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临时工委；农村合作社和“工合”

%%四、中共甘肃工委被破坏；中共平东工委；陇南临时工委；农村合作社和“工合”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实行“防共、反共”政策，在甘肃不仅扼杀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对中共党组织和党员实行压迫、镇压。共产党员有的被逮捕，有的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也有极个别的叛变。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中共党内在组织建设上的“左”倾错误开始抬头。1939年6月，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指示甘肃工委整顿组织，审查党员。中共中央社会部错误地认定在文化宣传上有重要影响的丛德滋和于千为国民党特务。丛德滋在国民党监狱中壮烈牺牲，于千调到延安后被冤杀。在整顿组织时停止吸收党员，又清洗了一批所谓不可靠的党员，加上部分已暴露的党员调到延安，甘肃工委的党员到年底只剩下143人（其中兰州市40余人），减少45.8%。此时直接领导的组织计有1个市委、3个县委（榆中、靖远、徽县）和1个回民特支（兰州）、1个临时县委（武威县委，1940年后被国民党破坏）。

1939年5月，孙作宾调往延安。1940年1月，李铁轮任中共甘肃省工委书记。6月，中共甘工委准备召开会议，总结、检查、布置工作。6月6日，兰州市警察局清查户口，李铁轮、惠光前因未申报临时户口而住在罗云鹏家，三人都被逮捕。次日，工委委员赵子明作为罗云鹏租房的担保人，投案自首，以免引起事态扩大。1941年春节期间，李铁轮、赵子明越狱成功，罗云鹏、惠光前越狱后又被国民党逮捕。惠光前在狱中受尽折磨、病饿而死。中共甘肃工委遭到严重破坏后，先后由郑重远、罗扬实负责。在1941年底之前，郑、罗先后调往延安。中共甘肃工委领导机关实际已不存在。在此前后，榆中县委负责人因身份暴露出走，靖远县委也被破坏。1942年7月，中共中央要求甘肃地下党执行“精干隐蔽”的方针。这样，原中共甘肃工委系统未遭受破坏的组织和党员都处于隐蔽状态，同上级失去联系。

1942年8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成立甘（肃）宁（夏）工作委员会，恢复地下党的工作，孙作宾任书记，机关设在边区庆阳县城，领导国民党甘肃统治区的工作。随后，工委领导人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在1943年的“抢救运动”中，原甘肃地下党被错定为反革命的“红旗党”，原负责人和党员共30余人，都被批斗、管制、关押，以至刑讯逼供。陆云龙被迫害致死。1944年后，中共中央开始进行个别甄别平反，相当一部分原甘肃地下党员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才被解除管制、宣布解放。这样，甘宁工委虽宣布成立，但尚未开展工作就结束了。

抗日战争期间，在甘肃境内从事秘密工作的共产党组织，还有两个：一是陇东特委（陇东特别委员会），一是陇南临时工委。陇东特委于1937年7月建立，机关设在庆阳，对外称“陕甘宁边区政府陇东办事处”，书记袁国平。1938年袁调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由李铁轮接任。陇东特委曾组建平泾工委（新区工委）和平凉市委，在平凉、泾川等地发展了一批党员，但在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由于叛徒出卖，党组织遭到破坏。1940年4月，中共陇东分区党委（后称陇东地委）将新区工委、固原县委等所辖在国统区的党组织合并，组建平东工委。到1944年9月，在平凉、灵台、镇原、崇信、华亭、陇县发展党员104人，建立支部19个。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甘肃国民政府管辖区保存较完整的一个组织。

陇南临时工委，是中共中央决定由陕西省委派人在天水地区组建的。1938年6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董邦到天水，在国立五中和生活书店发展党员，组建了第一个支部。1939年2月，中共陇南临时工委组成，董邦任书记。陇南临时工委先后又组建了国立五中支部、国立五中甘谷分校支部、甘谷县委等组织，有党员34名，为中共后来在天水地区的工作开展作了一些准备，也为延安输送了一些干部。9月，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取消地委一级组织，陇南临时工委随即撤销。^[5]

关于合作社。中国农村在传统的农业劳动中，农民之间就有相互帮助、换工等优良传统，但这些活动都不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欧洲（德国、法国、丹麦、俄国等）关于把小生产者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以抵抗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兼并等的学说，开始在我国逐步流传开来。1920年，华北五省（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遭遇大旱灾，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有关负责人在募捐善款赈济灾民之外，还在一些农村帮助农民成立信用合作社，用低息或无息贷款贷给农民，帮助农民摆脱高利贷的残酷剥削。1923年6月，我国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河北省香河县成立。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央实业部内设合作司，作为领导全国合作社的行政机构。

1935年6月，甘肃省先后建立起10个合作社，其中皋兰县（今兰州市）有消费合作社6个、生产合作社1个，靖远县有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各1个，陇西县有消费合作社1个。但这些合作社缺乏股金，经营管理能力较差，后来只有2个合作社坚持下来，其余社都倒闭了。

1935年，中国农民银行兰州分行成立后，把在甘肃农村组织信用合作社作为重点，在皋兰、榆中两县组织成立信用合作社67个，有社员3836人，贷款91335元。此后，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在各地也逐步发展起来。1936年3月，甘肃省政府设立农村合作委员会，作为指导全省合作事业的行政机关。同年6月，省政府举办合作人员训练班，在社会上招收学生60人，经3个月训练后，派往各县办理合作指导及登记。1937年5月，甘肃省政府民政厅长罗贡华兼任省合作委员会委员长。1940年，蒋介石拨付甘肃省合作委员会专款150万元，作为发展合作社的经费。这年，甘肃省共发放合作贷款1400万元，其中用于农田水利和农业改进的投资达800万元。生产性用途占合作借款的50%以上。

经甘肃省政府提倡，合作社在甘肃较快地发展起来。1940年统计，全省67个县共有各种合作社5561个，社员270315人，集股金1032344元。其中信用合作社5415个、资金909478万元，工业生产社62个、资金29876万元，农业生产社52个、资金37731元，消费合作社16个、资金20409元，供给合作社3个、资金14000元，运销社6个、资金9760元，公用事业社5个、资金1490元。到1943年10月，全省合作社发展到6454个，有社员439627户，股金13064940元，公积金62万元，合计经营资金1399494元。其中消费合作社77个，其形式有省政府职工合作社，各机关、军队消费合作社，青年消费合作社，基督教会消费合作社，回胞消费合作社等。1944年11月18日，甘肃省合作社代表会议在兰州召开，有41个县的代表55人参加，会后成立了甘肃合作社联社，社址设在兰州。

据1947年4月的统计，甘肃的各种合作社有5608所，社员221012人，资金13774167元。其中：①省联社1所、县联社58所、专营联合社6所，共65所，股金26898121元。②专营单位合作社共8种，1441所，股金总额55421523元，社员87194人。其中信用社205所，农业生产社698所，工业生产合作社361所，运销合作社27所，消费合作社75所，供给合作社72所，公用合作社2所，运输合作社1所。③普通单位合作社4102所，股金总额55421523元，社员133818人。其中乡镇合作社590所，保合作社3512所。全省各级合作业务的贷款，主要来自中国农民银行。到1946年10月止，农民银行甘肃省分行、省合作金库及美国教会援华救济委员会等共贷出农业生产、副业、水利、农产运销、农业推广、实物、农田铺砂、供销、物件增加工等贷款共2153527273元。(www.xing528.com)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在甘肃。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占领了我国大片国土，中国的民族工业也受到严重的摧残。在沦陷区丧失了土地和产业的人民有些也被迫迁移到大后方。在大后方组织工业生产，以满足前线的军需和后方人民生活的需要，是当时一个重要课题。新西兰籍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等主张把流离失所的生产工人、技术人员和当地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工业合作社，增加工业产品，以满足军需和民用。

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在汉口成立（后迁至重庆）。到抗日战争后期，参加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合作社已达到3000个以上。合作社的业务范围包括纺织、造纸、皮革、皮毛、机器、木器、印刷、瓷器、缝纫、文具等20余种。1939年，中国工合在甘肃省的兰州、天水、平凉等地成立了事务所，在兰州组成了棉毛纺织、皮革、皮毛、缝纫、木器、机器、印刷、文具、陶瓷等不同类型工业合作社有38个。实行“社员集资，民主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办社原则。1942年后，还建有工业合作联合社、工合供销处、工合金库、工合军毯试验厂、培黎学校、工合医务所等机构。

1939年冬，兰州“工合”事务所，接受了承制军毯的人员和工合社员职工共700多人，共纺线70多万斤，制成军毯14万多条。后来国民政府军需总署对于工合所加工的毛毯感到满意，又委托加工100万条。这个任务主要由在兰州、天水、平凉三地的工合所完成。

关于兰州培黎学校、山丹培黎学校。艾黎在提倡工合运动过程中，还创办了几个专门培养从事工合运动人才的学校。其中最能体现他的办学思想的是他在甘肃兰州、山丹两地创办的培黎学校。办学的经费都是国际捐款。学生都免费入学，并供给衣食。学生来源于战时的难民儿童、农村贫困子弟、合作社社员子弟等。学生上午上课，下午实习劳动。学校有纺织、栽绒、机械、化学等实习工厂。兰州培黎学校于1942年秋创办。1944年底，原设于陕西双石铺的培黎学校迁至甘肃山丹，与山丹培黎学校合并。

【注释】

[1]《谢觉哉日记》1937年11月24日，《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2]孙作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甘肃的实践》，《甘肃党史资料》第5辑。

[3]谢觉哉、彭加伦：《在兰州之统战及党的工作报告》，1937年10月14日。

[4]中共甘肃省委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共甘肃党史大事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

[5]本节关于中共甘肃党组织的情况，参见中共甘肃省委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共甘肃党史大事记》，《甘肃党史资料》第5辑；中共兰州党史征集委员会：《抗战时期党在兰州的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