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陇东人民的负担
同全边区一样，陇东地区政府规定的负担共8种，其中边区政府规定的负担为5种、陇东政府规定的负担为3种。营业税由商人直接负担，货物税由消费者间接负担，公粮、公草、公盐代金，牲畜买卖税、斗佣、附加粮6种，则由农民负担。非正规税平均各县有二十四五项。
陇东人民的财力负担，正规的有8种，其中边区政府征收5种：公粮、公草、公盐代金、营业税、货物税。陇东政府征收3种：牲畜买卖手续费、斗佣、附加粮。非正规负担，全边区有52种，平均各县约二十四五种。在陇东有优抗粮、办学粮款、运粮路费、营业税附加、拥军募捐、军队过往吃粮、下乡干部派吃、灾荒费、救济粮以及各种募捐等。
公粮是陇东农民的基本负担。1944年，陇东分区共27万余人，共征收公粮3.13万石（每石300斤），每人平均负担1.1斗多（约34.6斤）。1945年，在全边区11个县调查正规负担情况，其中新正县占总收益的13.9%，华池县占11.2%，曲子县占16.7%，11个县平均为12.8%。
非正规负担中以优抗粮、转运公粮及临时摊派为重。据1945年在华池、曲子两县调查，华池有14项，曲子有21项。华池全县正规负担折券洋（边区货币）1297万余元，而非正规负担中的运输公粮一项（包括劳力负担折券洋）即为券洋1455万余元，超过了全部正规负担，致使华池全部负担占全县总收入的40.4%，成为全边区负担最重的县。曲子全部负担占总收入的32.8%，也超过边区规定的最高线30%。这些都引起边区政府的重视，并着手改进。[6]
同农民负担相比较，边区商人的负担是比较轻的。边区8种正规负担中，商民负担只有1种，即营业税，据1944年下半年对陇东商人的调查：李向荣纯收益125万元（大商），交营业税15万元，占纯收益的12%；张庵纯收益55万元（中商），交营业税6万元，占纯收益的11%；贺新民纯收益9万元，交营业税0.75万元，占纯收益的8.3%。非正规负担，在最重的一些城镇约为商民总负担的40%～60%（即营业税占总负担的40%～60%），由此推算，陇东商民的负担占其纯收益的25%以下。[7]由此可以看出，广大农民是边区这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石，他们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陕甘宁边区的农民负担如果同国民党统治区农民相比，那就轻得多了。
总之，陇东地区8个县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下，战胜了国民党搞摩擦、经济封锁带来的困难，建立了民主主义的抗日民主政权，并有效地进行了经济建设，同全区一起，逐步走向了独立自主的丰衣足食的道路，人民的生活有显著改善，成为甘肃境内唯一的一个巩固的抗日革命根据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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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放日报》1942年12月6日，新宁、新正二县辖区内有一部分地区原属陕西省，统计人口时，未作区分。
[2]参见徐世华《抗战时期陇东的工业和手工业》（《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8年）。
[3]毛泽东：《关于发展农业》，1942年12月；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9辑。
[4]《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解放日报》1944年2月10日。
[5]《中共甘肃党史大事记》，《甘肃党史资料》第1辑。
[6]上述资料引自《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六册，第183～199页。
[7]边区税务总局：《边区营业税的初步总结》，《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六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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