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先秦时期农业畜牧成就

一、农业、畜牧业领域

先秦时期的甘肃，生态环境比较复杂。高山地带和沙漠，人类难以生存；草原、绿洲、低山缓坡及森林边缘区域，适于畜牧，先民群体有稀疏的分布；而在东部泾水、渭水和西汉水流域的河谷川原，气候相对温润，水量充沛，农畜兼宜，为早期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那时黄土高原土壤风化程度尚弱，黄土颗粒内的矿物质流失并不严重，保持了较高的肥力；土壤中粉土、细沙和黏土的比例，有利于毛细管作用，具备长期保湿的性能。甘肃东部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即已育生了原始农业，且后来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发展。

传说中的神农氏，是我国原始农业的开创者；神农氏又称炎帝，号烈山氏，正透露了火耕农业的史影信息。以神农氏为代表的那个部族，很可能是伏羲部族中擅长经营原始农业的一支，最初也活动于渭水流域；与姬周族构成两合婚姻联盟而兴盛于今宝鸡地区的姜姓部族，即为神农氏的后裔。他们应当是自新石器时代早期或中期较早从黄土高原沿渭水东向发展的一支；而留居的族体则在甘肃境内继续发展着农业和畜牧业，并在生产技术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秦安县大地湾文化遗址一期到五期聚落形态的延续存在，以及大地湾文化中、后期遗存在泾、渭、西汉水流域的广泛分布，便是最好的说明。

1．农业方面

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了禾本科作物黍和十字花科作物油菜子，这是迄今所知这两种农作物最早的标本，其在我国的栽培历史已近8000年。大地湾居民是这两种农作物最早的培育者。黍今俗称黄米，其颗粒比小米略大，色黄，有黏性，可作饭食，亦可酿酒，是一种相当耐旱、很适宜于气候干燥的黄土地带种植的粮食作物。

在东乡县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存中又发现了稷。稷今俗称谷子，亦称小米，即古文献中大量出现的“粟”。林家遗址中稷的数量非常可观，如窖穴H19存稷虽已炭化，但能辨其穗、粒和秆。有的稷穗被梱成小把，整齐地堆放在一起，积层厚达0.5米。⁽¹⁾据估算，该窖穴存稷量约为2立方米，有学者认为这有可能是作为种子而贮藏的。

考古发现业已证明，在甘肃境内最早种植的黍和较早种植的稷，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仅是甘肃地区，也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主要农作物，这与文献中反映的情况完全相符。据齐思和先生统计，黍在商代卜辞中不下百余见，在《诗经》言及的众多农作物中，黍和稷出现的次数最多，黍为19次，稷为18次。而且黍稷经常联用，联用文例达12处。正如《生民》诗孔疏所言：“黍稷是民食之主。”⁽²⁾《诗·豳风·七月》言：“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可知周人在陇东地区建立豳国时，经营的农作物虽有好多种，但黍、稷仍居其首。还应注意到，那时黍比稷要贵重。先民熟食，以蒸为主，故重粮食颗粒的黏性。黍蒸熟后比稷好吃，故郑玄笺《诗·周颂·良耜》云：“丰年之时，虽贱者犹食黍。”孔疏：“贱者当食稷耳。”又据《汉书·律历志》载，我国最早的度量衡制度，就是以黍粒为最小起始单位的。1个黍粒的宽度为1分，10分为1寸；1200个黍粒的容积为1合，10合为1升；120个黍粒的重量为1铢，24铢为1两。从这个侧面也能看出黍在社会生活中备受重视。但黍的产量较稷为低，故随着农业的发展，稷被大量地种植，成为“五谷之长”、“百谷之主”。

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存中，还发现了距今约4000年的人工种植的大麻籽，亦属我国时代最早的麻籽标本之一。大麻的栽培，是甘肃境内史前居民继黍的创育之后，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又一项杰出贡献。大麻的籽是食品，大麻秆的纤维是重要纺织原料，这种作物在古代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容轻视。《史记·周本纪》载周人始祖弃,儿童时即“好种树麻菽，麻菽美”，说明是时麻已为习种的农作物。上引《诗·豳风·七月》，麻与禾、菽、麦、黍、稷并列为主要农作物之一；后文又言“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苴”即麻籽，可作饭食。故《礼记·月令》不仅居麻于五谷之列，而且说孟秋及仲秋季节天子“食麻与犬”，可见其在农作物中的地位。用麻秆纤维纺织而成的麻布，在我国棉花种植推广以前的数千年间，一直是劳动人民日常生活必需的主要纺织品，其意义更不待言。(www.xing528.com)

在犁耕普及之前，我国农业翻土工具主要是耒和耜。这种木质工具不可能存留至今，考古工作者只在某些古文化遗址的窖穴壁上发现过使用耒的痕迹。《易经·系辞下》说：“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把耒、耜的发明归于神农氏。上文言及，神农氏即炎帝代表着兴起于渭水中、上游的一支创兴原始农业的部族。黄土地带土壤疏松，以木质农具翻土整地的功效较好，最早发明耒、耜的可能性很大。渭水流域的史前文化中多发现石铲，而耜的雏形是在木棒下端绑结一块动物肩胛骨，或者是把耒的下端做成具有弧刃的板状，其形制就是石铲的进一步发展。先秦时期我国东方部族习用耒，而西方部族习用耜，周人始祖弃的母家号有邰氏，邰字所从之“台”，在金文中与耜字所从之“”为同一个字，即为耜之象形。有邰氏应为耜的发明者。⁽³⁾有邰氏为姜姓部族，乃神农氏的后裔，正与上引《系辞下》所说相合。《豳风·七月》盛言农民以耜耕作，亦可作为辅证。犁又是耜的进一步发展，是耜与牛的牵引力相结合的产物。目前所知最早的石犁发现在南方，还找不到甘肃史前文化遗存中有用犁的迹象。但在中原地区犁耕还远未普及的战国时代，秦国广泛用牛犁耕的现象已引人注目。总之甘肃地区在农业工具方面的成就，也是十分突出的。

早期农业中，辨识土壤性质是首要的技术环节。《史记·周本纪》称后稷弃“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建立豳国的公刘，秉承后稷的农作传统，也擅长“务耕种，行地宜”。《诗·大雅·生民》赞誉后稷经营种植的成功，除了形容作物的繁盛外，也透露了垄亩整治的信息。如“禾役穟穟”一句，“役”字作行列解，言作物行列整齐，通风透光，故长势茂盛。所以有学者认为，后稷时代已经创造了条播法。⁽⁴⁾看来《汉书·食货志》说“后稷始甽田”，并非无稽之谈。所谓“甽”，就是指培植农作物的长条垄沟。我们讲述豳国历史时曾分析过的《公刘》一诗，更包含了许多涉及农业技术的内容。规划、垦辟农田，需要察看地形的高低，了解水源的位置，估算耕地的面积，辨别水土保持的状况，判断光照时间的长短等等，反映了先民在长期农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丰富经验和技术要求。

后来秦国继承并发展了这种重视规划、讲求技术的农业传统。战国后期由秦相吕不韦主持编撰的百科全书性质的《吕氏春秋》，其中有《上农》、《任地》、《辨土》、《审时》4篇农业专著，全面阐述了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操作要领，集中反映了当时秦国农业技术所达到的高度。从中可以看出，秦国经营农业生产十分关注如何改造低地，消除盐碱；如何利用地势，保墒除草；如何通风透光，使庄稼茎坚穗硕、颗粒饱满而富于营养。文中强调耕地规划和甽垄配置，要求对不同性质的土壤进行不同的治理。还具体交代一年四季各个时段的农活重点，提倡“五耕五耨”，精耕细作。如《任地》篇即指出：“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力、柔、息、劳、棘、肥、急、缓、湿、燥，皆指不同地区土壤各自具有的性能特点，要求务农者采取针对性的方法改造它们。这正是贯彻从后稷时代起即被大力倡导的“相地之宜”原则，至今也并没有过时。

2．畜牧业方面

先秦时期的甘肃有大片草原，靠近江河湖泽的山地缓坡也都植被茂密；即使在沙漠地带，也有绿洲星罗棋布。所以这里自古以来为众多牧猎部族的驰骋之地，具有畜牧业昌盛的悠久传统。考古发现明确显示，甘肃境内的史前文化大都有丰富的畜骨遗存，陶器造型和彩陶纹饰中，也多见羊、犬、猪等家畜形象，这都鲜明地反映了畜牧业的繁荣。早在大地湾一期文化中，居民饲养的家畜已经有猪、狗、鸡和黄牛，时代略后些的师赵村一期文化中，羊也进入家畜之列。传说的中华民族始祖伏羲，其名字的众多含义中有一项就是畜类驯养，同伏羲关系密切的女娲传说中，也有“造六畜”的内容。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言及，大地湾文化分布区域，恰是伏羲、女娲神话的缘起地，这不会只是一种巧合。大地湾文化的主人，应当是我国畜牧业的开创者之一。

有必要作重点阐述的，是关于马的畜养。众所周知，我国“六畜”中马的驯育时代最晚。大约到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文化遗存中，方渐有家马骨骼出土，而甘肃就是发现早期家马较多的地区。许多学者认为，马并非我国本土的畜种，是从欧亚草原地带骑马民族那里传播过来的，甘肃正处在这个传播通道上。齐家文化是我国最早畜养马匹的古文化之一，甘、青地区齐家文化遗存中多有马骨出土。“骑马民族的出现使古代东方和西方的交流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古代东方和西方是以骑马民族为中介来连通的。甘肃一带的齐家文化的地理位置，正处于黄河农业文化向西延伸和西北游牧文化向东南延伸的会合点上。”⁽⁵⁾

齐家文化居民对家马驯养作出了巨大贡献，奠定了我国西北地区繁荣数千年的畜马业基础。自齐家文化之后，甘肃地区马的繁育蓬勃发展，最终成为我国主要育马基地之一。从《穆天子传》所反映的情况看，西周前期甘肃境内的家马畜养即已领先于中原和关中，周穆王西巡经过甘肃地区时，当地部族“献马”、“献良马”、“献食马”的事例多不胜举。活跃在甘肃东部的犬戎，就是一个畜马业相当发达的部族，他们作战时使用战车，拥有数量众多的马匹。古本《竹书纪年》载“夷王命虢公伐大原戎，获马千匹”，即为例证。建国于西汉水上游的嬴秦族，更以擅长畜牧尤善育马、用马而著称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