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先秦卷-春秋早期的秦国正体文字

四、文字

1．史前陶符与文字的关系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陶器彩绘符号

大地湾一期文化的陶器内壁，出现过10余种彩绘符号，有的形状奇特，颇具神秘性，有的则由简单的直线构成。在大地湾文化后来的几期遗存中，又出现了刻画在陶器上的符号，而且种类越来越多，存在地域越来越广。这一传统延续到以后许多青铜文化类型中。对于这类陶符，不少学者做了研究，但对其性质的认识颇有分歧。部分学者主张这就是原始文字，或曰汉字的前身；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说它们是原始文字缺乏根据。应当承认，以“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一定义衡量，这类陶符不能算是原始文字，因为没法证明它们和语言中表示某种意义的发音一一对应。说它们是汉字的前身也不妥当，因为它们与汉字是完全不同体系的文化现象，在它们身上看不到象形的影迹。文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产物，在大地湾文化时期还不具备创造文字的时代条件。

但我们却可以说，史前陶符包含着构成汉字的一些因素；陶符的持续使用，为汉字的产生铺垫了基础。因为陶符决非制陶人兴之所至，随意为之，它们大都出现在同型器物的同一部位，存在某种规律。而且，一些符号出现在多件器物上，乃至出现在不同的遗址中，这表明它们具有某种固定的含义，并形成了群体的共识。显然它们被用来传递某种信息，表达着使用者的某种意图。而这正是汉字孕育产生过程中，其基质必备的性能。甘肃以外的许多古文化中也发现有陶符，尤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古文化，陶符形体日趋复杂，如山东大汶口文化陶符，已同原始文字的形体十分接近。可以肯定，陶符的发明和演进，对汉字的产生发挥过巨大影响。“文字起源与陶器符号有关的情形，在其他古文明中也有实例。据有的外国学者研究，古埃及文字的起源可追溯到前4000～前3000年的陶器上绘写、浮雕或刻画的符号。这个年代，和中国的陶器符号是差不多的。”⁽⁸⁾

寺洼文化陶器刻画符号

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史前陶符至少可能有以下两方面的功用：一是标志器物的制造者或所有者或接受分配者，二是标记器物的种类、数量或顺序。前一种功用，目前还只能是推测，无从验证；后一种可能则因许多陶符同后来汉字的数字形体相合，而被较多的人认可。如－、＝、≡、、、×、十这类表示数量的符号，虽然也还不能视为文字，但它们后来被吸收到汉字体系之中，说明陶符与文字的酝酿确有密切关系。须特别提及的是，陇东地区寺洼文化遗存中所发现的陶符，在甘肃史前陶符中，形体最接近汉字的某些笔画结构及意蕴，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它们“应是我国的原始文字”⁽⁹⁾。我们不赞同陶符是原始文字的观点，但主张陶符对推动汉字的产生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仅其信息功能即刻画者把某种意义通过符号传递给他人而且被他人所认知的效应，而且其物质形态即以横、竖、直、折、弯、弧、交叉等线条组成独立个体结构的表现形式，都被后来的汉字所继承。从这层意义上说，甘肃地区的史前文化和其他一些使用陶符的文化区系，共同为汉字的孕育作出了卓越贡献。

2.秦文字(www.xing528.com)

西周前期的金文，与甲骨文相比，形体已显得整齐方正了些；中期以后，变化开始剧烈起来。演变的基本趋势是：笔态线条化、平直化，方形圆形团块及波磔现象渐渐消失，象形遗迹越来越淡漠。到西周晚期，笔态匀称、结构端庄的玉箸体臻于形成。由于嬴秦一直是周文化的学习者和追随者，不论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均受西周王朝的深刻影响；而且，当西周王室东迁后，迅速崛起的秦国逐渐控制了原王畿地区，填补了关陇地区政治主导权力的空位。所以，秦国的文字虽然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但主流完全承袭了西周后期的文字，接续了金文演化的进程，同因大量出现俗体、异体而严重变态了的中原及东南地区文字风格迥然有别。所以古文字学者把战国时期中国文字区分为“秦系文字”和“六国文字”两大体系。

大堡子山秦陵所出秦公鼎、簋铭文（春秋早期）

秦系文字和六国文字一样，也分正体和俗体，只不过其正体受俗体的冲击较小。正体最后演变为小篆，俗体演变为隶书。以其正体言，延伸了西周后期金文的变化，形体越来越规整，结构越来越匀正，笔姿越来越劲秀。目前所知最早的秦器不其簋，盖铭同西周后期金文无异。春秋早期的秦国正体文字，接近于西周晚期代表性金文作品《虢季子白盘铭》。《石鼓文》的时代争议较大，此姑置之勿论。从秦武公时代的秦公钟、镈铭，到秦桓公时代的秦公簋铭，到战国中后期的《诅楚文》，到秦统一前后的小篆，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观察到秦文字脱胎于周金的发展轨迹。如果说西周末到春秋初这个演变阶段还有点断线的话，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所出青铜器铭文，则正好弥补了这个环节。从披露的资料信息看，该陵园所出青铜器虽无长铭，但含铭器物众多，由其字态笔势与间架结构，可略窥春秋初年秦字的风韵。甘肃省博物馆所藏出自目字形大墓（M3）的一批器物，鼎铭“秦公作铸用鼎”，簋铭“秦公作铸用簋”，系錾刻，笔画匀细工整，结构紧凑。上海博物馆所藏一批有可能出自中字形大墓（M2）的器物，系铸铭，更能显示这一时期秦字的正体形态。鼎铭分“秦公作铸用鼎”和“秦公作宝用鼎”两种格式，簋铭“秦公作宝簋”。保存、清理较好的几则铭文显示，形体端雅，风采动人，已非常接近桓公时的秦公簋铭。日本MIHO博物馆藏出自大堡子山陵园的编钟，一套铭“秦公作铸和钟”，一套铭“秦子作宝和钟，厥音雍雍。秦子在位，眉寿万年无疆。”秦公钟铭气度与上博器铭相仿，秦子钟铭则略嫌粗疏。“秦”字在周金中本有含臼和省臼二体，“铸”字在周金中也早就存在省火、省金或二者皆省的不同写法。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器铭中，“秦”字也是含臼、省臼二体并存，但以省臼者为多。尤须指出的是，日本MIHO博物馆所藏秦子钟，“秦”字还有以禾取代臼的部位而三禾同处字内的写法。“铸”字也是既有省金者，也有金、火皆省者，而皆省者居多。这都反映出秦字在顺应西周后期字形变异的书写潮流，使复杂字形趋于简化。事实表明，小篆是在西周后期金文基础上，经过秦人的长期习用和演变而逐渐形成的，并非如许慎所说是由籀文“省改”而得。李斯只是为了适应大一统的需要，对正体秦文字作了一番规范性的整理工作而已，其功在小篆的推行，而不在小篆的创立。

出土于礼县东境的秦公簋铭文（春秋中期）（左为器铭，右为盖铭，器、盖联铭）

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贵族统治体制趋于瓦解，庶民地位日渐提高，原本由贵族集团控制的文化随之下移，民间掌握、使用文字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在这种背景下，那种精雕细刻充分展示形态美的制模铸铭型的文字，难以适应大众实用性书写的需要。在旧的唯美主义传统被打破的过程中，俗体文字必然应运而生。战国中期以后的秦国，国势迅速发展，政权体制不断强化。国家律令、政府公文以及民事处理，都依赖于文字书写，所以俗体字不仅在民间受欢迎，在官吏阶层中也广泛流行。所谓“隶书”，就是秦国俗体文字持续演变的产物。尽管社会上层看不起这种粗率简约、颇不雅观的书写习惯，贬称之为“隶书”，但社会性的实践需要是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书体一旦在民间生根，为大众所习用，便会对所谓正体形成强势冲击，并最终取代正体。

最初的隶化倾向是简化篆体的某些繁缛结构，省去一些笔画，把圆转的笔道改写为方折。近数十年来，战国时期的秦简不断被发现，秦字由篆体向俗体过渡的轨迹显示得很清楚。到睡虎地秦简，隶书轮廓已基本形成。发生在秦国的这一文字演变历程，在汉字发展史上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因为，与秦王朝的统一事业相应合，不仅秦篆划一了全国文字，而且由秦篆世俗化变异而出的秦隶，又为西汉王朝所承袭，从而成为汉字的正统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