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先秦卷》- 秦国征伐义渠国的经过

四、义渠

义渠是个历史悠久、与嬴秦关系十分复杂的戎国，秦穆公“开地千里”所征服的八戎中，义渠即在其列。上一章中我们已略述其族源及大致地域，并指出，穆公时代义渠虽被秦征服，但却并未灭亡。它保持了独立地位，并发展成诸戎中最为强盛的酋邦性国家，一直延存到战国后期。

关于义渠国都的地望，有加以澄清的必要。史为乐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涉及义渠的4个辞条，一致说它在今甘肃省的“西峰市境”、“西峰市东境”或“西峰市附近”。已有学者引用班彪的《北征赋》指辨其误。⁽¹⁵⁾《北征赋》实述作者远游西北，由长安至高平（今宁夏固原）的沿途见闻。他从长安出发，经云门而至郇邑，登赤须之长坂而“入义渠之旧城”，然后过泥阳，歇彭阳，沿长城而至高平。泥阳在今宁县东南，而宁县又在西峰市的东南。假如义渠故城在今西峰市附近的话，从郇邑到泥阳是不可能先经过义渠的。依《北征赋》的路线分析判断，班彪所登之赤须长坂，非今董志塬莫属，而义渠故城应在宁县东南境。

20世纪90年代，在宁县西北约25公里处的焦村乡西沟村，发现一座春秋至秦汉时期的古城遗址，东西宽约1000米，南北长约1500米，东、北、南三面有城墙，西面依沟畔削崖为塞。部分残存城垣高约1～4米，基宽约6米。上层为后世补筑，城内面积约150万平方米，堆积文化层厚达1～3米。城外古墓葬已发掘者，被定为西周晚期。⁽¹⁶⁾论者认为，这就是义渠国都城的遗址。从城址所在位置看，与《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等书“义渠在宁州西北”的说法相合，但却仍难用《北征赋》提供的路线方位加以解释。而且，遗址内并未出土足以说明该城性质的实物。所以义渠都城的确切地望，目前还只能存疑，只能说其大致位置在今宁县境内。

在被秦国征服的诸戎中，义渠国的实力最为雄厚，独立性最强，存在时间也最长。春秋后期，义渠和大荔已经发展到“筑城数十，皆自称王”⁽¹⁷⁾，国势强大到不时与秦国对抗的程度。后来大荔和另一支势盛的戎族绵诸被秦灭掉了，但义渠却顽强地保持着酋邦地位，继续与强秦周旋。《史记·秦本纪》载，厉共公三十三年（前444年）“伐义渠，虏其王”。但虏其王却并未灭其国，因为史文又记十几年后，“义渠来伐，至渭南”。敢于主动伐秦，而且深入秦国腹地，可见实力之强。义渠对秦的这种时叛时服、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维持了一百多年，直到秦惠文王十一年即公元前327年，才“县义渠”，“义渠君为臣”。是时已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威势空前隆盛，此举应当意味着对义渠的完全控制。但奇怪的是，这次“县义渠”似乎只是形式上的，并未触动义渠国的统治体制，义渠国君虽然称了“臣”，但权位仍在。

《战国策·秦策二》记述了这样一段史事，表明义渠非但不是秦国的县，而且还拥有与秦为敌的资本——义渠君到相邻的魏国去访问，魏国名臣公孙衍和他对话，曰：“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爇君之国；中国有事于秦，则秦且轻使重币而事君之国也。”意谓秦对义渠的态度，取决于列国形势的变化：当中原列强威胁秦国时，秦国将讨好义渠；反之，秦国将攻掠义渠。果如公孙衍所言，不久齐、宋、韩、魏、赵五国伐秦，秦王担心后院起火，接受了陈轸“赂之以扰其心”的建议，“以文绣千匹、好女百人遗义渠君”。但义渠不买账，还是趁五国伐秦之机，“因起袭秦，大败秦人于李帛之下”。此役发生在秦惠文王后七年即公元前318年，虽然并未给秦国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五国伐秦之举也并未因此而得逞，但却显示了义渠的地位和力量，可证9年前的“县义渠”不具实质性内容。

必须看到，纵然义渠不甘示弱，也难以真正与秦国抗衡。不管从哪个角度说，秦国随时可以吃掉义渠，只不过受制于列强争锋的严峻局面，而不敢贸然下手罢了。公孙衍所言“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爇君之国”一语，即道出了秦之杀机。那时列强肯定不愿看到秦国彻底灭亡义渠，从而出现猛虎添翼的局面，因此必然会援手义渠，以遏制秦国的野心。李帛之役后4年，秦军征伐义渠，攻占了义渠的25城。秦武王元年，再度攻打义渠，但均未能灭其国。此后秦与义渠的关系可能一度缓和，史载秦昭王即位时，义渠王还亲自到咸阳朝贺过。⁽¹⁸⁾最后，秦使用一种不怎么光彩的手段，才彻底解决了义渠的问题。《史记·匈奴列传》述其事：“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且勿论此事是否可视作爱情为政治而牺牲的悲剧，义渠都城与咸阳相距遥远，义渠王与宣太后结识据推算长达35年，这期间两国的关系一定十分友好亲密。

据《后汉书·西羌传》载，义渠国灭亡于秦昭王三十五年，即公元前272年。在此前后，秦国在北方及西北方边域设立了上郡、北地、陇西三郡，并开始修筑长城。彻底征服义渠，不仅给西戎问题划了最后的句号，也为秦国的西北边防揭开了新的一页。

战国前期的义渠，已经“筑城数十”，其民众肯定早已开始过着农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定居生活，经济已发展到较高阶段，并由酋邦演进为方国。从义渠境域内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遗存看，流行陪葬车马的习俗，器物种类包括陶器、青铜器、银器、鎏金器和铁器，精致的工艺水平反映出手工业的发达。秦国在灭亡义渠后，能够很顺利地将其属地纳入郡县行政体制，并以长城护卫其边境，表明那一带的农业基础已经奠定，已完全融入秦国的农耕文化圈之内。

【注释】

(1)关于乌孙王难兜靡的命运，古史有不同记载，《史记·大宛列传》言其被匈奴所杀，《汉书·张骞传》言其被大月氏所杀。考察当时部族冲突形势，当以《汉书》说为是。

(2)这里所说的“秦”为大秦，即罗马。

(3)流沙本义指流动的沙丘，大沙漠中存在沙土随风移动现象，沙丘连绵，望去如水流形成的波浪，故称流沙。《山海经》所说的流沙，应指今腾格里、巴丹吉林大沙漠，诸族在此沙漠之外。参见王宗维《西戎八国考》（《西北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6年）。

(4)《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第168页。

(5)《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下册），中华书局，1998年，第1350页。(www.xing528.com)

(6)《古族新考·有虞氏的迁徙》，中华书局，2000年，第42页。

(7)杨建新、马曼丽主编：《西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48～49页。

(8)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的新认识》，《中亚学刊》第1期。郭厚安、陈守忠主编的《甘肃古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陈炳应、卢冬著《古代民族》（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均持这一观点。

(9)《中亚文明史》第2卷第9章，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

(10)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3页。

(11)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页。

(12)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40页。

(13)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40页。此为余太山引述的观点，余先生并不赞同这种说法。

(14)《后汉书·西羌传》。以下凡未注出处的引文均见此传。

(15)李仲立：《先秦历史文化探微》，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5～236页。

(16)刘得祯、刘鹏涛：《义渠戎古城建于西周晚期》，甘肃省史学会编：《史学论丛》第8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17)《后汉书·西羌传》。

(18)《后汉书·西羌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