年产1375箱。二者都占7个厂的1/3左右。
卷烟。由于迁甘人口增多,卷烟供不应求。华陇烟草公司增资新购卷烟机和切丝机,年产量达2800箱。兰州、平凉、天水都新建了一批卷烟厂。1943年全省共30多家,其中11家在兰州,大都为手工卷烟。
水烟。甘肃传统的特产之一,是甘肃商品率最高的农产加工品之一。战时,水烟烟叶产量不如20世纪20年代的黄金时期,但大体上能保持20世纪30年代前期年产七八百万斤的水平。据1942年甘宁青统税局统计,当年报税水烟共为1210.4万斤(其中外销者约900万斤),需要原料烟叶约800万斤。水烟加工仍在手工作坊。1943年,全省较大作坊约100家。其中兰州城关45家(兰州西乡水烟烟叶产区有50多家小作坊未计入),榆中28家,临洮城区15家(全县70多家,大多为小作坊),靖远10余家,洮沙3家,陇西、渭源各10余家。
以上是战时甘肃近代工业(含部分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大致轮廓。表4-14反映战时近代工业在甘肃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在全国的地位。
表4-14 战时全国、大后方、甘肃工厂统计表
说明:1.1937年、1942年的数字,据国民政府经济部“工厂登记统计”;转引自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96、97页。
2.1935年,经济部颁布的工厂登记标准:①雇佣工人30人以上;②使用机械动力者;③资本在万元以上。1941年3月15日经济部重颁标准大体仍用此标准,因通货膨胀原因,表中资本数偏高。1941年还规定“除军用者外”,玉门油矿当时属军工厂,未计入上表。
3.1944年数字,据经济部统计资料,转引自李紫翔《大后方战时工业鸟瞰》等系列论文,载《经济周报》第1卷第6期至第2卷第6期。李文说明,“资本”指登记资本,已折战前法币,同实际数字相比,明显偏低。
从表4-14可以看出,1944年同1937年相比,甘肃工厂数增加23.44倍,资本增加21.47倍,工人数增加8倍。抗日战争八年间,甘肃近代工业的发展超过了战前70年,实际上还不止此。上述统计,不包括当时全国最大的厂矿玉门油矿。1941年中央经济部颁布修正的工厂登记法时,规定只登记注册民营企业,军用者除外。而玉门油矿生产的石油,是战时最重要的军用品之一,因而未列入上表范围。上表1944年甘肃全省资本为663万元,而玉门油矿的投资即为1030万元(均按战前币值计算),如果计入玉门油矿,则甘肃的资本数将增加1倍多,工人数也增长近1倍(抗日战争后期,玉门油矿工人增至1万人左右)。
从近代工业发展史的角度看,甘肃的工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它在全国的比重仍然很低,它的基础十分薄弱。它的20个左右的骨干企业,技术、设备参差不齐,大多一般,而且科技管理人员大都是外省籍人。一旦时局变化或决策有误,就会陷于困境。1944年后,甘肃工业除了石油,都逐步走向衰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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