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中华民国蒋介石统治

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甘肃统治权的确立

孙连仲奉令从甘肃撤退时，曾向冯玉祥建议：“甘肃地方情形复杂，应留得力部队震慑。”但冯认为：“打倒蒋介石是破釜沉舟之举，必须全力以赴。胜则放弃西北，败则仍回甘肃，此刻无留重兵必要。”这样，甘肃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无政府状态。

1.甘肃政局的混乱局面；“雷马事变”

省城政局的混乱。国民军撤退甘肃后，各派军阀争夺甘肃。1930年4月至1931年11月的1年多时间里，作为甘肃政治中心的兰州，常处于动荡之中。主要是出现权力真空，省政府主席没有一个合法的、深孚众望的人选。1930年3月，冯玉祥指定马鸿宾代理甘肃省主席，但马借故不就任。省政府由王桢、李朝杰、杨思、张维、赵元贞、裴建准、王廷翰、喇世俊等八个委员组成，以王桢代行主席职务。调酒泉国民军雷中田旅到兰州负责防务，并扩编为甘肃暂编第一师，下辖3旅：第一旅旅长高振邦（省会公安局长），第二旅旅长潘振云（原雷旅团长），第三旅旅长石英秀（原苏雨生部，此时收编）。出于对省城防务空虚的担心，王桢向马麒求援。马麒派马麟率部进驻兰州，任甘肃“剿匪”司令、省保安司令、甘肃宣抚使。7月，盘踞天水的马廷贤以反对国民军残余势力把持省政为名，组织甘肃联军向兰州进攻，同马麟部马步康骑兵团激战于定西。马廷贤部被击溃，但兰州震动。

12月，王桢因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败而辞职。省政府会议决定电请南京国民政府速派员来甘主持省政；在中央派人来之前由八委员共同主持甘政。1931年1月2日，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为新编第七师师长兼甘凉边防司令；15日，又任命马代理省主席。当日，马鸿宾即由宁夏到兰州就职。2月，蒋派马文车、严尔艾、谭克敏、刘秉粹4个观察员到甘肃；委派雷中田为新八师师长。这时，甘肃的主要地方割据武装已先后接受蒋介石的委任。从表面上看，似乎甘肃已经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接管辖之下了，实际上并非如此。

“雷马事变”。1931年7月，冯玉祥通过李世军向陕、甘两省的部属传达指示：陕西苏雨生部自邠州攻宁夏；雷中田部在兰州夺取省政权。苏雨生部在宁夏被马鸿宾部冶成章旅击败，退回邠州。雷与马文车合谋，于8月25日在兰州发动政变，通过战斗，解除了马鸿宾在华林山、小西湖、黄河北岸的驻军；在城内围捕马鸿宾未果。马部的大部分武装集中于兰州西的新城和其他郊区。后来，马鸿宾不愿双方扩大战争使地方糜烂，自动投到市公安局。从此，被拘留3个多月。26日，马文车以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委员名义召集“甘肃党政军学工商各界代表联席会议”，决定：雷中田任保安司令；组织省政府，以杨思、李朝杰、赵晚江、马文车、李克明、陈珪璋、鲁大昌、雷中田等13人为委员；马文车任临时省政府主席。在发动政变者内部，对如何处置马鸿宾问题，分歧严重。雷、马主张严惩，高振邦倾向缓和，后来主张释放马。临时省政府任命陈珪璋为甘肃陆军暂编第一师师长，鲁大昌为第二师师长，王家曾为第三师师长，高振邦为第四师师长兼兰州城防司令。

蒋介石在得知政变消息后，于8月30日致电雷、马：“马主席被禁闭，如果属实，实属反叛中央，目无法纪。限文到即将马主席恢复自由，行施职权。”后雷中田派参议阚东洲到南京向蒋介石陈述情况，请示中央处理，并无反蒋倾向。这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蒋对雷、马的态度有所缓和，对雷中田与马文车采取暂时默认态度，并电令马文车“留甘主政，暂勿回京”。

吴佩孚在兰州的活动。8月上旬，蛰居四川的老牌军阀吴佩孚到甘肃文县、武都、天水“游历”，还自称“兴国军司令”。10月12日在天水向兰州发出和平解决“雷马事变”的电报。雷中田看到电报后，决定迎吴到兰州。11月7日，吴到达兰州。10日晨，在吴的调解下，马鸿宾被释放。“雷马事变”和平解决。吴还派人到西宁同青海省代主席马麒洽谈。吴及其随员还广泛同甘、宁、青、新等省在兰的各方面代表人物接触。11月15日，由马麟领衔，有金树仁、马鸿宾、刘存厚、邓锡侯、雷中田、马文车等18人署名的青、新、宁、川、甘等五省将领署名的通电，主张在“日本强权侵略”的情况下，“一致敦请（吴佩孚）出山，主持对外军事”。通电发出后，马麟、马鸿宾又向蒋介石、杨虎城去电，否认参与此电。通电引起蒋介石震动。蒋的顾虑主要是：在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后，如西北再出现直系军阀复辟，那就更难应付了，于是蒋下令杨虎城派兵入甘平乱。

在王桢、马鸿宾主政和“雷马事变”期间，省政府的政策法令仅限于兰州及其附近的皋兰、定西等几个县，有时连定西也管不了，其余大多数县都被各种地方势力所割据。

2.地方势力的割据和蒋介石的收编

国民军从甘肃撤退和省政府权威下降，使甘肃出现某种程度的权力真空。各种各样的地方势力乘机而起，全省再次陷入严重的割据之中。甘肃河西一带为青海籍军队盘踞，凉州被马步芳部团长马驯盘踞，张掖、酒泉先为马谦盘踞，后又为马仲英、马步芳盘踞。陇东、陇南开始是各种武装蜂起，有的是溃军，或一旅、一团、一营；有的是各种名义的民团、自卫团；有的是民变武装，或一县一股，或一县数股。陇东还有在内战中失败的陕军或其他武装（含土匪），陇南还有越境的川军。他们之间互相兼并，逐渐形成几股较大的武装集团。陈珪璋师占据庆阳、平凉等陇东大部分地区。黄得贵、李贵清占据固原、海原等地，石英秀（陕西地方武装）占据静宁一带。王子元团盘踞靖远一带。马廷贤于1930年春到宁夏，将其旧部韩进禄（已为马鸿宾收编）带至陇南。5月6日，攻占天水城，屠杀平民3000余人（一说是4700人）。8月14日，马廷贤命韩进禄、王占林攻破礼县城。当时城内居民不到万人，被屠杀6000余人。盘踞甘肃中部陇西、临洮、岷县一带的是鲁大昌部。

1929—1930年10月。蒋、冯、阎、桂中原大战结束前，蒋介石为了战胜冯玉祥，捣乱冯的后方，将在甘肃所有反冯的或愿意反冯的地方武装，都招至自己的麾下，虽不供给其饷械，但给予某某路讨逆（冯）军的番号，计：第一路司令黄得贵，第二路司令鲁大昌，第三路司令陈珪璋，第六路司令王占林（占甘谷、武山、通渭），第十五路总指挥马廷勷（下辖马廷贤、马仲英两旅）。1930年6月，陈珪璋、马廷贤、鲁大昌三人派代表到固原同黄得贵商定：组织甘肃联军，消灭仍留在甘肃的国民军，即雷中田部；在天水设立联军办事处，马建谟（马廷贤代表）为联军前敌总指挥；陈珪璋为陇东路联军司令，黄得贵为陇北路联军司令，马廷贤为陇南路联军司令，鲁大昌为陇西路联军司令。7月中旬，四路联军以马培清为甘肃联军总指挥，进攻兰州。计划参加进攻的有：马廷贤部约7000人，陈珪璋的杨抱诚旅，鲁大昌部约600人。8月5日，马部占领定西。但杨抱诚旅到达静宁后，黄得贵部却进攻平凉。杨旅被迫回救平凉。鲁部的600人也未到达前线。马廷贤在定西被马麟部击败，退回天水。

新军阀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把在甘肃的目标由反冯转到寻找机会和代理人，以便把甘肃纳入其直接统治的范围。1931年夏秋，蒋介石把甘肃各式各样的主要地方武装（含国民军残留武装）给予新编陆军某某师（旅）的番号，计有新编：第八师师长雷中田，第十三师师长陈珪璋，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第三十六师师长马仲英，第十旅旅长李贵清，第十一旅旅长石英秀，还有暂编骑兵师师长马步青。马廷贤则被蒋介石潼关行署主任顾祝同任命为陇南绥靖总指挥（司令）。这时，黄得贵已被陈珪璋派人刺杀。可以说，甘肃的主要武装，都已经纳入蒋介石麾下了，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割据势力中的许多人依然如故的打家劫舍行为，掳掠奸淫如故。他们当中除了马步青，后来都被蒋介石的部下所消灭。

3.孙蔚如率陕军十七师入甘，暂主甘政

在“雷马事变”中，蒋介石任命的省主席马鸿宾被拘捕，蒋电令立即释放而被拒绝；但被北伐军打倒了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一到兰州，马鸿宾即被释放。最令蒋介石难堪的还是马麟等五省将领的通电，要求吴佩孚出山领导全国抗日军事。吴还亲笔写信给杨虎城，要与杨建立合作关系。杨把吴的亲笔信和有关吴在甘肃活动的情报全部汇交蒋介石，并请蒋派兵入甘平乱。这时，蒋的嫡系部队都远离甘肃，不得不下令要杨虎城派部队入甘平乱。

1931年10月，潼关行营代主任杨虎城令参谋长孙蔚如率十七师入甘。十七师辖两个旅：杨渠统（子恒）旅和段象武旅。十七师到达平凉后，按照杨虎城布置，陈珪璋率孙远志旅和刘庆祥、惠彦清2个骑兵团也向兰州进军。孙蔚如以潼关行营参谋长名义统一指挥，布置是：段象武旅南路，杨渠统旅中路，陈珪璋师北路。吴佩孚、雷中田得到十七师入甘消息后，会商决定：由雷中田率部在会宁、定西一带布防，高振邦师防守省城。吴佩孚电川军邓锡侯向陇南进军，对雷、高部予以支持。10月28日，杨旅攻克会宁，俘甘肃第三师师长王家曾，全歼其工兵营。11月下旬，孙、陈部攻定西。12月3日、4日，战斗非常激烈，杨旅一个团损失殆尽，但仍坚持战斗。段旅绕华家岭出定西南，陈部骑兵团出击巉口，截断雷部与兰州的联系。12月4日，雷中田、潘振云乘夜撤出定西，经通安驿到陇西，鲁大昌给雷中田2万元旅费，雷离甘到四川，其残部被鲁大昌收编。孙蔚如部进占榆中金家崖，高振邦退回兰州。10月，吴佩孚、马文车逃出兰州，经宁夏至北平。高振邦师由高振邦、蔡呈祥带至皋兰县石洞寺等地，听候改编。后高自动离去。11日，孙蔚如部、陈珪璋部进驻兰州。

1931年1月，由川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路总指挥邓锡侯派黄隐部以“应陇南民众要求”名义，向陇南进军，击败马廷贤部，于1932年1月17日进驻天水。马廷贤向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求援。杨派马青苑师韩世本旅救援，但在社棠镇被击败。后四川爆发内战，黄隐部退回四川。马青苑师驻天水及附近各县。马廷贤本人逃往天津，其残部被杨虎城、马鸿宾收编。

孙蔚如、陈珪璋部驻兰州后，杨虎城电令孙代理甘肃省主席，并上报蒋介石备案。孙主持成立甘肃省临时维持委员会，陈珪璋、杨思、裴建准、王登云、杜斌丞、鲁大昌、张维等为委员；孙任委员长。1932年元月，蒋介石任命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代行省政府主席职权。

孙蔚如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处理同甘肃境内其他军队的关系问题，首先是甘肃境内所有军队的供给问题。孙命令陇东12个县供应陈珪璋部，陇西、临洮、定西等9个县供应鲁大昌部，河西16个县供应新九师马步芳部。这暂时稳定了当时的政局，但也出现部队供给不平衡的矛盾。当时最大的矛盾是孙部与陈部的矛盾。陈珪璋进入兰州后，居功自傲，目中无人。他把所部参谋、秘书共17人开列名单，作为陇东17个县的县长，要求孙蔚如发表。孙发表了15人，陈大为不满。陈珪璋又同甘肃一些绅士交往，策划“甘人治甘，陕军回陕”的活动。国民党省党部委员田崑山也参与这个活动。上述活动的标语甚至贴到省政府的大门上，矛盾开始激化。1932年元宵节，孙蔚如令杨渠统率部以抓逃兵为名，在一个旅馆的赌场里将陈珪璋抓捕并处死。陈在兰部队也被解决。陈在平凉部队（第二、第七两个旅），因不了解兰州发生的情况，毫无准备，被孙蔚如留平凉的一个团突然袭击而被缴械。陈部驻西峰镇第五旅由旅长蒋云台带领投向鲁大昌。其余第一、第三旅（分驻灵台、泾川）大都向庆阳一带走散，有的被杨渠统收编。杨被任命为陇东绥靖司令，驻平凉，控制陇东。^[7]

4.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在甘肃统治权的确立

①邵力子主持甘政。孙蔚如不报经中央批准就捕杀陈珪璋，引起蒋介石的警觉，更加注意限制杨虎城部在西北地区的发展。1931年12月，蒋介石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但邵拒不就职。1932年4月，在杨虎城的多次欢迎下，邵才同邓宝珊一同到兰州就职。杨为缓和“甘人治甘”的舆论，报经中央批准，在兰州设立西安绥靖公署驻甘公署，邓宝珊任主任，续范亭为参谋长，直辖李贵清、石秀英2个新编旅。5月，邵力子组建省政府，委员有贺耀组、孙蔚如、马鸿宾、邓宝珊、林竞、谭克敏、刘汝潘、水梓、杜斌丞。邵在五四运动时期，曾主编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邵力子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曾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蒋介石、国民党中央任邵为甘肃省政府主席，表明国民党中央对甘肃的重视，并表示着重从政治上统一甘肃。

邵力子就任后，大力提倡禁鸦片烟，但因烟款为军饷重要来源，当时烟亩捐税要占省政府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因此，到1938年，为了增加粮食以供应抗日军粮，省政府才认真禁种鸦片，禁烟无显著效果。邵力子试图取消甘肃省政府对驻军实行的“拨款”制度，这是当时对人民十分苛刻的财税制度，即把对各地驻军的供给数额，作为县财政征收任务向当地百姓摊派，后来各地财政征收遇到困难，就把征收任务转交当地驻军，于是就出现一些驻军官兵向百姓强征给养以及乱征税现象。邵力子曾想改变这种混乱现象，但收效不大。从1935年1月起，全省53个县取消“拨款”制度，河西14个县仍保留。邵力子又强调“军民分治”，试图解决甘肃严重的地方割据问题。9月，省政府通电驻甘各部队，不得干预地方行政、司法，以维护政令统一，但成效不显著。邵力子还召开军事长官会议，试图说服他们自身裁军，向国民政府提出总辞职。11月，甘肃学院、省一中、省工校等兰州市七校教职员向省政府请愿，索要欠薪。省财政厅长谭克敏措置失当，与教师代表互殴。在兰州警备司令段象武（十七师旅长）、省会警察局长马华瑞的鼓动下，发展成上千学生游行，捣毁谭克敏等人的住宅，矛头直指邵力子。有人认为这是陕军（十七师）和甘肃地方势力联合的一次倒邵活动。1933年元月，邵力子以地方割据、派系斗争、财政困难等问题，自己无力解决为由，离开兰州到南京。省主席职务由邓宝珊暂代。^[8]

1932年9月，蒋介石的特务人员在天水策动杨虎城部马青苑师哗变，并扣留不愿哗变的副师长兼旅长韩世本。杨虎城令杨渠统率部攻击马青苑，马逃往南京。

②朱绍良第一次主持甘政。邵力子离兰后，国民党中央于4月决定派朱绍良继任甘肃省主席，但朱以诸多困难“恳辞”。直到5月4日，朱的任命才公布，同时正式免去邵力子的省主席职务。7月1日，朱绍良就任。从元月到6月这半年间，邓宝珊代理省主席，努力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安置流亡人口等，做了大量工作，甘肃未发生社会动荡。这是一大成就。(www.xing528.com)

鉴于邵力子孤身一人来甘，国民党的政令无法推行的教训，朱绍良就任时，随即调来胡宗南第一师第五团杨德亮部，另调一宪兵营驻兰州。同年2月，胡宗南师以防共为名，由汉中进驻天水、陇南各县。与此同时，将孙蔚如师升为三十八军，孙为军长，调陕甘“防共”。原驻陇东的杨渠统旅扩编为新编第五师，调河南归中央军刘峙指挥。1933年9月，成立甘肃绥靖公署，朱绍良任主任，统管甘、宁、青三省军事大权。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撤销，另成立新一军，邓宝珊任军长，仍辖新十旅和新十一旅。

朱绍良在甘的主要措施是统一军政。朱注意与各地军队首领联络私人感情；对各县县长先经协商，由省政府委派；钱粮税款，要求各地按规定收取，地方不得附加，所有收入都解交省财政厅。各地方部队的编制和军需，都报军政部核定后执行。上述措施实行后，除了河西在某种程度上仍被马步芳、马步青割据，全省其他地方都能贯彻省政府的政令、军令，过去地方自收自支、军事上互相兼并的动乱局面已基本改变。朱绍良在内政方面开始编组保甲、清查户口、办理警务工作。胡宗南也在天水县组建保甲，举办了约四五百人的自治训练班。其中在政治上影响最大的是，取消“拨款”制度，改变了军队直接向人民征收税款的拨款制度。当时，甘肃境内军队众多，老百姓无法承受其给养。1934年10月，蒋介石视察甘肃，他认为“甘肃民众痛苦，完全因拨款关系”，要甘肃“早日取消，以解民困”。蒋介石还答应“以后按月由中央酌量补助建设事业费”。朱绍良随即召开全省县长会议，布置从1935年1月起，全省除了河西的53个县取消“拨款”制，河西14个县因在马步芳、马步青两部割据之下，省政府无法推行此项政令。到1936年3月，于党忠主政时，在征得马步芳、马步青同意后，才实行其军费由甘肃省库发放的办法，取消了“拨款”制度。

朱绍良在任期内经办了一件大事，就是以蒋介石在西北代理人的身份，组织西北诸“马”围歼孙殿英部，实现了蒋介石歼灭孙部的意图。1933年6月，蒋介石以何应钦主持的北平军分会名义任命驻察哈尔省的孙殿英部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同时又密令朱绍良在西北沿途截击，务将孙部消灭。朱在兰州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西北诸“马”围歼孙殿英部，与会者有青海省主席马麟和前宁夏省主席、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以及驻甘将领。朱说，孙军西来，如宁夏被占领，则西北全区都受威胁，“我们还须不分畛域援助宁夏”。马麟、马鸿宾等都把同马鸿逵的分歧搁置起来，表示出兵援助马鸿逵。会后，各部都派兵到达宁夏。朱还命令中央军第一师胡宗南部旅长袁朴率罗历戎、杨德亮两个团、蔡仲骑兵团开赴宁夏中卫，作为诸“马”后盾。1934年1月，朱绍良致马鸿逵等电：“孙部抗命西进，侵占磴口，扰乱地方，自应作正当防御，予以痛击。兹派马鸿逵为左翼总指挥，邓宝珊为右翼总指挥，马鸿宾为右翼前敌总指挥，马步芳为总预备队总指挥。”同日，马鸿逵等还接到蒋介石电报：“希秉承朱主任绍良之命令，尽力防堵，勿稍瞻顾为要。”3月，邓宝珊所率的甘军尚未投入战斗，孙部已溃败。^[9]

朱绍良在任期另一任务是“反共”，特别是阻击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部队。

③于学忠主持甘政。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华北。当时于学忠为河北省主席、五十一军军长；省政府设在天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也在天津。日军经常滋事挑衅，于学忠对此态度强硬。日军对于学忠威逼利诱，于学忠不为所动。1935年6月，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觉书》，被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接受，通常称此《觉书》为中日《何梅协定》。《觉书》第一条即为撤出河北省的第五十一军，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6月6日，国民政府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任于学忠为川陕甘边“剿匪”总司令，其部驻天水。11月，任命于学忠为甘肃省主席，五十一军驻兰州及附近各县，同时免去朱绍良省主席职务，专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

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朱绍良是蒋的嫡系，是此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于学忠是东北军的爱国将领，是此政策的受害者。二人同住兰州，但很少交往。驻兰中央军与五十一军之间经常发生小冲突。河西地区的割据状态依然如故，而在其他地区的官吏大都是朱原来任命的，朱仍有很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于的处境颇似当年的邵力子：难有作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当时，于学忠、朱绍良都在西安，但所处地位不同。11日晚，于学忠参加了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同意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决策，并在《八项主张》上署名。朱绍良则同其他军政官员一起被囚禁。12月12日晚，兰州的东北军奉张学良命令，包围甘肃绥靖公署，拘留了参谋长章亮琛等处长以上军官，后送至邓宝珊住宅保护；逮捕了省会警察局长史铭（国民党特务），收缴了省会警察局的武器。国民军训会主任胡维藩被拘捕，胡宗南驻兰骑兵团也被缴械。绥署军需处处长王式辉，平时克扣五十一军军饷，参议杨继高是国民党特务，东北军在搜查杨宅时，将王、杨二人击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上述被扣、被捕人员都被释放。

西安事变后，甘肃绥靖公署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通电拥护张、杨的《八项主张》。

平凉是东北军一○五师刘多荃部，专员范朴斋是于学忠所委派。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三十二军罗炳辉部驻平凉八里铺。西安事变消息传到较早，一些拥护蒋介石的人大多离开平凉。12月16日，平凉县政府广场举行群众大会，与会群众一致拥护张、杨的《八项主张》。

天水是中央军第三军（曾万钟代军长）驻地。西安事变当晚，曾万钟即同专员安立绥商定：天水县城戒严，扣押省政府委任的警察局长、特税局长以及与东北军关系密切的人员，都分别监视。专员公署直接与南京国民政府行文，公署与省政府脱离关系，直到了于学忠离职。武威（凉州）的情况类似天水，驻军为暂编陆军骑兵第二师，师长马步青。当时红军西路军正在武威附近。马步青同马步芳商量后，决定营救蒋介石，反对张、杨的《八项主张》。何应钦以国民政府的名义致电马步青，将武威公署、各县行政机关、税收机关全部接收。马接电后将原专员、县长、局长等驱逐至兰州。贺耀组任甘肃省主席后，以省政府的名义对马步青新派人员予以委任。在张掖、酒泉地区，不仅驱逐与东北军有关人员，还将酒泉保安副司令徐络文杀死，弃尸城郊，活埋临泽县长，杀害张掖公安局长。

1937年1月5日，行政院决定：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撤职留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辞职照准，派王树常为甘肃绥靖公署主任。1937年3月，于学忠奉国民党中央军委会命令东调（后任江苏淮阴绥靖公署主任），离开兰州。3月20日，国民政府任命朱绍良为甘肃省主席，到任前，由委员田炯锦代行，重要事项由委员谈话会决定。5月17日，国民政府任命贺耀组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兼代省主席。^[10]

【注释】

[1]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2]马丕烈：《马仲英起事与三围河州》，《甘肃文史资料选辑》1986年第24辑。

[3]宁河县巡官马凯祥组织民团守城，历时6个月，后由吉鸿昌师解围。

[4]本目主要参考资料：《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中的马全钦、马文祥、马洁诚、王箴、慕文云、家玉琴、苏振甲、马丕烈、赵燮、李苏、宋干臣、王新潮、崔鲁波、马培清、胡敬业、郇向荣、杨波清、马彦良、袁第锐等人文章；《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中的樊曼云、张寿龄文；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甘肃师大历史系：《甘肃史稿》，1964年，第231页。

[5]参见马培清：《凉州事变与马廷勷》，刘仲由：《凉州事变的回忆》，秦怀玺：《孙连仲在甘、青一鳞半爪》，樊曼云：《刘郁芬与河州事变》，上述四文分别见《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

[6]本目主要参考资料：《甘肃通志稿·纪事九》；马鹤天：《西北考察记·青海篇》，新亚细亚学会出版，1936年；《中华民国丛稿·大事记》，1928年9月、10月；孟企三：《我对孙连仲主青主甘期间的一些回忆》，秦怀玺：《孙连仲在甘、青的一鳞半爪》，《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2辑。

[7]主要参考书目：《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载李世军《冯玉祥与“雷马事变”》；《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载魏竭庸《西北军撤出后的甘肃混乱局面》，杨子恒《陕军孙蔚如入甘始末》；《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载蔡呈祥《“雷马事变”亲历记》，张慎微《关于“雷马事变”的见闻》，裴建准、韩定山、张慎微《吴佩孚之来去与陕军入甘》；《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载马培清《我所知道的马廷贤》，贾琴怡、周季茀、赵廷举《马廷贤在陇南的暴行》，贺凤梧《甘肃割据局面的陈珪璋》；《甘肃文史资料选辑·大事记》第10辑；李志刚：《回忆杨虎城将军和蒋介石之关系》，《回忆杨虎城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甘肃师大历史系：《甘肃史稿》，1964年，第235页。

[8]参见傅学文：《邵力子生平简史》，《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石佩玖：《西安绥署驻甘行署和新一军概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龙右天、牛海秋：《一九三二年兰州中上七校教职员索薪运动》，《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9]拜襄华、张鹤鸣：《朱绍良在西北》，《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袁世忠：《陆军第一师驻防天水的经过》，《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陈子坚：《对杨虎城将军的历史回忆》，《回忆杨虎城将军》；《马鸿逵史料》，《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

[10]参见王铁崖等：《中外旧约章汇编》（三），第1019～1020页；黄德昭、王秦：《于学忠》，《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王新潮等：《“双十二事变”在甘肃》，《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国民政府公报》第2246号，《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令》1937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