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民军在甘肃
国民军从1925年底到1927年上半年，不仅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统一了甘肃，在移风易俗、树立社会新风尚、严惩贪污腐败、维护国家主权、加强民族团结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1.移风易俗，严惩贪污腐败
甘肃历史学家慕寿祺曾评述国民军的领导、官员们的作风时说，“国民军初到甘，以不扰民为宗旨”、“抱定革命宗旨，人人俭朴，事事认真”、“每至五更头，各机关领袖带主任以上官员，齐集司令部，候行朝会礼”、“省长薛笃弼黎明即起，洒扫庭内，各窗户大开接收空气”、“城关内外街道，由公务员按照指定地点，躬自扫除，为人民模范”。省署还将后花园（凝熙园）改名为中山东园，任人游览。张广建时代在兰州建设了专供官吏们消遣的京剧院、妓女院、吸烟馆、酒馆、粉饰绸铺街，这时纷纷关门歇业。督署再次下令，取消各厅道官员乘坐的绿呢大轿。以后这些官员外出都步行。当时还有一个影响后来甘肃风尚变化的，是着装的变化，中山装开始代替长袍马褂，成为官吏和知识分子的着装。国民军严惩官吏的贪污和军官的违纪事件。古浪县知事郭光衡承办军需，到凉州购买皮衣，中饱贪污价款，被皮商告发。省政府查实，在兰州处以死刑。营长郭小谟、连长陈光锐，抢劫固原董府。刘郁芬派师长安树德查办，郭被判枪决，陈被判禁监60年，解送省城执行。这些案例，“闻者为之咋舌”。
2.反对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特权，维护国家权益(www.xing528.com)
兰州福音堂的管理权，完全操纵在外国人手中，只是要求中国人入教，但中国教徒对教堂却无管理权。1926年3月，甘肃省政府改兰州福音堂为中国基督教会址，并援引各国办法，宣布中国教徒有管理权，有二人成为教长。1926年10月，花定[4]榷运局局长移驻兰州，将外国稽核贺尔慈解雇，收回全部管理权。1927年，陈菠涛任甘肃邮政管理局邮务长，收回了由外国人长期管理的邮政权。
3.宣传民族平等，团结少数民族
甘肃是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国民军入甘初期，比较注意处理好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在进军陇南时，刘郁芬派代表会晤清水张家川回族领袖马元超，说明汉回团结政策，要求马不要支持孔繁锦。1926年，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的代表黄正清、罗占彪，先后向刘郁芬、冯玉祥控诉马麒在拉卜楞地区擅自设立税卡，无理干涉宗教内部事务，用武装部队洗劫藏族群众村落，屠杀数千藏族群众（后来在双方谈判中，拉卜楞寺代表要求马麒赔偿被杀7000名藏族群众的命价）等暴行。刘郁芬多次接见代表，表示“一定要彻查此事”。省府交际处长延国符（国民军二师政治处处长）、宣侠父（国民军二师政治处副处长）、贾宗周（延国符调走后任政治处处长）等，也积极支持黄正清等代表的活动。宣侠父、贾宗周先后受刘郁芬指派，到甘南草原进行调查。在冯玉祥的干预下，马麒的代表、拉卜楞寺代表在督署代表贾宗周的参加下，进行会谈，双方签订了《解决拉卜楞的条件》协定，解决了十年的纠纷。1926年12月，省政府还决定将西宁府循化县管辖的拉卜楞地区析出，再从导河县、临潭县析出部分地区，设立拉卜楞设治局，直属省政府。1928年1月，拉卜楞设治局升格为夏河县。从此，拉卜楞地区彻底摆脱了马麒家族的残暴统治。1927年7月，刘郁芬发表《劝告甘肃回汉同胞书》，申明“五族共和为我国立国之基础，国内民族一律平等为民族主义之原则”，“汉回本属一家，并无畛域之别”。
从历史角度看，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特征是国共合作。起源于北洋军的国民军，在甘肃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处理对外关系、省内民族关系上，很明显是受中国民主派的旗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的影响。这反映出以刘郁芬为代表的国民军，在甘肃的政策措施，同赵惟熙到陆洪涛等统治者有很大程度的区别。国共合作后形成的另一特征是以城市人民群众为主体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城市工人、城郊农民、学校师生以及城市其他阶层人民等的民众运动，初步兴起。这同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各省区兴起的国民革命高潮，在本质上有相同之处，只是在规模和影响上不如前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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