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户籍制推动社会进步

三、商鞅变法

秦国社会改革的全面展开并取得显著成就，是在秦孝公（前361年-前338年在位）时代。孝公在其父献公初步改革的基础上，大力度推行强国战略。他继位后，一方面“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励精图治；一方面颁令陈志，募请贤才。此时，在魏国未受到重用的卫人公孙鞅，离魏至秦而见孝公。他对孝公讲“帝道”，讲“王道”，一门心思谋求霸业的孝公均不感兴趣。摸清了孝公的意图之后，公孙鞅最后大讲了一通“霸道”，纵论强国利民的手段，博得了孝公的赞赏。经过慎重权衡后，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⁷⁾。公孙鞅后来被封于商地，故史称商鞅。

商鞅变法于孝公三年（前359年）、十二年（前350）集中推行过两次。其指导思想是：“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改革的矛头鲜明地指向了贵族社会的旧传统和旧制度。改革的核心，可以归纳为耕、战二字。目的是强化君权，削弱贵族势力，抑制寄生性消费，增多人口，扩大耕地，繁荣农业，提高军队战斗力。最重要的改革措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项。

1．严格户籍管理，培育小家庭体制

秦国的户籍制度在献公时即着手建立，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把户籍管理同治安司法紧紧连接起来。《史记索隐》解释说：“牧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基层居民由此便处于相互监督的状态中，体现出统治者以严刑峻法维护行政权威的意志。

《商君书·境内》云：“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普遍的人口登记，是户籍管理的首要环节。据湖北云梦出土的战国秦简《秦律杂抄》有关记载可知，人口登记执行得非常严格。户口册要写明户主的姓名、年龄、居处、身份、身体特征以及全家人的状况。这主要是为了政府征发兵役和徭役的需要。《秦律杂抄》中有“傅律”的记载，所谓“傅”，即指男子成年时的登记手续。云梦秦墓所出《编年记》，记载了墓主喜一段时间的简历，其中有“今元年，喜傅”一条，说明“傅”在秦民一生中的重要性。“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⁸⁾其实不单是徭役，兵役也含籍内。人口登记须经专职人员认真审查，如有不实，自报者和审查者都要受处罚。《商君书·垦令》规定“使民无得擅徙”，秦简律令与之一致。居民迁移须向官府申报，经批准后办理“更籍”手续，擅自离境者即遭惩处。此外，对某些违犯法规的人要“削籍”，即从户口册上除名。这反映出户口登记对居民来说不单纯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权利，是公民权被承认的标志。

商鞅变法关于户籍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鼓励人口繁衍，尽可能多地培育独立的小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父子兄弟同室同息者为禁”。村社解体后，租税、兵役和徭役都以份地为基础按户征调，一个家庭内集中了较多的劳动力，对国家是不利的。所以商鞅立法促使家庭小型化，以扩大个体家庭的数量。多一户家庭，则多垦辟一块份地，政府多收取一份钱粮，国家多拥有一个提供战士和劳丁的单位。还有一项与此配套的政策，即以优惠条件招引境外的劳动力到秦国定居，以缓解地多人少的矛盾。《商君书·徕民》云：“诱三晋之民，以尽地利；任其所耕，不限多少。”秦国具有行使这种政策的地域优势，国家掌握着大量土地，不仅能满足本国不断衍生出来的个体小家庭的份地需求，对境外迁来之民还可以把份地量放得更宽。商鞅的徕民政策是成功的，确有不少境外劳动力迁入秦国定居。故户籍制度中有“故秦人”和“臣邦人”之区别，前者谓秦国的原有居民，后者即指从他国迁入的居民。

商鞅变法培育小家庭的政策，对于甘肃境内的社会进化来说，其进步作用更为明显，意义更深刻。甘肃境内秦域的居民，大部分是被征服的戎羌诸部，他们中的许多聚落尚处于家族公社阶段，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结构还没有成熟、巩固，生产、生活习惯性地以家族为单位，即所谓“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商鞅变法倡导个体小家庭，以行政律令强制家族分异，无疑是对戎羌落后风俗的一场革新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偏远地区的社会进步。

2．颁行军功爵制，大力倡导耕战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这是商鞅变法措施中政治性最强的一项内容，不仅否定了旧的身份观念，而且颠覆了旧的社会等级构架及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而以新观念指导下的新爵制及新分配方式取而代之，从根本上发起了对贵族势力和地位的冲击。

贵族社会传统的爵位等级，是按宗法血缘关系分配权力的标志，是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金字塔的最高端是王或国君，其向下递减的贵族权位级序，是由与王室或公室血缘关系的亲疏决定的。这个宗法结构，基本上也就是国家的行政结构。到农村公社晚期，宗法贵族权力体系组织社会生产、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行政职能日益弱化，甚至完全沦落为保守、僵化、腐朽的社会桎梏。

商鞅变法宣告了贵族爵位等级制度的死亡，颁行新的二十等军功爵制。其爵称：“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⁹⁾新爵制的核心精神是否定宗法权位的世袭身份，而纯以对国家的“功劳”定爵级。据《商君书》记载，士兵勇敢作战，斩敌一首即可“赏爵一级”（《境内》），“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靳令》）。也就是说，即使最底层的老百姓，只要积极为国家效力，即可获得爵位，所谓“民力尽而爵随之”（《错法》）。在新爵制的激励下，“境内之民，莫不先触耕战而后得其所乐”（《慎法》）。因为爵级是同一定的经济、政治权益相对应的，如上引《境内》言，斩得敌甲士一首者赏爵一级的同时，还要“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一顷”为百亩，乃当时一个家庭的份地量；“除”即免掉、解脱的意思，“庶子”指嫡长子之外的男劳动力，按常制是应分异而出，或要负担国家规定的丁男税役。上述奖励等于允许受爵家庭享有两个家庭的实惠，而只承担一个家庭的义务。

据《韩非子·定法》言：“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又据《汉书》颜注说，爵至四级“不更”，可“不豫更卒之事”，即免除更役。上引《境内》载：“爵为大夫，爵吏而为县尉。”五级爵位即可任县尉之职。又载：“爵五大夫，皆有赐邑三百家。”五大夫为九级爵，可以享有三百个家庭交纳的租税。秦爵的许多名称同官职名是一致的，如左庶长、右庶长、大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大上造等，也反映了军功爵与官职的对应。

爵位还有另外一些功能，如云梦秦简《军爵律》载：“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奴臣妾者一人，及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人。”这就是说，奴隶也可以通过战功获得爵位，包括奴隶在内的社会下层民众，都可以用自己取得的爵级，作为解除亲人奴隶身份的交换手段。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商鞅军功爵制面向大众，立意解决社会问题的进步性质。

新爵制对贵族传统权利的剥夺和限制，宗旨十分明确。过去贵族们的权位和利益靠宗法身份，靠血缘世袭；如今不行了，“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属籍”指归属于贵族名下的村社家庭户籍。助法剥削消失后，大贵族以邑为单位，中小贵族以家为单位，占有村社成员的剩余产品。商鞅变法废除了旧的爵秩，要求贵族们和所有公民一样，凭自己对国家贡献的多少，而享受不同的待遇，不立军功就不能获得权益。所有公民的社会地位，拥有田宅、奴婢的数量，车马服饰的华美程度，都由新爵制的等级决定；而新的爵位级别，完全靠你自己凭功劳去争取。这便从根本上剥夺了贵族们呑噬社会财富的依据，迫使他们或者顺应时势，向地主阶级转化；或者迅速没落，退出历史舞台。商鞅变法之所以遭到旧贵族势力的强烈仇恨和抵制，以至于孝公死后不久商鞅即被残酷杀害，原因即在于此。

新爵制直接而明显的社会效果，是激励民众努力生产，奋勇作战，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使军队的战斗力不断增强；其深层的历史意义，是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贵族阶级的统治体制，对政治资源和社会权益作了新的分配，为自耕农阶层的上升，也即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成长壮大，铺平了道路。农村公社解体后，小土地所有制即国家授田制，成为生产结构中的主体性土地形态，建筑在这种土地形态上的自耕农经济，是初期封建社会的基础。自耕农阶层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剩余产品的主要提供者，是赋税的总源，是军队的基体，是那个时代国家的真正支柱。马克思说过：“同一切君主的权力一样，封建主的权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数决定的，后者又取决于自耕农的人数。”⁽¹⁰⁾对于战国中期的秦国来说，繁荣自耕农经济，维护自耕农阶层的利益，扶植自耕农阶层中的一部分向地主阶级攀升，是时代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商鞅变法的二十等爵制，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3．铲除井田躯壳，革新份地制度

对于商鞅变法核心内容之一的田制改革，史籍记载非常概括。《史记·秦本纪》只言“为田开阡陌”；《商君列传》云“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汉书·食货志》言“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地理志》曰：“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东雄诸侯”。史文虽简，包含的内容却十分复杂。所谓“阡陌”，乃纵横相交的田间道路，对此古今无异议；须进而指出的是，在井田制耕地配置格局中，阡陌也是村社成员家庭份地之间的疆界。“开”字曾有决裂废弃和设置建立两种对立的认识，其实这两种认识反映的是同一行为过程的两个环节。

商鞅时代，井田制的灵魂即公田与份地并存，贵族通过“助法”剥削庶民的生产方式早已消亡；但井田制的躯壳，即原有的份地划分形态及疆界配置却还存在。商鞅要推行辕田制，必须打破旧的田界，建立新的格局。旧的阡陌是要被废掉的，但随之须设置新的阡陌。“开”的文义是扩展，《汉书·地理志》注引张晏云：“商鞅始割列田地，开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释说最为确当。因为商鞅辕田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通过扩大亩积的方式，大幅度增加每户的份地量。这就必须全面打破旧有的耕地划分格局，设置新的阡陌。

辕田制也即最早在晋国推行的“爰田制”。农村公社早期的爰田制，是一种份地定期轮换分配的制度，即所谓“三年爰土易居”；农村公社后期份地渐趋固定化，不再定期重新分配，但份地数量因土质优劣而不同，土质差的份地量大，村社成员可以在自家份地中实行二圃或三圃轮作，即所谓“自爰其处”。《汉书·地理志》注所引孟康对前后两种爰田制的解释，是符合历史实情的；但他把后一种爰田制归功于商鞅，说“商鞅相秦，复立爰田”，却造成了后世很大的误解。比商鞅变法要早将近300年，晋国即已推行爰田制，那是韩原战败被俘入秦的晋惠公，为求复位，争取国人支持而采取的措施。晋惠公行爰田史称“作”，强调这是新创立的一种制度；而份地定期轮换，是前期农村公社的惯例，绝不可能晚到春秋中期才被发明创立。可以肯定地说，晋惠公施行的爰田制，就是停止份地轮换，而将休耕轮作与份地固定化结合起来的爰田制。只有这种爰田制才顺应经济发展的大势，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晋惠公也才得以达到争取民心的目的。商鞅是卫国的公室贵族，曾当过魏相公叔痤的中庶子，详悉三晋的国情制度，其在秦国推行的辕田制，当是从三晋学来的。

然而，商鞅变法的辕田制与晋惠公所行爰田制毕竟时代不同，国度不同，其承担的历史任务也不同。晋惠公时代，井田制的生命力尚未枯竭，惠公“作爰田”只是为了解决份地固定化的问题，不可能也无须触动井田制的剥削关系，更不用说触动土地配置的原有框架了。商鞅时代已是农村公社的晚期，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土地私有化趋势空前强劲，新兴地主阶级的实力已颇具规模，这便极大地缩短了原本滞后的秦国农村公社瓦解的进程。而且，秦国又具有土地资源丰富的优势。所以，商鞅推行的辕田制，完全摆脱了农村公社的结构，以国家授田制彻底埋葬了井田制，连井田制下的阡陌封疆躯壳也被铲除得荡然无存。辕田制与户籍制相结合，使村社成员都直接纳入行政管理体系之内，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农民从国家手中获得份地，并承担国家规定的种种义务。

商鞅辕田制的一大特色，是大幅度增加了份地量，使每户农民都有条件在自家份地上实施二圃或三圃轮作。这样便将缓解地力的休耕制消融在份地制中，不仅实现了份地使用权的固定化，也实现了份地量的统一化，克服了因份地量相差悬殊而造成的潜在不公。我国的村社份地量，从西周时起便以百亩为标准。那时的亩积较小，“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一亩为宽6尺（约合1.38米）长600尺（约合138米）的一个条状地带，即古书多言及的“长亩”；并列100个长亩，形成一块百亩的方域，便是一个小家庭的份地。这种份地规格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相适应的，每个家庭只能胜任这种规格的耕作量。晋惠公行爰田制，使份地固定化，并用配置休耕田的办法解决土质优劣的矛盾，但仍以百亩为单位，如前引《周礼·大司徒》所述，份地有百亩、二百亩、三百亩之别。百亩格局不变，原来井田制下的阡陌封彊，也便无须改动。

商鞅时代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战国中期秦国的铁制农具已普遍使用，牛耕也已逐渐推广，农业生产力达到空前的高度，原井田制下的份地量，早已不能满足广大农民扩大耕地的愿望和要求。何况，商鞅变法的基本目的是富国强兵，经济方面的中心措施就是垦地务耕，增殖人口，尽快改变秦国土广人稀、地多不辟的状况。所以，商鞅以扩大亩积的方式，大大增加了每家的份地数量。他把100步长的旧亩，改为240步长的新亩，使每家份地实有量一下子增大了2.4倍。徐锴本《说文》称“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即指此而言。《通典·州郡四》叙述更为明确：“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份地量变大，就必须“开阡陌封彊”，井田制的旧格局便被彻底摧毁。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从《史记》、《汉书》起，古代学者述说、评论商鞅的田制改革，可以不言其他，却必言“开阡陌”，就是因为“开阡陌”是商鞅田制改革的标志性举措，在我国土地制度史上留有最深刻的印记。这一点是晋国的爰田制所不具备的。(www.xing528.com)

用不同的份地量来调剂份地土质的高下，并且以倍数作级差，这种做法潜藏着不公平的隐患，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会越来越尖锐地呈现出来。因为三圃或二圃的莱田轮作，是较原始的农作方法，莱田一旦被纳入固定化的份地之内，由农民“自爰其处”，在农耕技术不断提高的条件下，经过主人的精心养护调理，会较快地变成熟田。要不了几年，轮作制便要被连种制乃至复种制所取代。那时，领有300亩或200亩次质田地的农民，同领有100亩良田的农民相比，最初的劣势即变成绝对的优势，从而形成新的不公。商鞅大约有鉴于三晋已经存在的这种矛盾，采用了统一份地量的授田原则。据云梦秦简、青川秦牍以及《吕氏春秋·上农》等农业文献提供的信息看，商鞅变法后秦国农民的份地量都是大亩百亩，即所谓“顷”。但这并不是说秦国耕地不论优劣，耕地还是被分为上、中、下三等的，只是份地量不因土质优劣而变动。对上、中、下三类地，政府可能征收不等额的租税。

秦国份地阡陌畛域示意图（据《青川秦牍》资料绘制）

用调整租税额的办法，来解决因份地质量差异而造成的不公平问题，显然是制度上的一大进步。史言商鞅“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似即指此而言。许多文献资料还反映出这样一种情况：秦政府为鼓励勇战杀敌，把一些上等土地奖赏给了立功受爵的军官和士兵，如《战国策·赵策》即称秦，“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这表明秦政府手中握有相当数量的优质田亩，它们并未作为份地授予普通百姓。换句话说，农民拥有的份地虽然量大，但质量大都一般或较差，需要通过休耕轮作熟化（故称“辕田”），通常情况下彼此的份地质量差异并不悬殊。真正的良田都用于军功奖励，渐渐集中到高爵阶层那里去了。这一方面是秦政府培育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手段，另一方面也是农民份地量得以统一的重要因素。

4．迁都咸阳，普行县制

商鞅第二次变法开始于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把国都由栎阳迁至咸阳。⁽¹¹⁾这是一项关涉国势发展前景、极具战略眼光的举措。当年献公徙都于栎阳，除了意在削弱贵族权臣的势力外，更多地考虑秦国东进对魏军事斗争的需要。献公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徙都意图，他在位后期，取得了宅阳之役、石门之役、少梁之役等一系列胜利，不仅部分地收回了河西失地，还迫使魏国将都城由安邑迁往大梁。形势的演变使栎阳在军事方面的意义不再突出。对于迅速强大起来的秦国来说，全方位权衡都邑的择地，则咸阳要比栎阳条件更加优越。

咸阳位于关中平原的中心，正处泾、渭两大河流形成的夹角地带，不仅是关中通往外地几条主要道路的枢纽，也是渭河南北两岸间最重要的渡口，陆路畅达之外又有漕运之利。这一带原属西周王畿腹地，土壤肥沃，水系丰密，开发较早，经济繁庶，形势恢宏，“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¹²⁾。从位置和形势方面看，“南临渭水，北倚九嵕，左挟崤函，右控巴蜀”⁽¹³⁾，实为大国建都之胜地。秦在咸阳“筑冀阙宫庭（廷）”，“营如鲁卫”。这在一定程度上告诉我们此时秦国建都的规格和气势。“冀阙”为古代宫廷大门两侧高耸而华美的建筑，“阙，观也。周置两观以表宫门，其上可居，登之可以远观，故谓之观，人臣将朝，至此则思其所阙”⁽¹⁴⁾。这本来是荟萃华夏文明的东方列国的宫殿建筑形式，此时秦国锐意仿袭，其都邑已具中原大国的风貌。当代考古资料也表明，咸阳建都之初，规模即已相当可观，后来又随秦之国力增强而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一座雄跨渭水南北、众宫星罗、端门四达的华邑盛都。从孝公十二年到秦王朝灭亡的144年间，咸阳一直是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秦人踞此而虎视诸侯，悬衡天下。

秦迁都咸阳后，又“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¹⁵⁾

“县”这一行政建制，最早就是秦国创设的，起初是为了管理被征服的边域民族而采取的变通性措施，后来逐渐成为国家对某些地区加强控制的行政手段。秦献公时，县的建制为数已不少，但还没有成为普行的定制。至商鞅，为了与严密的户籍制度相配套，把县确定为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把分散在广大乡野的许多小型村社（邑），或因村社解体而独居垦耕的个体农民，编入户籍，纳入县的行政管理体系。全国被划分为31个县，每个县的最高长官称“令”，其副手称“丞”，均由国家委派，并由国家发放俸禄。后来县的机构进一步健全和规范：万户以上的县，长官称“令”，俸禄在六百石至千石间；不满万户的县，长官称“长”，俸禄在三百石至五百石间。丞之外又设“尉”，皆属“长吏”，俸禄在二百石至四百石间；长吏之下有“斗食”、“佐吏”等属职，称“少吏”，俸禄在百石以下。⁽¹⁶⁾

普遍推行县制，建立由国家直接掌控的官吏体系，也是彻底否定宗法分封制，剥夺旧贵族权力，营造封建性政体的关键性措施。此举为秦统一之后全面施行郡县制奠定了基础，县这层政权机构遂成为我国历代行政体制中最重要的一级建制，一直沿袭至今。

秦国最早的县设在甘肃境内，即秦武公所置的邽、冀二县。商鞅变法普行县制，其在甘肃境内共设置了哪些县，今已难详考。但汉承秦制，西汉前期甘肃东部和中部县的格局，应当在战国后期已大致形成。那时秦已步三晋之后，采用以郡统县的体制。昭襄王时秦设立北地、陇西二郡，今甘肃境内秦长城以东、以南的各县，都归属二郡管辖。

马非百先生曾对秦的郡县作过全面考述⁽¹⁷⁾，现将其中甘肃境内或地涉甘境的县列示如下，并略指其大致方位：

北地郡（治义渠，今宁县境）——义渠、乌氏（今镇原及宁夏彭阳一带）、朝那（今平凉及宁夏彭阳一带）、阴密（今灵台境）、泥阳（今宁县东南）、鹑觚（今灵台境）、朐衍（今环县至宁夏盐池东南境）、泾阳（今平凉西境）、郁郅（今庆阳境）；

陇西郡（治狄道，今临洮境）——狄道、临洮（今岷县）、西（今礼县东部及西和北部）、冀（今甘谷境）、上（今天水境）、枹罕（今临夏境）、故道（今两当境）、下辨（今成县境）、榆中（今榆中境）、绵诸（今天水东部及清水南部）、成纪（今静宁、秦安一带）、道（今陇西境）。

还须指出，秦国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又创立了“道”的建制，专门管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与县同级，县、道并立。少数民族各有其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在行政治理和教化上应与华夏族区别对待。所以，“道”的创设是一种进步而明智的举措，有利于各民族和睦相处与社会稳定。甘肃境内曾经戎邦林立，众多部族活动频繁，因此“道”的设置数量也一定相当多。

战国时期的秦道，和县一样没有明确记载，我们只能从西汉道的建制中获得部分信息。据《汉书·地理志》所载，位处甘肃境内或涉及甘肃的道，至少有19个；陇西郡——狄道、氐道、予道、羌道；天水郡——戎邑道、诸道、略阳道、道；安定郡——月氏道；北地郡——除道、略畔道、义渠道；武都郡——故道、平乐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广汉郡——阴平道、刚氐道。这些道中有的同上述县名重合，其初建时为县还是为道，已难究知。

5．其他改革措施

商鞅变法还有许多同以上几项根本的、全局性改革相配合的政策措施，其意义也不应忽略。如孝公十四年（前348年）的“初为赋”，即其中一项。赋字从“武”，最初是指军事上的调发，包括兵士及其所用的物资。在农村公社解体后，军赋逐渐演化为田租之外普遍征收的一种人口税⁽¹⁸⁾，商鞅变法的“初为赋”，是秦国人口税制度化的开始。故《汉书·食货志》记载董仲舒批评商鞅变法的文字中，即谓秦不仅有力役、田租，还有“口赋”，这也就是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所说的“户赋”。前引商鞅变法条律中“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的“赋”，即指此而言。

商鞅“初为赋”，不单纯是为了顺应村社体制瓦解的大势，保证税收的落实，增加政府收入，也是对豪门势家的一种制约，对奴隶制畸形膨胀的一种遏阻。那些妻妾成群、奴仆无数的贵族们，将为其奢纵生活付出税收方面的代价。《商君书·垦令》曰：“禄厚而税多，食口者众，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这是说，俸禄厚而收入田租多的，家中养着众多吃闲饭的人，这对发展农业生产不利。政府按‘食口’征收口赋，并加重他们的徭役，那么这些游荡懒惰的人就没处吃饭。”⁽¹⁹⁾

商鞅第二次变法中，还有统一度量衡一项措施，即“平斗、桶、权、衡、丈、尺”。“斗、桶”指容积，“权、衡”指重量，“丈、尺”指长度。此举当与献公时的“初行为市”参看，乃政府严格市场管理，建立商业秩序，强化国家职能的具体作为。战国前期秦国的经济虽然相对滞后，但工商业还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商鞅变法的宗旨之一是重农抑商，但植根于社会正常需要的商品经济，他不但未加遏阻，还把它纳入政府的管理体系之内。出土秦简所反映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经济面貌，也印证了这一点。政府不仅重视官府手工业和商业的经营，也很注意保护私营手工业和商业的存在。商鞅统一度量衡，即显示政府维护市场交换秩序所作的努力。存世青铜量器“商鞅方升”铭文记载，秦国统一度量衡在孝公十八年（前344年），此时商鞅变法的进步效应已经逐渐显示出来，农业和手工业产品日益丰富，民间交易趋于活跃，政府必须加强市场管理，统一度量衡无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这也为秦兼并天下之后更大规模地统一度量衡，拉开了序幕，积累了经验。考古发现的实物业已证明，秦王朝颁行的度量衡标准，基本上就是商鞅变法时所确定的那一套规格。

6．商鞅变法的阶级实质

必须指出，商鞅变法举措中也包含许多消极的、反动的乃至酷毒的内容，暴露出剥削阶级为维护其专制政权而与人民对立的凶残本质。如前述户籍制度中的连坐律，“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²⁰⁾。不讲是非缘由，强行把同伍、同什的居民捆绑在严刑峻法的险境中，让百姓终日生活在互相监视、互相检举的阴影下，是商鞅对全社会施行政治高压的具体写照。他的治国方针就是以横暴手段迫使人民绝对服从，不允许百姓有任何发言权，即使说好话也不行。《商君列传》有这样一段记载：“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当时政治气氛之阴窒，于此可见一斑。刘向曾十分尖锐地指出：“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蓄怨积讎比如丘山。”⁽²¹⁾其屠戮民众的暴行，令人发指。

商鞅打着“以刑去刑”的幌子，宣扬所谓“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²²⁾的酷刑治国思想，妄图以凶狠手段震慑人民，维护新兴的封建统治秩序。对于秦国来说，这一套政策和理念，早在春秋前期文公时代即已开其滥觞；作为地主官僚集团的代言人，商鞅用具体的律令条例，把它们推向新的高度，形成严密的体制。为后世频现于史的残暴独裁统治大张其本，流毒极其深重。

与上述严酷刑律相辅相成的，是商鞅倡导的愚民政策，这在《商君书》中有直言不讳的表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勉农而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安无殆。”“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垦令》）老百姓什么都不懂，只配接受统治，接受管理。无须征求他们的意见，也别让他们学习知识，把他们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使他们只知道埋头干活。这就是商鞅所追求的治民境界。在商鞅眼里，“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这十种事物或品性，和民众不能沾边，是必须抛弃的东西。以此十者治国，国必削必贫；“去此十者”，则国必胜必富（《农战》）。这种愚民政策，反映了剥削阶级一种极端强权化心态，集中表露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阴暗的、反人性的因素。我们在客观评价商鞅变法进步意义的同时，对其消极一面也必须给予有力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