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先秦音乐舞蹈，文化考古的间接信息

三、音乐舞蹈

在人类所有艺术形式中，音乐和舞蹈的历史最为悠久。这两种艺术形式最初只凭靠人自身即可实现，而其内容也只是人的本能所引发的生理性宣泄。通过有节律的呼喊及肢体动作表达思想感情，是人类最原始的精神交流，也是一切艺术形式的萌芽和胚胎。音乐和舞蹈是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因为它们共同孕生了并且服从于那统一的节奏和韵律。但音乐、舞蹈不同于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文化考古不可能直接再现其物质性遗存，而只能给我们提供间接的、片断的信息。如通过乐器实物，感知一点当时的音乐发展状况；通过绘画作品，获得一点当时舞蹈形式的印象。

1.音乐

甘肃史前文化遗存中，乐器的数量、种类和性能，都很受音乐史研究者的关注。我国古代乐器，按质地分为金、石、土、木、匏、革、丝、竹八大类，即所谓“八音”。“土”主要指陶制乐器，历史最悠久的就是埙。这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吹奏乐器，凭靠口风的俯仰缓急与滑音变化，吹奏出肃穆深沉的旋律。最早的陶埙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距今约7000年，只有吹孔而无音孔。甘肃境内的陶埙，以玉门市火烧沟四坝文化遗址所出较具代表性。该遗址出土埙计有20多件，时代距今3700～3500年，规格不一，形制有别。多为扁圆体，略似宽体鱼形，中空，高约5～9厘米，宽为5～7厘米不等，吹孔径约0.5～0.7厘米，另设3个略小于吹孔的按音孔。陶色淡红，有的绘以黑红相间的纹饰。经专家测试，能发1、3、5、6四个完整音，即我国古代传统五声音阶中的宫、角、徵、羽，乐音清晰纯正。

四坝文化鱼形彩陶埙

临夏市莲花台辛店文化遗址窖穴内所出骨笛，保存较好。长条圆管形，中通，长5.7厘米，管径1.7厘米。笛身磨光，中间穿一音孔。笛这种乐器的起源，应当是多元的，所以谢端琚先生认为：“发掘出的这些骨笛，可能就是羌笛的前身。在乐器中很有特色的羌笛，据有关文献记载最早是由古羌人发明的，故名之为‘羌笛’。马融《长笛赋》可以为证：‘近世双笛从羌起’。西北地域的笛在传统观念上也被视为羌笛，脍炙人口的唐人王之涣《出塞》诗中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种羌笛现在仍然流行于四川羌族的乐器中。而最早的羌笛是什么样子呢？研究者都认为‘羌笛是利用羊腿骨或鸟腿骨加工制成的’。这与考古的发现可说是不谋而合。”⁽⁶⁾

鼓是一种敲击乐器，以其质朴、浑厚、深沉、洪亮、有力的音响，而在诸乐器中居主导地位，被视为众音之长。早期的鼓是陶鼓，是“八音”中的“土”与“革”的结合体。《周礼·春官》言“土鼓”，郑玄注引杜子春云：“土鼓，以瓦为匡，以革为两面，可击也。”《礼记·明堂位》说，土鼓为时代比黄帝还要早的“伊耆氏之乐”，当代考古发现证明这并非臆说，陶鼓的时代的确早于黄帝时代。杜子春所言陶鼓“以革为两面”，乃后来更为成熟的形制，早期的陶鼓都是单面蒙皮的。距今5300年左右的大地湾三期文化（庙底沟类型）已有陶鼓出土，均呈桶状，高约65厘米，径约20厘米，直口圆叠唇，深直腹，平底，敞口端颈部附加3个角状倒钩纽，用以绷紧革面。泥质橙黄陶，腹饰交叉细绳纹。到马家窑文化时期，陶鼓制作已显著进步，数量也大增，而且出现了彩陶鼓。甘肃省博物馆收藏一件据传出自永登的彩陶鼓最为精美：泥质橙黄陶，由一大一小的两端器口和细长的圆筒状中腔组成，全长37厘米。大端呈钵状，口径22厘米；小端形似一折肩罐，口径12厘米。大端腔沿下一周均匀分布6个固定革面的角形突翘，大小两端器腹各有一同向的扁条式拱形耳，当为系绳系挂而设。中腔饰以斜向宽带纹，小端肩腹部饰以变形旋纹，口内沿饰锯齿纹。小端已不封闭，除了能起共振作用外，还在佩挂时调剂平衡，使蒙革面始终处于适合敲击的位置和角度，单面鼓的形制已定型。

马家窑文化彩陶鼓

马家窑文化不仅盛行陶鼓，还发明了一种摇击乐器陶铃。这是一种规格不大的封闭器，中空，壁薄，内置砂粒或碎石、陶丸，设柄，可执柄摇动以发声，多施以彩饰。有的呈扁体罐形，上端设拱形提梁；有的作葫芦形，上端设一似蔓之曲柄。造型匀称，器表细腻光滑，纹饰繁丽，声音清越。陶铃无疑是用于合奏的乐器，它的存在引发我们想像当时音乐风气之盛。(https://www.xing528.com)

大约是因为深受甘肃古老音乐传统的影响，秦国音乐艺术的繁荣也给人以深刻印象。《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一段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的记载，音乐修养极其高深的季札在听了鲁国宫廷乐队为他演奏的“秦声”后，给予高度赞美：“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秦国音乐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西北地区音乐艺术的风格和水平。《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上书云：“夫击甕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者，真秦声也。”《汉书·杨恽传》载其《报孙会宗书》曰：“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可知秦国音乐已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以简易乐器伴奏而纵情歌唱的豪放风气，极盛于民间。

大堡子山秦陵所出繁纽秦公镈

大堡子山秦陵所出石磬

在传世和近世出土的秦国遗物中，乐器居于十分突出的位置。以青铜器而言，如宋代曾有著录的秦桓公时的编钟，20世纪70年代陕西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武公时的编钟、编镈，90年代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出土的秦公编钟、编镈和秦子编钟，都是形制恢宏、铸作精美的含铭重器。据最新的考古信息，在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中字形大墓（M2）西南侧，新发现一规模较大的乐器祭祀坑，内出3件青铜编镈、8件青铜编钟、9件石磬。镈与钟形制规整，纹饰华美，气势非凡。最大镈通高65.2厘米，通宽49.3厘米，且有铭文。⁽⁷⁾在陵区专设乐器祭祀坑，规格又如此之高，显示了秦国崇尚音乐的传统。不仅是国君陵墓，普通贵族墓葬也常有编钟发现。如礼县博物馆收藏一套出土于圆顶山秦贵族墓地的春秋晚期的编钟，全套9枚，纹饰华丽。以石磬言，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陕西凤翔秦景公大墓，出土30件石磬及石磬残块，估计原为3套编磬，还刻有长篇铭文。礼县大堡子山秦陵中字形大墓（M2）盗后清理得石磬8件，从石质判断，应属两套编磬。礼县博物馆收藏了其中3件，最大一件长达87.5厘米，最宽处30厘米，厚4.4厘米，孔径3厘米。青白色大理石质，正侧折矩状，背侧略呈内弧形，股部与鼓部间近折处有圆形穿。各部位比例基本符合《考工记》所言制磬标准，造型规整，石面润洁，发音清纯亮美。

大堡子山秦陵祭祀坑（K5）出土编（右为最大）

秦武公钟、镈及秦景公石磬铭文中，都含对乐曲动人旋律和乐器优美音质的描述和赞美，磬铭曰：“百乐咸奏，允乐孔煌。”可窥秦国宫廷乐队的宏伟气派。《史记·秦本纪》言，秦穆公曾“以女乐二八遗戎王”，《西京杂记》载咸阳宫中有十二乐队铜俑，《说苑·至公》谓“始皇建千石之钟，立万石之簴”（簴为悬钟之架），这都反映了秦国宫廷音乐的兴盛程度。汉代的乐府制度，秦时早已奠定。《通典·职官七》云：“秦奉常属官，有大乐令、丞”，“少府属官有乐府令、丞”，是有根据的。秦始皇陵封土附近的建筑遗址内，发现了秦二世时的“乐府钟”实物，已确证秦时已设乐府机构的史实。

2．舞蹈

《诗序》云：“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很好地阐明了舞蹈和音乐都源于人类情感的自发宣泄这一事实。人类学和民俗学告诉我们，史前时代，舞蹈伴随着音乐，曾经炫耀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那时人们过着群体性生活，故舞蹈也大都以集体舞的形式展示。庆祝丰收、祭祀神灵、战争动员、举行礼仪、张扬性爱、治病驱魔等等活动，都需要歌舞来营造、渲染群体聚会的热烈场面。反映甘肃地区史前舞蹈的绘画作品，除了前文已作介绍的河西地区的许多岩画外，还能在彩陶纹饰中找到一些场景。如武威市新华乡磨嘴子遗址所出马家窑文化彩陶盆，高14厘米，口径29.5厘米，盆内壁饰有两组舞蹈人像，每组9人，动作整齐协调。在四坝文化遗存中，也有舞蹈纹的彩陶器存在。如酒泉市丰乐乡干骨崖遗址所出双大耳彩陶罐，泥质红陶，施红色陶衣，腹部以黑彩绘6组舞人纹，每组3人。群体舞蹈场景成为彩陶纹饰的常见题材，说明舞蹈在社会生活中的确具有辉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