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大月氏的存在与影响

一、月氏

《史记·大宛列传》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在《匈奴列传》中，又讲到战国后期“东胡强而月氏盛”，冒顿为匈奴太子时曾“质于月氏”。史文介绍了西汉时期大月氏的地域方位、相邻国家及生活习俗，交代了其原居地及族众的分流迁徙，还重点叙述了其与匈奴的关系。《汉书·西域传》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一些内容，如说大月氏“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万人”，“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贱货，与安息同。出一封橐驼”。《张骞传》言“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西域传》接叙此事：“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这不仅使我们深化了对大月氏习俗的了解，还提醒我们注意大月氏同乌孙及塞种的关系。《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之，遂与共婚姻。”史文立足于甘肃境内的月氏，述说其族体的分流，并更直接、更明确地点明月氏族的故地是“张掖、酒泉地”。这是相当关键的一点。

会通以上古史记载可知，月氏族在西汉以前生活在甘肃西部，族势相当强盛，连匈奴都曾一度受其控制；实力更弱的乌孙遭月氏攻击而王死国破，民众散亡。⁽¹⁾冒顿单于时代，匈奴强大起来，与月氏展开了对河西地区的争夺，最后打败了月氏，迫使月氏西迁至原为塞族人居住的伊犁河流域，史称大月氏；而留居于祁连山一带的弱势支族深入山地，散居于羌族地区，史称小月氏。再后来，难兜靡之子昆莫，在匈奴帮助下复兴了乌孙，为报杀父亡国之恨而攻打月氏，月氏遂南下，占据了阿姆河流域的大夏国域。后世盛极一时的贵霜帝国，即为大月氏人所建。

月氏族初败于匈奴而西迁伊犁河流域的时间，学界有许多种说法。据《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记载，应在冒顿单于时，也正是刘邦与项羽相争于中原的那一时段。在这以前，月氏可能是由山西迁徙至甘肃西部的一个部族，即先秦文献中的“禺氏”或“禺知”。

《逸周书·王会》记周成王朝会诸侯，正北靠西的氏邦中即有禺氏，该篇后附商书《伊尹朝献》写作“月氏”，其贡物均为“騊駼”。騊駼为马，此族在商、周两代都以马作贡品，也正与史籍所言大月氏盛产马匹相一致。如《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康泰《外国传》即云：“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也。”⁽²⁾引万震《南州志》亦言大月氏“国中骑乘常数十万匹”。《穆天子传》述周穆王西巡，“乃绝隃之关隥，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郭璞以“阪”释隥，认为关隥乃雁门山；但权衡其他古籍的记载，此关隥应指今甘肃东境以关山为主峰的陇坂。《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月氏道”，正与《穆天子传》所言翻过陇坂后到达的“禺知”相应。这表明甘肃境内商周时代确有月氏族存在。《管子·轻重乙》曰“玉出于禺氏之旁山”，“玉起于禺氏之边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旁山即边山，在该书中又称之为“昆仑之虚”。将禺氏同玉石产地相联系，同传说中的昆仑山相联系，表明在《管子》成书时代月氏族已进入甘肃西部地区。《山海经·海内东经》有“月支之国”，即月氏，经文将其置于“流沙外”，与《管子》所言相应。⁽³⁾

月氏是游牧民族，随畜移徙，盛产马匹。溯其族源，月氏族应为夏王朝灭亡时有虞氏西逃的一支。徐中舒先生在1931年即提出此说：“大月氏、大夏即中国史乘上虞夏民族西徙后之称，月氏与夏为其本名，大为后加之词。地以大小为名，原有对称之意，故地称小，新迁称大。”⁽⁴⁾后来徐中舒又进一步阐述这一主张：“汤灭夏后，虞、夏两族相继西迁，夏称大夏，虞称西虞。虞、夏原是古代两个联盟部族，夏之天下，授自有虞。夏既灭亡，虞亦不能幸存，所以他们只能向同一个方向逃亡。”⁽⁵⁾月氏即虞氏，音同而异书。和月氏族曾在甘肃境内留下过西迁踪迹一样，大夏族也留下了许多信息，如《汉书·地理志》陇西郡属下即有大夏县，《水经·河水注》谓洮水“左会大夏川水……又东北径大夏县故城南”，那一带至今仍存在以“大夏河”为名的水和以“临夏”、“夏河”为名的县。总之，夏末虞氏和夏族的一部曾经西迁，是可信的史实。(www.xing528.com)

余太山先生也主张月氏即有虞氏，并指出《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所言大月氏“遂都妫水北，为王庭”的妫水，即今之阿姆河，大月氏人称之为“妫水”，是因为当年以舜为首领的有虞氏发祥地正是妫水，大月氏人即有虞氏也和妫水存在渊源关系。⁽⁶⁾余太山同时又认为月氏和大夏一样，虽然起源于中原，但却都属于欧罗巴种的塞族。这种认识在史籍中也能找到依据，《史记·大宛列传》云：“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所述情况应当包括大月氏在内。该传《正义》引万震的《南州志》，也称大月氏“城郭宫殿与大秦国同，人民赤白色，便习弓马”。国外一些研究西域史的学者，也大都倾向于认为月氏为塞种人所建国；据他们考察，月氏语言亦属印欧语系。

但我们必须注意到，那时的西域以及河西，是个酋邦棋布、不同种族杂处的地区，部族迁徙无定，政权更替频繁，许多酋邦的居民成分复杂，很难作划一的判断。大夏、月氏、乌孙三族在西域所建国，皆为塞种长期生活的故地，塞种成分中必然占很大比例；而且，不同种族共处一国，长期友好交往会导致婚姻关系，若干世代后居民的血缘成分也将复杂化。所以，居民的某种体貌特征，并不一定能说明很久以前的迁入族的族源。《汉书·西域传》述说乌孙，即强调其居民的多样性，指出“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至迟在班固时代，人们还是把大月氏与塞种视为两个民族。

另外，还有一种颇具影响的看法，认为月氏和羌族比较接近，月氏语属汉藏语系，其西迁前的活动地域在河西东部，那一带也正是羌族的居住区。⁽⁷⁾《魏略·西戎传》：“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支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称诸羌为“月支余种”。前引《大宛列传》所载月氏西迁时，“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也反映了月氏与羌族系的关系，故《后汉书·西羌传》云：“湟中月氏胡，是先大月氏之别也，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但这些记载也都可以理解为月氏族和羌族因相邻杂处而关系密切，习俗互相影响而接近，故后世视之为同族。而且，谓月氏语属汉藏语系的说法，论据并不充分。从史籍述说月氏分流西迁的文字看，明言其未迁之弱势族体是依附于南山羌族才得以延存的，而且保留了月氏的族称，其与羌原非一族，交代得很明确。史文又明言，月氏“与匈奴同俗”。而“披发左衽”的羌族人与“胡服椎结”的匈奴人决不属同一族系，这已是学界的共识。因此，将月氏族源归之于羌族的意见，也未被学界普遍接受。

当代最为流行的观点是，联系月氏在甘肃境内活动的地域和时间，从考古文化面貌的角度探索，沙井文化有可能是月氏人的遗存。沙井文化所处的时代，及其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草原文化面貌，与文献记载中月氏族的情况是相符的；青海民和县核桃庄辛店后期的文化，以及上孙家两座西汉墓，都含有沙井文化的因素，那正是月氏主族西迁后，留下来的小月氏向南流散的遗存。⁽⁸⁾但这种认识同样存在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

我们在前面讲述沙井文化时曾交代过，考古学界一般把它界定为河西走廊地区的一支本土文化；而文献记载中的月氏，却是一个流动性很强且涉域广远的族体。且不说它是不是迁自中原的有虞氏，就以其在我国西北部的活动而言，范围之广阔也为学界所熟知。如马雍、王炳华的《新疆地区的文化》即断言：“可以确知的是公元前6世纪与前4世纪之间，在‘月氏’这个名称下存在一个强有力的部落联盟，他们生活在草原地带直至阿尔泰山南部。”⁽⁹⁾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也说：“月氏人的活动范围,东面曾达河套北部，西面曾达阿尔泰山东端。”⁽¹⁰⁾相对封闭而且地域有限的沙井文化，同月氏人活动范围的规模实难相符。而且，沙井文化的中心区域在永登、武威、民勤、永昌一带，即河西走廊的东段，在张掖以西找不到沙井文化的遗存。而文献记载中的月氏族，在西迁新疆地区前，主要活动于河西走廊的西部，如《大宛列传》正义所言“凉、甘、肃、瓜、沙等州，本月氏国之地。《汉书》云‘本居敦煌、祁连间’是也”。武威、永登一带，只是月氏最强盛时势力向东所能涉及的范围。也就是说，月氏人在甘肃境内的主要活动地域，同沙井文化的中心区是东西错位的。这也是沙井文化主人为月氏说所难以解释的。

在考古发现尚未提供足以判断月氏族源的新信息之前，我们只能依据文献记载所昭示的月氏西迁踪迹，承认其为有虞氏的一支。五帝时期曾活跃在中原地区的有虞氏，是一个以擅长畜牧业而著称的部族；后来定居于西域的大月氏，保持了这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