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省政府更迭与国民党甘肃党部改组

二、省政府的更迭和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改组

1937年3月，国民政府任命朱绍良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朱绍良到职前，由委员兼教育厅长田炯锦代行。5月，国民政府任命贺耀组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特派员，在朱绍良到职前代理省主席。7月，抗日战争开始，按国民党中央战时实行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体制，设立军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派驻兰州副主任办公厅，由贺耀组负责，以便他节制驻甘的国民党军队。贺在甘的任职仅半年多（1937年4月28日—12月17日），但这是国民党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时期。贺执行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政策中的积极方面，1937年7月17日，他主持成立了甘肃民众抗敌后援会。以后，他主持的甘肃省政府同中共甘肃地方组织一起，组织和推动了甘肃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贺耀组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营救了一批在河西失散的红军。总之，在贺主持甘政期间，是甘肃国共合作较好的时期，也是甘肃现代史上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政治思想比较活跃、城市抗日民众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

1937年12月中旬，朱绍良接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组他调。1940年，朱绍良兼任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主任委员，赵清正任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书记长。朱在甘任职三年。1940年11月中旬，谷正伦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谷的任命，打破了国民党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体制，甘肃成为战时西北地区实行军政分治较久的唯一省区。朱、谷二人在受命之时，各自都提出了治甘方针，即“在安定中求进步”和“在进步中求安定”。但是，考察他们的从政实践，就不难发现他们除了各自有一套亲信班子，都只是忠实执行国民党中央的既定政策，谈不上有什么自己的施政方针。朱绍良作为战区司令长官，在此时实为中央政府在西北地区（陕西除外）的代表，在协调甘宁青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协助蒋介石消除盛世才在新疆的割据，是比较成功的。在全民族进行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后方的西北地区没有出现大的动乱，朱绍良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在其主持甘政的三年中，先是解散各抗日救亡团体，扼杀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又积极执行国民党中央的“防共、反共”政策，导致了两次陇东事件，成为全国性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组成部分。此外，海固地区还爆发了三次回民起义，在抗日战争期间民众自发地组织起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统治，在全国还是第一次。朱绍良的“在安定中求进步”的治甘方针，并未成为现实。他主政时期，甘肃不仅在政治上出现了倒退，而且还出现了局部的动乱。(www.xing528.com)

谷正伦主持甘政期间（兼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主任委员），完成了国民党中央在战时设立临时参议会，实行新县制，设立特务机构，实施新财税体制、田赋三征等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大举措。可以说，国民党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贯彻到甘肃的各个基层单位，国民党统治力量渗透到甘肃的穷乡僻壤，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国民党吏治的腐败，也较前期加深。这些都给甘肃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它的直接反映就是1943年的甘南民变，它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在甘肃统治的危机。谷正伦企求的安定，也同样落空了。但谷正伦又是“幸运”的——战时负责国家对工矿投资的资源委员会，在西北地区组建了17个企业单位，而甘肃即占10个；中国银行投资组建的雍兴公司，在甘肃设立了4个厂。此外，军政部、卫生署、交通部、农林部等，也都在甘肃投资建厂（场）。这些国家投资的厂（场）矿企事业单位的组建，绝大多数是在1940年至1943年间。以它们为骨干，加上少数省营、民营的现代厂矿，在甘肃形成了较大范围的较大规模的先进生产力。这在甘肃近现代史上还是第一次。此外，在这个时期农田水利建设也颇有成就，主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和油料作物稳步增长。这样，甘肃的工农业生产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生产上成为旧中国时期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