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修筑长城的时代因素

一、修筑长城的时代因素

1．群体防卫形式的演进

人类为了保护自己的群体生活，很早便学会了构筑防卫性设施。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聚落，有许多即被人工挖掘的壕沟所环绕，那主要是为了阻隔猛兽的侵袭，当然也不排除防御敌对族体的攻击。进入文明时代后，随着人口的繁衍和社会的进步，居民的中心聚落演化为城邑。在人们集中居住的地点，用墙围筑为“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群体防御的基本形式。甲骨文中不乏有关“作邑”的卜辞，而《春秋》三传和《国语》也多见“城”于某地的记载，《诗经》中如《大雅·緜》等篇章对筑室建城大规模集体劳作情景的描述，更为人们所熟知，那都显示出城邑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春秋以前，邑居的城防形式基本上可以保障群体的安全。那时的战争，不论规模大小，胜负的关键在于对“点”的争夺和控制，所以城堡和关塞是防御的重心所在。社会发展到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封建制度普遍确立，经济生活日趋繁荣；与此相应，人口孳衍加快，财富积累增多，列国间利益冲突深化，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春秋前期几次著名的大战役，主战国投入的兵力不过战车七百乘，与徒兵合计也就是两万多人。⁽¹⁾至战国后期的战争，则兵力动辄数十万计，在“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的环境中，战争造成的灾难极其惨重。如《孟子·离娄》所谴责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如果说春秋及其以前战争的目的主要在于争“势”，即争夺宗主权和控制权的话，战国时期的战争已演变为争“地”争“城”，即占取敌方领域，乃至吞并其国家。这样，列国关系中战争不再是偶发性的惩罚或示警，已成为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常态性政治方式，成为各国统治集团须倾力谋划的头等大事。

在这种背景下，战争的技术层面也随之发生巨大变革，骑兵逐渐取代车兵，成为军队的主力。各国均有强大的骑兵建制，据杨宽先生考计，秦国有“骑万匹”，魏国有“骑五千匹”，赵国有“骑万匹”，楚国有“骑万匹”，燕国有“骑六千匹”。⁽²⁾骑兵行动迅捷，转战灵活，突击凶猛，可以适应各种复杂的地形，其杀伤力比传统的车兵和徒兵大得多。骑兵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军事进攻地域上的广泛性和时间上的突发性。战国军事家孙膑曾总结骑兵的优越性曰：“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敌虚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利也。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³⁾如此一来，战争的恶果就是全方位的，敌军可以无处不至地施展蹂躏；而往昔驻兵城堡关塞、以点为主的守御方式，已很难完成保卫人民生命财产、防阻敌军攻入纵深的任务。于是，一种新的以点固线、画线拒敌、全面守卫的防御战略，逐渐发育成型。长城，就是这种新型防御战略的产物。

所谓长城，其实可视为传统城堡式守卫的展开和推进，防御力不再集中于某几个点，而延展为一条筑有军事设施的、明确的疆域防线。起初，由于军事需要，边境地区修建了一些供瞭望的平台，供传递军情的烽燧，扼控要隘的障塞等等；后来又依据地形、地势以及山川天险，筑城墙，挖壕堑，设柴栅，把原有的守卫体系连接、完善起来，组合成一道抵御骑兵突袭特别有效的严密屏障。这种以城墙为主体的综合性线型防御体系，战国后期已规模不同地在许多国家的边境上出现。

2．北方牧猎部族的威胁

对于秦、赵、燕诸国来说，长城的修筑更具必要性。因为这三国位处我国北方和西北方，其北部和西北部边境同众多的牧猎部族活动区域邻接，属于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切地带。我们曾论述过牧猎部族对农业区的威胁，他们对财富的占有欲和擅长攻掠的习性，常给相邻地区的农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战国后期活跃在我国北方和西北方的牧猎部族，主要有匈奴、东胡、林胡、楼烦等，他们都精于骑射，奔突无常，为秦、赵、燕三国的劲敌。如匈奴族，史载其风习：(www.xing528.com)

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⁴⁾

这种被称作“马背上的民族”自幼培养起来的骑射本领，给秦、赵、燕等国传统的军事攻防所造成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赵国武灵王倡导“胡服骑射”，实是被上述牧猎部族强悍攻掠逼出来的军事改革措施。实践证明，修筑长城，是抵御牧猎部族入侵最有效的方式。战国后期秦、赵、燕都相继在国域北境兴修了长城，《史记·匈奴列传》载，秦昭王灭义渠后，为守护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赵武灵王在北破林胡、楼烦后，“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燕国也在击破东胡后，“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以拒胡”。三国所筑的这几段长城，为后来秦统一中国后所修的万里长城，奠定了基础。

3．修筑长城须具备的条件

长城是古代战争形式和规模演进到一定阶段时的产物。从另一个角度说，只有社会生产力以及国家职能达到一定高度时，需要才会变成现实。这种规模宏伟的建筑工程，决不是某个君主或某个领导集团一时心血来潮，就能立项并完成的，因为它需要调动大量的劳工，消耗巨额的物力和财力。工程的启动，必须以雄厚的国力为基础，其成败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的组织能力。

从技术层面讲，尽管我国劳动人民具有黄土夹板夯筑墙体的悠久传统，筑墙并非难事，但一则长城的高度和厚度，远非一般墙体所能相比，二则长城大部分地段依山势而筑，许多地方须凿山削坡，堑土成壁，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施工难度。浩繁的工程量和复杂艰危的劳动环境，对工具和技术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木、石工具是无法胜任这种浩大工程的，战国中期以后铁器在生产领域的普遍使用，是修筑长城的一项前提性物质条件。此外，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发展农业，都不同程度地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积累了一些动员众多人力筑造河坝堤防的经验和技术，这类经验和技术，肯定要被用于长城的建筑中。

长城的兴造是一项国家掌控的全局性战略工程，须由政府统筹布局，勘察地形，确定线路，设计规格；然后征调劳力，提供物资，安排施工，检查质量。即以战国秦长城言，全面考察其遗存可知，当初修筑时是有统一规划、统一要求的，这不仅表现在整体风貌和技术特点上，也表现在附属设施的配套体系上，还表现在许多细节上。如护城的瓦，分若干类型，同一种类型的瓦大小规格一致，纹饰风格相同，甚至印痕所反映的制作程序也都一样。

这种跨越不同地域的大范围施工，且遵从统一而严格的标准，要求政府机构具有相当强的组织、指挥能力，以及迅捷的办事效率。在以村社体制为社会基本结构的贵族时代，国家没有能力掌控这种高难度的集体施工运作。战国中、后期列国都已完成了社会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建立了封建性的行政体制，培育了律令细密的行政机构和职能分工明确的官吏队伍，这便保证了长城修筑任务的完成。所以有学者指出：“没有一个集权性的、十分强大而有效的郡县行政体系，要长期地、反复多次地征调、组织庞大的劳力去完成这种庞大工程，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