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艺术之美——甘肃通史先秦卷

二、雕塑

1．陶塑

甘肃地区最古老的雕塑，是从制陶工艺中衍生出来的。成熟的制陶工艺培育了先民的审美意识，做坯的陶泥又是理想的雕塑原料，而长期积累的陶器成型技巧，很自然地会被雕塑所借用。考古发现的大量实物告诉我们，甘肃境内的早期雕塑作品，其造型都依附于陶器及其部件而存在，后来才慢慢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依附于陶器的史前雕塑，不乏以动物为题材的创作，如马家窑文化的鸟形彩陶壶，齐家文化多见的红陶鸟形器，火烧沟四坝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方鼎器盖上的圆雕三犬，以及同址出土的鹰形壶和彩陶方杯的羊首柄，都形神兼具，憨态可掬，显示出作者已熟练地掌握了动物成型技巧，并善于把自己的情感融入所塑造的形象中。马家窑文化遗存还出现过陶屋和陶筐。陶屋为尖攒顶式，一侧开门，虽然造型十分简朴，但以房屋作陶塑题材，这还是首例，表明房屋也已作为单独的概念，进入艺术创作的构思范围。陶筐的形状和纹饰完全写实，制作精致，堪称实用竹筐的微型化。这类陶塑作品是否已具明器性质，尚待进一步研究；但他们的存在表明陶塑取材生活化的趋势，创作的视野已相当开阔。

最受研究者关注的，还是对人自身形象的塑造。人像陶塑的出现，意味着先民的审美素养已进化到更高的阶段，自我意识已经形成，自我表现的冲动日趋强烈。甘肃境内出土的时代最早也最著名的人像陶塑，是前文言生殖崇拜时曾引述过的那件属大地湾三期文化的匏形彩陶瓶（见彩图）。该瓶高31.8厘米、口径4.5厘米、底径6.8厘米，细泥红陶。用堆塑、浮雕、镂空等技术，将器口塑造为一女性头像，而长匏形的瓶腹则犹如人体。人头顶部为瓶口，口沿处饰深垂的渠纹以示短发，双目、口及鼻孔镂空，两耳穿孔。五官配置匀称，鼻端、颧骨和下巴，均作了细腻刻画，面容圆丰适度而神情沉静，显示出优美的曲线而不见雕琢之痕，泥塑技艺已相当成熟。

进入马家窑文化期，人像陶塑数量大增。有的圆雕人头像作为器盖或置于器口，有的以浮雕形式饰于器身，有的则以较小的形态现于器鋬，并与彩绘相结合，更突出了观赏效果。如征集于临夏市的一件马厂类型圆雕人头像器盖纽，面部略呈鸭蛋形，半圆形巨耳穿孔，双目及嘴剔刻为深沟槽，鼻子堆塑。以黑彩绘毛发及眉，并勾勒眼轮和唇廓。最奇特的是两眼及鼻孔下皆绘两道下垂的黑色粗线，使面部表情顿呈痛哭流涕状，妙趣横生。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人首陶塑

齐家文化人首陶塑

四坝文化人形彩陶罐

火烧沟四坝文化遗址征集到一件全身像的彩陶人形罐，高21厘米，口径4厘米，底宽7厘米×9厘米。圆形而不规则的器口造型为人首，似戴两侧微翘的平顶帽，圆目镂空，嘴部作沟槽剔刻，双耳捏塑有穿孔，粗颈阔胸，束腰，双臂垂曲至胯部弯成罐耳，两腿丰健，足部尤肥硕，似着筒靴。一派傲然独立、目空一切的态势。通体敷红色陶衣，用黑彩绘网格为主体的几何纹饰。目前所知我国史前陶塑，这件全身人像的器物造型还是件孤品。

综观甘肃境内所出人像陶塑，可以发现它们有两大共同特点：第一，都出现在陶器的口、盖、纽、颈、鋬、耳等部位上，或者人的形象与器形合一，即我们上文所说的，是陶器的依附品。作为表现某种意念或情感的艺术创作，它们早已脱离实用需要，具备了独立的美学意义；但它们却还是器物造型的组成部分，其作为人像的艺术美，是和器物的形态美相呼应的。这不仅显示出陶器制作确为陶塑艺术提供了温床和平台，而且呈露着艺术创作同现实生活结合特别紧密的东方文化特色。第二，人的头部造像表现出高度的统一性。大都轮廓扁平，颈部粗壮，面庞方而略圆，前额低平，鼻梁端直，颧骨微凸，目与口大小适中，耳轮突显而内廓模糊，嘴略张而下巴不显，具有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这些写实性很强的人面造型，大致反映了甘肃史前居民的人种成分，同古人类学领域中的人骨研究结论相一致。

甘肃史前人像陶塑的传统，在文明时代尚能看到其延续。《史记·封禅书》言秦献公因栎阳“雨金”而作畦畤，祀白帝少昊，《集解》释“畦畤”引晋灼曰：“《汉注》在陇西西县人先祠山下，形如种韭畦，畦各一土封。”《索隐》引《汉旧仪》曰：“祭人先于陇西西县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埒如菜畦，畤中各有一土封，故云畤。”嬴秦初都西垂，地在秦汉时陇西郡之西县，“人先山”名缘于山上有“人先祠”，人先者，始祖及列祖也。这“人先祠”，必为嬴秦祭祀先祖之宗庙。人先祠在山上，畦畤在山下，这是当时的祭祀制度，畤要建在“高山之下，小山之上”。注文所言山上的“土人”，只能理解为陶塑的祖先神像。嬴秦很早以前即善于烧制陶人，是有实物为证的。就在西垂附近的今礼县永兴乡爷池村，20世纪70年代初出土过一件春秋时期的人形灰陶瓶（见彩图），高39.4厘米，宽13.7厘米。瓶身设计成人形，头顶部为一圆形二层平台，台侧也即人头后脑部位开一直径约2.5厘米的圆孔为流。面部刻画细致，脸微微扬起，两耳被夸张地塑成半月形，穿孔位于耳轮中部，实亦为此瓶系绳之穿耳。眉脊突起，双目略深，清晰地雕出双眼皮的皱折。鼻梁直高，鼻翼不显。上唇平而下唇大弧度弯张，似在唱歌。神态沉静专注，像是深深陶醉在自己的歌声中。颈以下造型简朴无华，上半身裸露，两乳紧小而微突，双手交接于腹上，浑然无痕。下身着桶状长裙，裙末端即为瓶之圆形平底，裙无褶纹，细审可见原有的彩色绘饰。腹下隐现略突出的双膝，背后则相应地凸起了臀部，以写意手法显示了人像的跪姿。此器的工艺水平非同一般，在中原地区陶俑制作还处于小型、粗糙、原始性尚未脱尽的阶段，秦地已能生产出如此规格，且面部表情如此传神的人像陶塑器物，并施以彩绘，决非偶然。这是甘肃地区优秀的史前陶塑艺术传统在文明时代的发扬光大。由此我们也可以领悟，西安临潼始皇陵那宏伟壮观的兵马俑阵所展示的陶塑造诣，并非突兀而出的艺术奇迹，它有切实的源流脉络可追寻。(www.xing528.com)

2．石雕

与陶塑相比，甘肃境内史前文化中石雕资料比较贫乏。永昌县鸳鸯池马厂类型遗址M127出土一件石臂筒，长15.9厘米，内径7.3厘米、外径8.6厘米，正圆筒形，两端等大，系用坚硬的整块白云石雕琢而成。内壁磨光，外壁平整但略嫌粗糙，出土时套在死者臂骨上。原器已破为两片，故两侧合缝处有成对的5组穿孔，供系绳连接固定，表明这是墓主生前的佩用物而非明器。同类器在积石山县马厂类型遗址中也出土一件，石质和形制均与鸳鸯池所出相同而略小。这类石雕筒形器虽已确知是佩戴在手臂上的，但器型厚重且有一定长度，表面粗糙无纹饰，显然不是装饰品。初步推断是一种狩猎时佩用的防卫性器物。马家窑文化时期农业是居主导地位的经济，但狩猎仍是居民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狩猎时难免有同猛兽正面搏斗的遭遇，当猛兽扑上来时，猎人一臂屈抬护颈，另一臂执刀刺向兽腹，是最惯用的斗技；佩戴石臂筒以堵兽口，是猎人自我保护的绝妙手段。⁽⁵⁾石臂筒虽然造型简单，素面无饰，但制作难度却相当大。把一整块硬质石料切割琢成圆柱，再掏空成壁厚1厘米多的圆筒，还要把内壁打磨光滑，在生产工具十分落后的金石并用时代，殊非易事。石臂筒的流行，表明当时的石雕工艺水平不容轻视。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石雕人面像

永昌县鸳鸯池马厂类型遗址出土一件石雕人面像，极有特色。像高3.9厘米，宽2.5厘米，厚0.8厘米，略呈椭圆形，质地为白色带褐斑的白云石。眼、鼻孔和嘴的制作，采用当时先进的二次复合工艺，先在磨光的石面上雕琢出窝槽，然后在窝槽中用一种黑色的胶质粘剂镶嵌骨制品。此像以镶嵌白色骨环表示眼圈，以镶嵌黑色骨珠表示眼球，以大小不同的骨环表示鼻孔和口唇，鼻梁的呈现则使用了凸雕技法。顶端穿一小孔，以供穿系佩带。圆睁的大眼与圆张的大嘴，流露出无限惊异的神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在同类型文化和相邻文化中，未发现以此类人面像作佩饰的习俗，故此像有可能是件巫术用品。

玉门市火烧沟四坝文化遗址出土一件石雕权杖首，也使人对当时的石雕技术刮目相看。杖首石质坚腻细密，呈黑色，略似梨形，中有贯通的圆穿孔。高5.6厘米，宽6.9厘米，穿孔大端径2.3厘米，小端径2厘米。孔中原插木杖，执于墓主的右手内，木质已朽尽。器表琢磨光洁，圆孔端正中规，孔壁平整无凿痕。器身圆周弧度匀称，曲线优美，毫无偏倾之处，雕技精湛超俗。由于在埃及、近东和两河流域出土过时代更早的玉石或青铜质的梨形权杖首，故学界倾向于认为它可能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但考虑到甘肃东部出土过可溯至大地湾三期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梨形彩陶权杖首，其时代并不比埃及与两河流域所出为晚，故判断这类器物的源流尚须慎重。

3．骨雕

甘肃史前文化的早期骨雕，多为小件装饰品，如骨珠、骨管等。还曾长期流行过一种骨柄石刃刀，骨柄须整形打磨，镂槽以纳刃，说明骨器加工具备一定基础。到时代较晚的马厂类型遗存中，已有工艺精美的骨雕作品出现。如永昌县鸳鸯池遗址M43所出的骨笄，长10.7厘米，笄首径最宽处约3厘米，系用一块完整的动物骨骼琢制而成。圆锥状，笄身打磨光滑。笄首粗大，呈不甚规则的喇叭形，由于骨截面粗疏不雅，影响美观，故在其上加贴一层白色骨片，并在骨片上刻同心圆为饰。笄首周围堆加一层黑色树胶类物质，其上镶嵌36个白色骨环，排列虽无规律，但疏密得当，错落有致。白骨环与黑色胶状物构成极色配合，鲜明悦目，颇具观赏性。此笄和上述石雕人面像的镶嵌技法，是我国雕塑工艺史上的首创，意义深远。就器形而言，这种骨笄已奠定了日后我国最流行的笄式。同地还出土一件骨臂饰，是用经打磨修整的26根薄骨片，用胶质物黏合而成的圆筒，长约15厘米。此类骨臂饰有可能和前述石臂筒具有同样的功能。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骨笄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一件征集自礼县的骨雕柄形器，被定为春秋时期的秦物，长8.7厘米，宽1厘米，厚0.35厘米。两面阴刻纹饰，一面正中刻长尾凤鸟纹，两侧辅刻菱格圆点纹；另一面刻贝纹、圆涡纹、菱格圆点纹及三角状线道纹。器表磨光，刀法熟练。该馆还藏有一件出自天水地区的骨筒，一端平齐，一端削成斜面，高7.6厘米，平端径长4.6厘米。壁薄，有裂痕。筒面用匀细的线条阴刻武士射猎图。一侧人物头戴尖顶帽，着短袍，细腰束带；下身穿特夸张的肥裤，裤脚紧缩，作弯弓怒射状。而紧靠其身边的，是上下两个同形的怪异物体。图像用较深重的笔触勾勒轮廓，而以纤细密集的斜线平填。筒两端以宽菱格纹带作边饰，菱格也以细密的斜线为地。

这种风格的骨雕并非孤立的存在。有件据传出自礼县大堡子山秦陵的私人收藏品，为鞋舌状骨片，长约13厘米，宽端加工为外突圆弧，约7厘米，窄端近平，有切割痕，约4厘米。两面线雕，图像为狩猎场景。人物高鼻巨目，多有圈腮鬍，浓密的长发披至颈部后外翻上卷。身着腕部收紧而胁部宽肥的上衣，衣长至大腿根部，细腰束带，足着靴。骑马弯弓，正在追射大花角鹿、虎及一种善奔的有蹄类动物。骨片与骨筒的人物形象不同，骨筒的时代可能晚至战国，但构图方式和刻画技艺却如出一辙，都使用了深重线条勾画轮廓而以细密斜线平填的表现手法，显然属于同一种文化风格。写实中时现夸张的人、兽造型，流畅清晰的线条组合，构成了奔放舒展的狩猎画面，显示出精巧纯熟的线刻技艺。这类骨雕虽然出土于秦境，但肯定不是华夏文化体系的作品，有可能源自中亚塞族，通过交换而流传至秦人手中。果如此，它们即为雕刻艺术领域内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