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经济繁荣，先秦之实力

二、经济的繁荣

秦国的社会改革，是在生产力的推动下进行的；而改革的成功意味着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封建制度的牢固确立，反过来又促进经济的繁荣。

1．农业

早在春秋中、后期逐渐推广开来的铁制农具，延至战国时期已经普及化。陕西凤翔县高庄战国秦墓共出土铁器56件，其中铁锸即有7件之多。综观秦国铁制农具，有锸、锄、铲、镰、镢、犁铧等，种类已相当齐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更加强了对制铁业的控制和管理，从采矿、冶铸到铁具的使用，都有专门机构负责经营。《汉书·食货志》说，秦“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可知秦之铁矿开采和冶炼，均由政府统管。秦国中央有“少府”机构，其属下即设专掌铁业的官职。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言，司马迁的四世祖司马昌，就曾“为秦主铁官”。传世秦玺中，有“右冶铁官”印章；云梦秦简《秦律杂抄》亦载“右采铁”、“左采铁”之官职。冶铁业发达，铁农具的生产量无疑会增多。云梦秦简《厩苑律》规定：“叚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借用公家的铁制农具，破旧不堪使用而损坏者，主事者以文书上报即可，不必责令赔偿。这表明是时秦国的铁农具已很普遍，数量较多，制造也不难，否则政府不会如此慷慨。

秦国境域内还出土过不少战国铁犁铧，显示出牛耕的流行。《战国策·赵策》载赵豹应对赵王的话：“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列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把牛耕视为导致秦国富强的重要因素，生产效益已引起他国的注意。当时秦国各地都设有主管牲畜饲养的官职“厩啬夫”，其下专设“牛长”管理“田牛”。《厩苑律》规定：“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肤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田啬夫壶酒、束脯，为皂者除一更，赐牛长日三旬；殿者，谇田啬夫，罚冗皂者二月。其以牛田，牛减絜笞主者寸十。”律文讲述对耕牛饲养的考察评比，饲养员优秀的受奖赏，最差的要惩罚。用牛耕地致使牛体消瘦，牛的腰围每减1寸，负责人要挨10板子。这充分显示了政府对耕牛的重视，也反映出牛耕在生产中的地位。徐中舒先生曾说：“犁在战国时普遍使用，是由边区向中原发展。边区牛马多故有犁耕，中原长期用耒耜。”⁽⁶⁾考古发现表明，即使晚至汉代的铁犁铧，全国范围内也仍以陕西、甘肃境内（原秦国腹地）出土最多，也最先进，其类型具备适应不同壤质、完成各种起土任务的功能，可翻地，可培垄，可开沟，可除草。在甘肃东部许多县博物馆中，我们都能见到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铁犁铧，轻巧而锐利，表明当时牛耕相当普及。商鞅推行辕田制，之所以敢把农民的份地量一下子扩大2.4倍，也是以秦国普遍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为前提的。

有了较高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水利事业也随之发展起来。秦昭王时在成都地区修筑的都江堰，秦王嬴政初年在关中修筑的郑国渠，是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水利灌溉工程。都江堰是由杰出的水利专家、蜀郡郡守李冰，领导当地人民修建的。整个工程主要由分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部分组成，是个既能泄洪防涝，又能储水灌溉的多效益水利系统，使成都平原300多万亩土地变为良田，蜀地大富。郑国渠的修建本来是韩国的一个阴谋，想以此工程使秦国疲弱，使之劳民伤财，无力东伐。阴谋败露后，秦国接受了主持工程的水利专家郑国的意见，将计就计，完成了这个工程。结果解决了关中东部的灌溉问题，大片盐碱地被改造为沃野，秦的国力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兴旺起来。司马迁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⁷⁾这种优势的形成，有郑国渠的一份功绩。

铁制农具的普及，牛耕的广泛使用，大型水利灌溉的修筑，再加上耕种施肥等农作技术的提高，使秦国的农业生产日趋繁荣，这从粮食产量上即可看出。主要反映战国后期秦国社会情况的《吕氏春秋》一书，其《上农》篇有文曰：“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在条件优越的地区，1个劳动力可以养活9个人，还有余粮饲养家畜，这远远超过了村社时代的生产水平。《史记·河渠书》言郑国渠所溉4万多顷地，皆亩收一钟，有学者据当时单位容积谷子的重量，及古今亩积的转换，推算出亩产约为245斤。⁽⁸⁾这是个相当高的数字。《战国策·楚策》谓“秦国境内，粟如丘山”，虽含夸张成分，但必以秦国粮多为依据。由云梦秦简《仓律》的记载可知，当时秦国境内到处建有“万石一积”的粮仓，重要城邑储粮规模尤巨，“栎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石一积”。战国秦墓有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即多以陶囷、陶仓作明器。从其造型结构看，封闭性能良好，入取方便，还设有排气孔，已具备比较成熟的实用功能。秦地这种特有的陪葬习俗，无疑也是粮食富足的反映。

此外，从居民粮食加工技术的提高及饮食习惯的变化，也能间接地看出农业的进步。秦故都栎阳遗址（今陕西临潼县武屯乡）中，发现过一件战国晚期的石质转磨（仅存下扇），直径55.5厘米，厚8厘米，中心有3厘米见方的竖孔，中置铁芯轴。磨扇在距轴约10厘米处开始凿有枣核形窝状磨齿，按同心圆形排列7周。⁽⁹⁾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时代最早的石转磨，标志着秦国谷类加工已发生质的飞跃，主食由粮粒向面粉转化。另一方面，从战国中期起，秦地兴起了一种新的烹饪器——釜。在此之前西北地区流行最广的传统烹饪器是鬲，釜是由联裆鬲的三足逐渐退化而演变出的新器型，陶质、青铜质、铁质皆有。鬲的体积小且还兼作盛食器，而圜底的釜不仅容量大，作为一种专用炊具，它是与灶相配使用的。灶纳火于腔内，主体灶眼之外还可设辅用灶眼，能更充分地利用火力，控制火势，从而提高炊煮质量。至战国后期，秦境内釜和灶的使用越来越普遍，最后完全取代了鬲。石转磨和釜的发明和使用，反映了居民饮食生活的巨大进步，食物加工熟化的量与质均有显著提高。这一切都是以农业繁荣、粮食充足为前提的。

2．手工业

农业的昌盛，势必带动手工业和商业的活跃。尽管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仍居主流地位，但规模较大的官府手工业和民间专职的个体手工业，在战国后期的秦国还是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城邑中通常设有工商区，称“市”；个体手工业作坊分类排列，称“肆”；负责掌管手工业市肆的机构，称“工室”。手工业者即居肆之“百工”，生产各种社会生活的必需品，他们被编入市籍，接受政府的统一管理，并向政府缴税。与社会生活关系特别密切，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行业，由国家专营，如盐、铁等，在产地设置专职官员，负责生产和经销，形成官府手工业的主体部分。

官府手工业的劳作者，主要是官奴和服役的“更卒”，也聘请民间有技术的工匠。政府对其产品的质量、数量和规格，都有明确的程式标准，非经批准不许变动。如云梦秦简《工律》即谓：“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亦必等。”“为计，不同程者毋同其出。”在许多官府手工业领域中，国家实行监造制，生产者、主管者、监督者各司其职，责任分明；有些产品，还须刻示上述三类人的名字，即所谓“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由存世秦器之刻铭可知，生产的主管者一般称“工师”，地方产品的监造者多为郡守，中央产品的监造者则多为相邦。

战国后期秦国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仍是足以代表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制造业。秦咸阳宫殿区附近发现的一处冶铜作坊，占地面积南北长约150米，东西长约60米，规模可观。⁽¹⁰⁾战国秦青铜器成分实测数据告诉我们，其合金比例已同《考工记》所总结的数字相符或相近，冶铸技术已臻成熟。如果说春秋时期秦国的青铜制作尚处于追随周人的学习阶段，精美器物多出周之匠师的话，战国中期以后秦国的青铜制作，则完全是走自己的道路，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造型、结构和纹饰诸方面，秦器均已摈弃了贵族社会那一套礼器传统，转而注重实用性，呈现出社会化、世俗化的新气象，不乏设计巧妙、工艺卓越的精品。

如出土于甘肃省平凉市四十里铺庙庄村战国秦墓的鼎形行灯（见彩图），全器由盖、键、耳、身四部分组成，收合时为一高16.7厘米、口径 11.3厘米的有盖圆鼎。鼎腹用以盛装燃灯之油料，双耳圆轴以槽纳键，双键中部曲成半圆形，平卧时恰好合成一环扣住鼎盖。鼎盖中心为突起的柱状圆銎，两侧分列反向二鸭首，旋转鼎盖，让鸭嘴衔住键梢，全器即扣严；启用时将盖反旋取下，双键支起，键之上端合成的短圆柱，正可插入鼎盖中心的圆銎中，此时鼎盖即被高撑为灯盏，高度为30.2厘米。各部件构思奇巧，配置科学，造型优美，每一部分的物理功效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集实用和观赏于一体，充分展现了战国后期秦国青铜生活器皿的工艺造诣。⁽¹¹⁾(www.xing528.com)

又如秦始皇陵西侧陪葬坑内出土的两乘彩绘铜车马，每乘包括4马1御人俑，大小尺寸约为真人真车的二分之一，气势恢宏，造型逼真。前一乘为轺车，舆中立有圆伞，配备武器，为先导车；后一乘为安车，舆分前后两室，后室呈屋形，宽敞封闭，乘者可躺卧，即《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言之“辒凉车”。二车结构复杂，设施齐全，每车由3000多个部件组成，有些部件系用金银制作。配饰豪华，铸造精致，通体彩绘，富丽堂皇，被公认为青铜铸造史上的艺术杰作。⁽¹²⁾它们虽系秦统一后的器物，但从工艺底蕴上说，正体现了战国后期秦国青铜制作所达到的高度。

秦国向来有重战尚武的传统，故其兵器生产一直居于青铜业的首位，也最能代表其制作水平。器类有矛、戈、戟、铍、镦、殳、剑、钩、镞、弩机等，在数量、形制和功效诸方面，都领先于列国。尤其是秦剑，剑身修长，长度与腊宽及脊厚的比例科学，锋尖而刃薄，锋后一段双刃微内收“束腰”，高度强化了穿刺功能。许多武器，尤其是剑和镞，器表作了铬化或镀锡处理，形成了密致的氧化层，不仅大大增强了器物的光洁度，而且使之具备了抗腐蚀能力，虽历时两千多年，至今仍锐利如初，寒气逼人。

3．商业

商鞅变法所贯彻的重农抑商政策，未能遏制战国后期秦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商鞅变法之前，献公时代“初行为市”，已显露商品经济活跃的端倪；商鞅变法之后，惠文王时代的“初行钱”，则明确显示经济繁荣后社会对产品交换媒介物货币的强烈需求。司马迁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惠文王所行之钱，承袭了周人“圜钱”的形制，圆形，方孔（亦有圆孔者，量极少），无廓，很便于流通和携带。方孔旁铸“半两”，标示重量单位。国家铸造发行金属货币，在当时是件大事。《史记·六国年表》为秦国此举特记一笔：“天子贺行钱”，足见其影响。

秦半两钱（右）及圆孔圜钱（左）

但秦国的圜钱还是一种不成熟的金属币，是靠国家法律力量强制发行的，其面值与实值不一定相符。云梦秦简《金布律》云：“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不善，杂实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尽管是国家铸币，还是有不少劣币羼杂其中，政府以律令强迫流通。考古发现也表明，秦半两钱有越来越轻的趋向。这反映出秦国的商品经济尚处初兴阶段。

除了金属货币之外，秦国使用实物币即“布”币的时间更早，流通也更广。《金布律》记有国家对布币规格的统一要求：“布袤八尺，幅广二尺五寸。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有学者依据秦兵马俑衣服用布尺度计算，推知秦律中布币的幅度尺寸，同实用布帛相同或相近，指出秦之布币兼具交换价值与实用价值两种作用。⁽¹³⁾《汉书·食货志》追述周代的布币制度：“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古代确曾以实用的布帛作为货币形式，《诗·卫风·氓》所言“抱布贸丝”之“布”，即此类货币。秦国布币的流通，乃其遗制。学界曾有三晋布币之所以称“布”，实因其形制源于生产工具之“镈”，镈、布同声，布乃借字的说法。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三晋金属布币的形状当然同工具有关，但称之为“布”，却与“镈”无涉，因为布帛本身就曾是一种通行极其广泛的货币，后来的金属币袭用了其名称。⁽¹⁴⁾班固说“布于布”，深得其旨。

须指出的是，这类以实用产品充作交易中介物的现象，是一种早期的货币形式；而金属铸币的出现，则是商品经济发育过程中质的飞跃，反映了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和交易规模，以及交易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金布律》还规定了金属币与布币的兑换比率：“钱十一当一布”，表明了两种货币并行不悖，秦国颁行铸币并未能取代布币。

秦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前文言及，一般城邑皆划有市区，商业经营者和手工业者一样，要编入市籍，店铺分列成肆。管理市场的机构称“市亭”，出土器物中有的标“咸市”、“成市”等，那是“咸阳市亭”、“成都市亭”的省称。商业经营者要向政府交税，而政府也对市场负管理之责，如平准物价，监督度量衡的施行，维持交易秩序，打击哄抬物价、巧取豪夺等行为。据秦雍城考古发现可知，“市”是一个封闭区域，周围筑有围墙，四面开门；从门址处堆积的残存瓦砾推想，门上应立市楼。这同四川新繁出土的市井画像砖所显示的布局基本一致：市内有十字形道路，两旁列肆相对，市楼位于四通之街的中心，楼上立旗，管理机关“市亭”设在楼上。“这样既可观察掌握市场秩序，又可维持治安，防止盗贼，纠察不法。”⁽¹⁵⁾《金布律》规定：“有买及卖也，各婴其价；小物不能各一钱者，勿婴。”婴，系。政府要求货物明码标价，除了价格极微小的商品外，一律要系上示价标签。某些商品还由政府确定价格，即所谓“市正价”。这些情况都显示出国家对市场管理之严密。

战国时期手工业、商业的空前昌盛，是各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共同现象，秦国不可能背离这个时代大潮流。尤其是到战国后期，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秦国控制的地域在不断扩大，更加速了融入商品经济宏观趋势的步伐，国内的社会风气也在改变。这一点，我们从统治集团对一些巨商富豪的态度和举措上即可看出。《史记·货殖列传》有叙述孔氏的一段文字：“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孔氏本属秦国之迁民，但还是准许他大规模地经营按传统当由国家经营的冶铁业，不仅“家致富数千金”，还能“连车骑，游诸侯”。这已经不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的商鞅时代了。

另一位“用铁冶富”的卓氏也如此，他由赵国远迁至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对这些工商业富豪，秦政府不但不加制约，还有意鼓励、倡导。如同传所载陇东地区的乌氏倮，他经营与戎族的贸易，以“奇缯物”换取牲畜，因此而大富。“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还有个巴地的“寡妇清”，其家族开发朱砂，“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寡妇清“能守其业”，故“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在秦国统治集团看来，经营工商业已经不再是“逐末利”，财富的积聚已经是国家与社会的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