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共对甘肃农民起义的评价
抗日战争时期,甘肃海固地区和甘肃南部地区的两次起义,基本上是自发的农民起义(西北民主政团虽然对甘南农民起义的发动有一定影响,但并没有领导整个起义)。两次起义的爆发和起义中的各民族团结,可以说是受中共领导的红军革命斗争精神和民族团结政策的影响。武装起义爆发后,中共对起义始终抱同情、理解、关怀的态度,并高度评价它的革命斗争精神。1941年7月,毛泽东亲自接见了海固地区第三次起义的领导人马思义等。对甘南民变,毛泽东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是甘肃人民的一次伟大革命群众运动。”[12]但中国共产党并未对两次起义的发生施加过直接的影响,更未直接鼓励国统区的人民进行武装暴动。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科学地分析和认识到当时中国各族人民最崇高的历史使命,是团结一致、驱逐日寇出中国。中共为此庄严地向国民党提出了四项保证,其中之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斗争”[13]。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庄严保证都信守不渝。因此,中共中央的基本政策是:“依据团结抗战的方针,对任何反政府民变都不干涉。”[14]在甘肃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党组织,都是坚决按照中央的上述基本精神行事的。如1938年2月1日《谢觉哉日记》载:“昨夜有红帮孙者,省府保安队警长来谈,似欲我们帮助他组织队(伍)。当晓以抗战的大道理,应该服从政府,叫兄弟都去应征。”在海固地区回民第二次起义期间,伍修权于1939年6月7日致中共中央电中也反映了同一态度:“马洪(鸿)宾同马国贞来我处面谈一次,我们劝他们应放弃目前反政府的态度,为求达民族解放,须从远大处着想,应有正确原则及行动方针,与他建议结束这次回变。”[15]1943年4月19日,周恩来在重庆接见任谦时更明确指出:“甘南民变”动手早了,有可能失败,但绝不能投降,应分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口号只能是“改善役政”,“改善粮政”,“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发国难财的”,“拥护抗战到底”等。[16]我们理解“动手早了”,是指“民变”的时机应选择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注释】
[1]《谢觉哉日记》1937年11月26日,《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2]伍修权:《兰州办事处(向中共中央)工作报告》,1941年7月,《甘肃党史资料》第2辑。
[3]1934年田赋实征额引自何让《甘肃田赋之研究》,转引自王致中等《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2年)(下),第268页。
[4]士心:《抗战四年来的西北财政与金融》,《甘行月刊》1941年第4~5期。
[5]转引自《甘肃史稿》第298页,原注。
[6]分别见《谢觉哉日记》、《向中共中央报告》,《甘肃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7辑,第91、113、172、173页。
[7]参见谢觉哉1938年2月1日的日记,载前引书第112页。(www.xing528.com)
[8]吴忠礼、刘钦斌主编:《宁夏通史·现代卷》,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3页。
[9]海固地区回民起义和甘南农民起义部分,参考书有西北师大历史系编的《甘肃史稿》、《甘肃近现代史》;中共甘肃省委党史征集委、甘肃省委党校编的《中共甘肃党史研究》及《中共甘肃党史丰碑录》、《甘肃统战史略》等。
[10]一说是4月初在岷县的申都、闾井。
[1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400页。
[12]《甘肃日报》1994年10月21日王世泰等《走共产党的道路抗日救国振兴中华》。
[13]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
[14]中共中央:《军委关于蒋介石进攻边区军事部署的情况通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集。
[15]《伍修权一九三九年六月七日致洛甫同志电》,《甘肃党史资料》第2辑,第67页。
[16]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甘肃统战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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