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其他领域
1．天文历法知识
天体是童年期人类非常关注的客观存在，这不仅因为人类生存离不开太阳，还因为同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人类常惊惧其巨大威力的那些自然现象，如雨、雪、风、雾、雷、电等等，都来自上天。先民很早就认识到，气候的冷暖变化，动植物的生长繁衍，都同天体的运转及日月星辰的位移存在必然的联系。在农业、畜牧业孕育、成长的过程中，上述认识会越来越深化。人们不断地努力掌握天体变化规律，明确年、月、日、时的序列安排，因为这是发展生产、顺应自然的需要。天文历法知识就是这样逐渐积累起来的。至迟在五帝时代，我国天文历法初级知识体系已趋形成。古文献概述那个时代部族首领们的功业，几乎都要强调其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如说黄帝“迎日推荚”，“历象日月星辰”；说少昊“象日月之始”；说颛顼“履时以象天”，“首戴干支”；说帝喾“顺天之义”，“历日月而迎送之”，等等。
时代最早、内容最系统，而且同甘肃地区相关的上古天文历法记载，出现在《尚书·尧典》中。《尧典》中关于天文历法方面的记载，被公认为是价值最高、最值得研究的内容。第三章述嬴秦之族源及西迁动因时，所引《尧典》中关于尧命“羲和四子”分居当时以中原为核心的东、南、西、北四个极点，以执行测日、祭日任务的那段文字，充盈着极其丰富的天文历法资料。文中所言“日中”、“宵中”，是说昼夜平分，实指春分和秋分；“日永”是说白天最长，实指夏至；“日短”是说白天最短，实指冬至。鸟、火、虚、昂，为四颗恒星，古时人们依据这四颗星在黄昏时出现于南方天空正中的日子，来确定“二分”和“二至”，以作为划分全年时间段的标位点。据天文学家研究得知，《尧典》所言乃公元前2000年左右也即夏初的天象。鸟、火、虚、昂这4颗星，后来被称作“四中星”；又因它们分别指示春夏秋冬四季的中点，又称“四仲中星”，它们是判断“二分”、“二至”的标准星。当时已能测定每年有366天，掌握了恒星周年即太阳回归年的运动周期。由于年长度与月长度不具整倍数关系，故须用闰月的办法加以调整，此即经文所谓“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些天文认识，都来自于实地测量。那时不仅已学会了使用测日影变化的圭表，而且已认识到须在大地的不同方位完成测量任务。受部落联盟委派，肩负西方测日、祭日使命的和仲一族，就生活在后来成为嬴秦都邑的西垂一带，即今甘肃礼县西汉水上游地区。那时甘肃东部已被纳入天文历法事业重点关注的范围之内。
《诗·豳风·七月》中也有许多涉及天文历法的内容，充分显示出天象观察同民众生产、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此诗描述陇东一带农民全年的作息，可以看出他们完全依照时令来安排生产，并且非常重视物候，那是他们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总结。那时夏历与周历并用，这有可能是周人为适应陇东地区生态环境而对夏历作出的变革。古人以每年的冬至作为一岁的开始，并用十二地支名配十二个月。夏历建寅，即以寅月为正月；周历建子，即以子月（冬至月）为正月。夏历的正月是周历的三月。《七月》言“一之日”、“二之日”，用的是周历的序称，指夏历的十一月和十二月；诗中直言“四月”、“五月”等，则用的是夏历序称。
全诗叙说农民每个月应干的农活及其他须完成的任务。比如，“四之日”要“举趾”（踏耜而耕），要“献羔祭韮”（准备好祭祀用的羊羔和韮菜）；“九月”要“授衣”（缝好御寒的衣服），要“叔苴”（收获麻籽），要“采薪荼樗”（砍柴挖野菜），要“筑场圃”（改园为场以备庄稼脱粒入仓）。对物候的描述也具体而生动。如“五月鸣蜩”（蝉声阵阵），“斯螽动股”（蚱蜢蹬腿以翅发声）；“十月陨萚”（落叶纷飘），“蟋蟀入我床下”。人们最关注“七月流火”一句，因为它负载着较多的天象信息。“火”指大火星即心宿二，心宿有3颗星，中间一颗最亮，称心宿二。据此星判断春天的开始，是比《尧典》四中星说更古老的天象认识，在民间这一传统保持了很长时间。心宿二呈火红色，是先民最早注意到的恒星之一，在五帝至夏初时期，它在春季黄昏时，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五帝时代设“火正”这一官职，专门负责对心宿二的观测和祭祀。随着时代的推移，心宿二东现的月份越来越晚，在豳国存在的那个时代，此星约在夏历五月份黄昏时出现在东方，六月份黄昏时出现在中天，七月份黄昏时渐偏西下沉，故诗言“七月流火”。《大戴礼·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那是夏代的天象。
在春秋列国中，秦国最具天文历法传统。其母系始祖所属的颛顼部族，是以太阳为图腾的族体。古代天象历法是以观测太阳为基础的，崇日部族必然擅长历象。《大戴礼记·五帝德》说颛顼“履时以象天”，今本《竹书纪年》说颛顼“初作历象”，谯周《古史考》更以“历宗”归之：“颛顼以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朔立春，五星会于天历营室。天曰作时，地曰作昌，人曰作乐，鸟兽万物莫不应和。故颛顼帝圣人为历宗也。”《国语·周语》云：“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古人崇仰北斗星，北斗星在北，故以北方为天象的主位；颛顼后来被尊为北方之帝，即缘自其天文历法领域的贡献。
被嬴秦正式尊为始祖神的少昊，其部族更是与天象历法密不可分，《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载郯子那段著名的叙述就是明证。郯子详言了少昊鸟图腾部族的构成和职司，计有4个大部落共含24个氏族，其中就有“司分”的玄鸟氏，“司至”的伯赵氏，“司启”的青鸟氏和“司闭”的丹鸟氏。所谓“分”，指春分、秋分；所谓“至”，指夏至、冬至；所谓“启”，指立春、立夏；所谓“闭”，指立秋、立冬。显然，少昊部族承担了对天象历法的全面掌管。
正因为有这种文化传统，故后来的秦国对天象历法一直十分重视。据考秦国在献公时即已开始推行颛顼历，其历法推算大抵用四分术，测定一年为365又4分之1日，19岁中置7个闰月，并创行以后九月为固定的闰月。建亥，即夏历十月为岁首。但月的序称不改，仍用夏历月序名号，即每年岁首第一个月称十月，第四个月称正月，最后一个月称九月。以岁星纪年，以干支纪月、日、时。此历一直沿用至西汉武帝太初年间，对后世历法影响甚大。(9)《汉书·律历志》载，汉初负责制定历法的张苍，秦时任过柱下史，他主张采用秦历的理由是：“用颛顼历，比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说明秦历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历法。
对于时令的重视，亦多见于秦史。《史记·秦始皇本纪》言：“宣公初志闰月”，史官对闰月作记录。《秦本纪》言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始创“伏”的概念，对盛暑之季分节示之，提醒人们调整生活安排以避酷热。“三伏”之说延续至今。又曰惠文君“十二年初腊”，《正义》云：“十二月腊日也，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故云初腊。猎禽兽，以岁终祭先祖，因立此日也。”此为据时令而定祭称。腊、猎为同源字，岁终猎兽，乃古人传统习俗。《史记·六国年表》反映出战国时期的秦史，对8次日蚀和9次彗星出现作了记载。其中厉共公十年（前467年）的那一次，经天文学家验算，系哈雷彗星的再现(10)，是一条极其珍贵的天文资料。《史记·秦始皇本纪》对彗星的记载尤详，如嬴政七年（前240年）的那一次：“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这是哈雷彗星横贯整个天空的景象。战国后期秦国编撰的《吕氏春秋》，以专言天象、节气和物候的“十二纪”纲领全书。后来汉儒抽取汇聚而别出《礼记》中的《月令》一篇，成为以历象指导农业生产的经典性文献。足见秦人在天文历法领域成就之卓然。
2．地图绘制
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期之后，对方位、境域、山川、距离等地学方面的认识不断深化，为适应发展生产、开拓疆域、建筑城邑、兴修水利以及军事斗争的需要，人们很自然地会产生以线条写实物化想象的方式来固定环境记忆的冲动，于是便发明了地图绘制。《尚书·洛诰》记西周初年周、召二公奉成王之命营建洛邑的史事，有文曰“伻来以图及献卜”。这张呈奉给成王看的图，可能就是卜定的洛邑位置、规模及地形环境图。这是文献中使用地图的最早记载。时代晚一些的著作如《周礼》、《管子》、《战国策》等书，关于地图绘制及功用的内容已相当丰富，可知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地图的使用已很普遍。但那时地图多绘制在帛上，难以保存下来。
嬴秦是个疆土不断开拓、地域十分辽阔的国家，而且尚武、善战、精于用兵布阵，所以更加重视地图的使用。《史记·萧相国世家》记刘邦攻占秦都咸阳，“何（指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知秦中央政府对地图等重要文献资料很注意妥善保管。《三辅黄图》云：“石渠阁，萧何所造，藏入关所得之图籍。”估计秦图数量一定不少。《汉书·地理志》琅玡郡长广、代郡班氏等处，班固自注均引用“秦地图”，足见秦国地域绘图之普及。可惜那些秦图都未能传世。
20世纪80年代，甘肃天水市北道区放马滩发现了一处战国至秦汉时的墓群，其中一座战国秦墓（M1）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出土物中包括460枚竹简和7幅绘在木板上的地图。(11)7幅木板图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时代最早的地图，比以前所知最早的长沙马王堆3号墓所出帛绘地图又提前了约150年。尽管墓葬位处易积水地带，随葬品保存状况大都不好，但因木板较厚，且为松木质地，出土后经技术处理坚实完整，图面线条、文字基本清晰。7幅地图绘制在4块木板的两面，木板皆为长方形，长度在26.5～26.8厘米间，宽度在15～18厘米间，厚约1.1厘米。其中一幅绘制伊始即停笔，亦未注文字，难以显示与另外诸图的关系，可置之勿论。余6图线条、文字均明确可辨。
这批木板地图一项显而易见的贡献是，澄清了以往古地图研究中的一个误区，即认为唐代以前绘图方位与现代通行的上北下南格式相反，是上南下北式。其实古地图绘制定向，取决于绘图者面对所绘地域或城邑、景观的心理地位，并非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共守的体例，不能一概而论。(12)古地图中虽有上南下北的实例，但放马滩所出这批秦图却无可置疑的是上北下南式。诸图中有一幅在空白处书有一个“上”字，提示读图时应如何放置图板。此“上”字的方位提示不是孤立的，该图上部水系中还有个亭形符号，位置与“上”字完全一致。由于6幅地图所绘对象不是各自独立的，其中一幅是总图，余5幅为总图中的各个局部，主辅呼应，据图中所标地名的位置，尤其是地名重出的位置，完全可以建立起诸图关系的脉络。(13)所以，由一幅图的读图位置可知总图以及各图的读图位置。置图问题解决后，图示方位问题便迎刃而解，因为有一幅图下方主河道存在左右两条对应的支流，左面一条标文曰“西卢”，右面一条标文曰“东卢”。这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全图是上北下南式。
依据M1与木板地图同出物判断，墓主可能是位“日者”，即后世所谓算命看风水的先生。在其头部右侧置有数量可观的简册、算筹和毛笔等。算筹、毛笔乃日者必用物品，而所出简册，内容则包括两种版本的《日书》和一篇记述一个名丹的人死而复生的神秘故事。木板地图置于头箱中，应当是墓主生前绘制以备自用的。图中许多河谷通道注明了里数，除大量标示地名外，还多处标有“松刊”、“大松刊”、“阳有蓟木”、“阳尽柏木”、“有蓟木”等字，显然是为曾经其地而作的提示语。以占卜术和堪舆术谋生的术士们，和治病的郎中一样，需要周游各地，深入民间，在聚居人口比较稀少而河流山林众多的地域，使用地图来辅助记忆或导向，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据此判断，木板地图所绘应当就是墓主职业范围所涉及的那一带。
把6幅地图按全图与分图关系、河流走向以及重叠地名的位置，建立起综合图像的轮廓，再对照天水市东南部的今图仔细审视，即可印证上述判断。诸图所绘水系、主河道流向及分水岭格局，正与天水市麦积区中南部的地形地貌相符。那一带由于秦岭山脉东西绵亘，成为长江水系与黄河水系的分水梁脊，故山南麓的江河谷溪大都由北向南流，木板地图描述的情况正是如此。
更有力的证据是其中一幅图中部二水合流处，用方框标注地名“邸”，同墓所出竹简文字中又言及“邸丞”。“氐”本为先秦时期主要生活在甘肃境内的一个民族，氐字加邑旁表示是和氐族相关的地名。秦制，地方行政长官的副手称“丞”；邸有丞，表明这是一级行政建制的治所。李学勤先生曾撰文指出，此处之邸，就是西汉时陇西郡的氐道所在。(14)“道”是与县同级的、专设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行政建制。从这组地图看来，战国后期秦已置氐道，汉承秦制。汉代氐道位置据文献记载，就在今天水市麦积区中南部及徽县北部地区，木板地图上“邸”的标位，恰好与之相应。具体说来，图绘水系，主要一条为今永宁河上游花庙河及永川河与花庙河分水岭（今麦积山一带）地区的水系，另一条是与花庙河同处麦积区中南部的白家河水系。图中亭形符号未标示地名，权衡其位置，应为木板地图主人生活居住的地点。
放马滩木板地图在我国制图史上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其图示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其制图规格和体例，其绘制技术和手法，都令今人刮目相看。所绘内容以河流水系为主体，文字注记的行文排列，也完全同河流的走向一致。可见我国后世地图以水系主导的传统由来已久。6幅地图共标示地名28处，山名2处，水名8处，谷名4处，关隘6处，亭形标位1处。除用粗细、直曲有别的线条表现河流、道路和山系轮廓外，还用方框围圈重要居民点的名称，并使用一些具有特定意义的形象符号，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图例规则。对照长沙马王堆西汉帛绘地图观察，可知许多图例已被沿用，有的甚至沿用至今。木板地图对某些山谷道路标记了里数，在某些地带注明所生长树木的种类，已含经济地图的因素。此外，这组地图还使用总图与分图相配、详图和略图相辅的制图方式，显示出既重视宏观把握，又重视微观细节的创作意图。这些都大大丰富了地图的信息含量，提高了地图的实用功能，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
和马王堆帛绘地图一样，这组木板地图也是在实测基础上绘制的，准确度和比例的掌握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地图绘制技术和绘图艺术而论，水系主体框架网格法的确立，基本比例概念的形成，专题地图、局部扩大图、接合图的采用与发明，图式体例系统的构建，乃至地图正读方向的标示，闭合曲线山脉绘制技术的发明，分水岭山系法的标绘等，都以无可否认的事实说明，早在战国时代，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为标志，中国不仅已具备一整套先进的地图绘制理论和地图绘制技术，而且，地图绘制理论与技术已经广泛地运用于实践并不断完善和发展。”(15)
3．建筑技术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主要利用某些天然处所作为栖居点，如一些高爽避风的崖凹、岩洞或树穴。《礼记·礼运》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讲的就是那种情况。巢居遗迹如今已无从追寻，但穴居遗迹却在我国许多地区有所发现，最著名的要算北京周口店的猿人居穴了。甘肃泾川县大岭上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过先民居住过的“崩”，即塬面边缘经流水长期冲蚀而形成的一种断崖。那是在缺乏岩穴洞窟的生态环境下，对自然地貌的利用。人类走出天然栖居处，开始用自己的双手营筑居室，是迈入新石器时代的飞跃性进步。营筑居室至少要实施两种劳作，即掘穴削壁和伐木构架。只有新石器时代较为锐利的磨制石器，以及石器加柄的复合性工具，才能完成这类任务。
对于黄土高原地带的先民来说，最初的人工居室就是地穴。《墨子·节用》云：“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宫室之时，因丘陵掘穴而处焉。”选择高爽地带掘穴而居，并非“人之始生”时代的作为，应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情况。黄土高原的土壤结构适宜于掏挖窑穴，最初的穴居可能不用柱子，穴口不大，挖得较深，上面加盖遮阳避雨的防护物即成。后来才渐由深穴居发展到半地穴居，再发展到地面起建的房屋。
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半地穴式建筑，存在于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内。如果我们对大地湾遗址中一至四期的聚落房屋作综合观察，可以看出甘肃地区史前居民建筑技术持续而长足的进步。大地湾一期文化房址，已发现有4座，均为不甚规则的圆形深地穴式，距地表约2米，室内直径约在2.5～2.7米间，面积为6～7平方米。居住面为不太平整的硬土面，未发现灶坑。门道呈曲转的斜坡状，与居住面相连。穴壁外、居住面和门道内皆有柱洞，穴壁外柱洞内倾，推想房屋顶盖应是自四周斜架椽木交叉于柱端而形成的，柱端应有架椽之叉手，而斜交之椽端则结扎于房顶。据柱洞可复原成圆锥形攒尖顶式茅草屋，门道上方也当有防雨的两面坡式支篷。经碳—14年代测定，这批深地穴式房屋距今将近8000年。
大地湾二期文化已出现环壕聚落，房址多在河岸的二、三级台地上。共发现房址156座，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居住面已扩大到20平方米左右，居住面和四壁抹有草拌泥，坚硬平整。室内已有瓢形灶坑，坑内正对门的一侧掏一火种洞，有些洞内尚置火种罐。门道分斜坡式和台阶式两种。柱洞多不规则地分布在居住面上，已出现套间房。(www.xing528.com)
大地湾三期文化房址目前仅发掘39座，仍为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但地穴变浅，室内面积进一步增大，最大的居室达60多平方米。有的房间内发现大量红色烧土块堆积，覆盖在居住面上，内有成段的枋木炭块，据此推测屋顶系草泥烧土构筑。居住面上的柱洞直径较前期显著增大，并呈对称分布，表明屋架结构已更为科学和规范。有些房子已采用木骨泥墙，灶坑已呈直桶状，坑穴较深，在灶坑与门道之间，增设了通风洞。大地湾四期文化发现房址56座，多为平地起建，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有墙体、居住面、门道、柱洞和灶坑。墙体分垛泥墙和木骨泥墙两种，居住面大都为白灰面，少数房屋的居住面已使用比白灰面更坚牢、更平滑的原始水泥面。
大地湾四期文化出现了一些大型房屋建筑，其规模和建筑技术均令人惊异。其中编号为F901的房屋，最具代表性，是迄今所知我国史前文化中最宏伟的建筑，被誉为“原始宫殿”。
大地湾文化的建筑传统，被后来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所继承，形成了西北地区房屋形式及修造技术的基本结构，为中华民族建筑的独特风格奠定了基础。其逐渐演进的脉络十分清晰：基部由深穴到半地穴到地面建筑，形状由圆形到方形和长方形，后来又发明“凸”字形和“吕”字形，出现套间和主侧室相配的形式；由少量木柱到对称的多柱到主柱与辅柱结合，形成柱网；由无墙到有墙到木骨墙到夹柱墙，最后出现部分承重的垛泥墙；居住面不断扩大，由原土到夯平，由单层到多层，由草泥抹面到白灰面到原始水泥面；灶坑从无到有，形制不断改进，由穴坑式发展到圆台式，通风设施也越来越好。
甘肃境内史前文化创立并发展完善起来的这种建房传统，至少有两大特色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一是土木合筑的混成结构。直立的墙体和倾斜的屋盖，完全由柱、梁、椽等木构件联结、支撑，房顶与屋檐的重量，通过梁架传递到立柱上，墙壁的功能主要不是用来承重而是起隔断作用，所以门窗可以自由开设，室内的空间分配及墙体材料的选择，都因此而具很大的灵活性。起初主柱顶端当为叉手以架梁，后来发明卯榫连接形式。最后出现的承重木骨泥墙，为土木合筑建房技术带来关键性突破，使室内面积进一步扩大，居室形制的复杂化也成为可能。这种建筑结构牢固、实用，材料易得又便于操作，故能长时期流行于我国北方。二是对居住面的处理。居住面是人们栖息起居的主要生活点位，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存质量。地下湿气如不隔断，会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起初的处理方式是夯实地面，后来改进为铺一层草筋泥，继之又发展到对居住面和墙壁用火烘烤，这样做既可加固又能防潮。再后来掌握了在草筋泥上涂敷白色石灰质面或青灰色原始水泥面的技术。大地湾四期文化F901的居住面，代表了最先进的技术水平，表现为4层结构：最下面为经夯实的黄土层，黄土层上是厚约10～15厘米的草筋泥烧土层，再上面是15～20厘米厚的由砂粒、小石子及人造轻骨料构成的混合层，最上面是坚平细腻而又光亮的原始水泥层。这种多层结构的居住面，充分显示出甘肃史前先民为提高生活质量而付出的辛劳和智慧。所谓“人造轻骨料”，是将料礓石粉碎后掺和红黏土，调水后搓成棒、压成片或掰成碎块，然后在陶窑中烧成的，表面有光滑的釉层，质轻而多孔隙，具有极好的隔湿防潮性能。人造轻骨料和原始水泥一样，是甘肃史前先民在建筑领域内的卓越发明。
齐家文化在继承上述土木合筑建房传统的基础上，又作出了新的贡献，那就是瓦的创制和使用。古书说夏代及其以前的房屋是“茅茨”，即以茅蓬芦苇之类植物布顶盖，直到夏桀时才用瓦。夏桀的用瓦，还被古人看作奢侈劳民而受到谴责。(16)但近世学者对夏末用瓦表示怀疑，理由是迄今所知商代建筑遗址中都还没有发现过瓦。然而，齐家文化陶瓦的面世，使学界不得不重新思考瓦的发明这件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齐家文化绳纹红陶瓦
灵台桥村齐家文化遗址，出土了目前所知我国时代最早的一批房瓦，经热释光测定，距今约3900年。橙红陶，烧制坚牢，分板状和半筒状两类，饰有篮纹、绳纹和附加堆纹。甘肃省博物馆收藏该地所出一件半筒状瓦，长约20.5厘米，宽约10厘米，高约9.3厘米，瓦面饰绳纹。一端有锥状榫突，另一端瓦槽内有卯眼，两瓦叠接时榫卯相扣合。制作方法是用泥条盘筑成筒，修整后中分为二。镇原县一座齐家文化房基外，发现有上百米的排水陶管，每节长约53厘米，两端一大一小，设卯箍子母口，可连续套接。这说明当时有些房屋建筑已安置较成熟的覆顶和排水配套设施，技术水平超出人们的预料。齐家文化陶瓦发现之前，最早的陶瓦出土于陕西岐山县凤雏村的西周宫殿遗址，但数量不多，且形制原始，尚无板瓦与筒瓦之分，瓦面有约占四分之一圆筒的弧度，估计只在房顶的某些部位使用。事实表明，陶瓦的创制和使用，是由甘肃的齐家文化向东传播的。古文献说夏代后期始用瓦，其时代也正略晚于齐家文化。这又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关于中原夏部族的母族兴起于甘肃的推断。
【注释】
(1)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2)齐思和：《中国史探研·毛诗谷名考》，中华书局，1981年。
(3)徐中舒：《耒耜考》，《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中华书局，1998年。
(4)夏纬英：《〈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5页。
(5)张朋川：《从甘肃一带出土文物看丝绸之路形成过程》，《丝绸之路·学术专辑》1999年。
(6)具体内容在五、六两章中已作过详细阐述，这里不再重复。
(7)陈炳应：《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纺织卷》，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33页。
(8)杨伯达：《甘肃齐家玉文化初探——记鉴定全国一级文物所见甘肃古玉》，《陇右文博》1997年第1期。
(9)马非百：《秦集史·历法志》（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
(10)关于哈雷彗星的上一次记录见于鲁史《春秋》，为鲁文公十四年即公元前613年。
(1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期。
(12)关于古代地图方位问题，参阅祝中熹《对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的几点新认识》（《陇右文博》2001年笫2期），该文论之甚详。
(13)曹婉如：《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文物》1989年第12期。
(14)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第4期。
(15)雍际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3页。
(16)张华《博物志》云“桀作瓦”，褚少孙补《史记·龟策列传》谓：“桀为瓦室，纣为象郎。徵丝灼之，务以费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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