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役政是起义的直接诱因

一、起义的原因

在抗日战争期间，甘肃境内曾发生多次农民起义，国民党先后动用了10多个师的正规军才镇压下去，这在全国各省区是仅见的。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政府实行片面抗日战争路线，拒绝政治改革，把抗日战争与实行民主、改善民生对立起来，借口抗日战争而过分加重甘肃人民的负担，各级官吏又趁机敲诈勒索，超过了人民负担的极限。

当时威胁甘肃农民生存的主要是三种负担：一是兵役，二是田赋，三是摊派（苛捐）。

兵役。在抗日战争期间，当兵抗日是每个适龄青壮年的神圣义务，而中国人口众多，是世界上兵源最丰富的国家。因此，在抗日战争期间征兵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吏治不良，负责征兵的官吏营私舞弊，征兵成了当时最扰民的苛政。按国民党政府规定，征兵按保甲编户分批定期进行。一般按三（二）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的原则抽签。但实际上却常常是“贫穷无力者，独子必征；富豪有势者，多丁亦免”，因此，普遍流行的是抓壮丁、买卖壮丁的不成文制度。抓壮丁，即捕捉无钱无势的贫穷人民去当兵，即使是独子或不是当年应征的壮丁。1939年通渭马营乡杨马氏的独子被抓，杨马氏向乡县政府哭诉无效，悲愤地撞死在县政府门前。役政人员还经常在大路上捕捉行人以充应征壮丁。买卖壮丁，一种是应征户出钱雇人顶替自己当兵，更多的是在一区、一保或一甲分摊应征名额，雇人（在这种制度下产生了以专门卖壮丁为职业的“兵痞”）去当兵，由区长或保甲长按户分摊壮丁款。也有所买壮丁应征入伍后，被放纵逃走的。1937年底，甘肃每个壮丁身价高达500元。^[1]区长、保甲长通过多派壮丁名额，向所辖户多摊兵款，又少付款给被雇用的壮丁，甚至抓路人顶兵等办法，在一次征兵中可贪污中饱数百元，甚至数千元（每石小麦约10元）。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军队内部存在法西斯制度，不仅经常打骂士兵，而且官长在食、衣两个生活的基本方面克扣士兵，常使士兵发生非正常死亡。有人估计，在全国范围内从征兵到上前线，士兵死亡率在30%左右，在甘肃一些地方则超过这个死亡率。1937年腊月兰州城西华林山有两三百个壮丁因冻饿病而死，原因是接收壮丁人员把壮丁穿的衣服和钱全部掠夺而去，只发1套单军衣，每餐又不给吃饱。1940年9月，在谷正伦任甘肃省主席的就职典礼会上，甘肃知名人士张维对腐败的役政提出批评说：“老百姓并不反对兵役。可是如果将近一半的壮丁，在受训的期间，因为饥寒和病而死去，老百姓都十分寒心而不愿当兵。去冬有一个补充团，由平凉开赴兰州路上，冻死了四五百人，连逃出在内约减去了五分之二。最奇怪的是当官的觉得死了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人死了，可以将旧衣剥下，有所报销。如果逃亡了，就不好呈报了。”^[2]1941年发生了更严重的事件：10月，第二十六补训处在秦安、天水、甘谷等地征集壮丁2000人，由泾川王村开赴定西。因冻饿病而死亡1300多人。沿途尸体累累，定西村庄的草堆粪坑，塞满尸体，惨不忍睹。此后，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更大量逃亡。逃兵一旦被抓，立即处决。甘肃被征壮丁的命运是：逃亡是死，不逃亡多半也是死。而这种死亡不是在前线同日本侵略者的战斗，而是死于国民党官吏们的贪污腐败、草菅人命。当时社会上把当兵视为畏途、死亡之路，谚语云：“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时还有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躲壮丁。每到征兵期间，城镇贫民中的适龄青年大都外出“躲壮丁”。农村青年则逃往山里或庄稼地里，昼伏夜出，种庄稼也只能在日出前或黄昏后。“抓壮丁”造成整个社会笼罩着一层恐怖气氛。海原回民袭击乡公署解救被抓壮丁，马继祖在临洮东峪沟伏击师管区接收壮丁的队伍，分别成为三次回民起义和甘南农民起义的爆发点，表明黑暗的役政是起义的直接诱因。

田赋和摊派。前面从省、县预算角度总体上考察了甘肃人民负担增长的情况，这里从1938年和1942年甘肃农民负担的情况来考察其与海固回民起义、甘南农民起义之间的关系。1938年，是抗日战争后农民负担全面增长的一年。这时，田赋仍划归省财政。当年田赋收入为236.2万余元，折战前法币（与银元等值）为180.3万余元，与1934年的田赋征收数180.9万元^[3]大体相当。省级财政给甘肃人民增加的负担，是发行的200万元的建设公债，这相当于一年的田赋。中央政府从1938年开始实行征购军粮，甘肃征购数目不详。据甘肃省银行主办的《甘行月刊》披露，全省各种不同名目的苛捐不下50种，秦安仅牙佣的征收捐目就达13种，临夏更达14种。^[4]1938年给农民增加负担的还有包括田赋附加在内的各种摊派。据《固原县志》载：1938年征收的各种捐税，有牙税、磨税、煤税、骆驼税、百货统捐等25种。全省合计：县田赋附加1578271元，临时摊派2332777元，加上正常捐税，总计4788683元，为当年正常税捐的7.3倍，折战前法币为2985533元，是1935年县预算岁入的186%。因此，估计1938年甘肃农民的负担，至少较战前增加了1.5～2倍。这一年虽是丰年，但较战前仅增产10%左右，而负担却成倍增加。海固地区摊派中还有无偿劳役。1938年，国民党在固原大量构筑“反共”的军事工程和漫长的封锁沟。为此征发了大量的回民民工。役期之长，耗费之巨，对农事的严重影响，使农民难以忍受。(www.xing528.com)

1941年的田赋三征把甘肃农民的负担推到了最高峰。1942年在这个高峰群中位列第三。这年征实征购共1604600市石，加上征实的30%的省县附加共1845290市石。如按1937年7月每市石小麦9元计，值16607610元，是1937年田赋616029元的26.96倍。如按1935年每石小麦6元计，为11071740元，是1935年全省田赋征额（1819879元）的6.08倍。这种沉重的负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农民在向政府交粮时，还要受到粮管人员的刁难勒索，“他们不但多方留难，拖延时间，使农民在旅费短缺的情况下生活感到威胁；他们并对善良的农民肆行讹诈，农民的公粮经过他们用风车吹打、大斗计量以后，往往需加倍交纳，才能脱身。贫困的农民有许多被迫卖去牲口，乞讨返家”^[5]。

役政的黑暗，田粮的苛重，苛捐杂税摊派的无度，官吏的敲诈勒索，使当时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中央代表谢觉哉感叹道：“在压迫下的民众，自然无法振起抗日战争的情绪，使他们觉得国家可爱”、“甘肃吏治黑暗，可以考得头名”。而形成这样的局面，“腐败的政治要负第一等的责任”。谢觉哉认为：“在抗战时候，非广泛的发动民间的物力（如救债）、人力（壮丁）无法救亡。发动得法，物力、人力用不尽，且因人力、物力的发动，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动不得法，不仅物力日缺、人力日少，且会增加社会不安，使社会走向崩溃，历史上不少这样例子。”鉴于当时甘肃的政局和社会情况，谢觉哉特别担心：“西北的确很危险的。敌人来攻，一无所有。就不来攻，也可能酿成民变。”^[6]谢觉哉这些认识是深刻的、科学的、有预见性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日战争路线同国民党片面抗日战争路线在对待民众的态度和发动群众的办法（政策）等方面的原则分歧。

甘肃的社会从1938年起就动荡不安，各地土匪急剧增多，国民党的保安队也发生哗变。^[7]省会兰州附近的皋兰、榆中两县贫苦农民则组织“无极教”，在皋兰北山一带起事，抗兵抗粮。靖远、景泰、永登、陇西等县农民都起来响应。但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1939—1941年海固地区的三次回民起义和1943年的甘南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