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先秦社会背景及问题分析

一、改革的社会背景

大致从春秋中期起，东方列国以农村公社为基本生产形态的贵族社会，开始进入后期阶段。不仅公田业已消失，助法剥削变为彻法剥削；而且份地使用权也逐渐固定，耕地私有化趋势日益加强；村社成员向自耕农阶层过渡，新兴地主阶级在发育成长。尤其在进入战国时代后，由于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以及村社结构解体后生产力的高度释放，各地区经济都获得显著发展，这更加速了各国社会改革的进程，促进了政权性质的转化。

1．国势衰微

在各国社会改革进程中，一批原本即具优势的大国实力进一步增强，形成了列强并峙的局面。为了巩固大国地位，扩充领域范围，谋取外交权益，列强频繁发动战争，弱小国家和族邦不断被征服，被兼并。

在列强奋力争锋扩势的战国前期，秦国虽也对周边邻邦部族发动过一些战役，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相对说来发展迟缓，底气不足，难以在同列强周旋中占据上风。不仅在南面受制于蜀，在东面更遭强魏欺压，节节败退，曾在数年间接连丢掉繁庞、临晋、元里、洛阴、郃阳等地，以至于邻魏的黄河以西地区完全归魏所有。即使在对西北诸戎的斗争中，秦国的进展也很有限，一些胜利并不彻底。几个实力较强的戎邦，早在穆公时代即已被征服过的，此时也仅在名义上对秦维持一种臣属关系，如东部的大荔戎，西部的獂戎、绵诸戎、乌氏戎，北部的义渠戎、朐衍戎等。其中绵诸戎，经过厉共公和惠公时两次讨伐才被灭掉，而大荔和义渠却还“筑城数十，皆自称王”⁽¹⁾，秦人似乎拿他们没有办法。

2．经济滞后

战国前期秦国国势不振，有其内在的原因。从经济方面说，如上章所述，秦国的村社结构和东方列国相比是滞后的。晚至秦简公时代，秦国才“初租禾”，变助法为彻法，这要比鲁国的“初租亩”晚了180多年。但“初租禾”意味着秦国也终于进入了农村公社生产形态的晚期。因旧制度衰落而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也必然日渐突出。除了一般性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之外，秦国社会还存在两个特殊问题：一是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二是奴隶制畸形膨胀。

秦国地域横跨陇山东西，不仅拥有含渭水及西汉水中上游的嬴姓方国故土，还掌控着原西周王朝的王畿，又通过对西北诸戎的不断征服，占领了本属牧猎文化圈中的大片领域，即所谓“开地千里，益国十二”。除关中一带人烟较稠密、具有发达的农业传统外，大部分秦地人口稀少，亟须大量劳动力去开发经营。所以《商君书·徕民》云：“今秦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溪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也。”而同列强的争锋以及对诸戎的征服，又使秦国必须保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长时间的兵役征调，残酷的战争消耗，必然加剧劳动力的紧张。这是秦国面临的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www.xing528.com)

频繁的战争，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战争，使秦国拥有数量巨大而且源源不断的战俘，而大部分战俘转化为奴隶。正如《秦律杂抄》所言：“寇降，以为隶臣。”⁽²⁾另一方面，秦国向有严刑峻法的施政传统，这又导致不少平民因犯罪而沦为奴隶。因此，秦国的奴隶来源充足，数量众多，官府和贵族之家大量使用奴隶，这在文献中尤其在当代多处发现的秦简中有鲜明的反映。

但秦国的奴隶制，却不是那种主导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性质的奴隶制。奴隶总体上说是不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政府直接掌控的奴隶即所谓“官奴”，主要用于一些公共工程、国家徭役和官府手工业；而贵族们占有的奴隶，则用于家内劳务和生活服侍。这种脱离社会主体生产领域的奴隶制，不论其发达程度如何，都只能起经济补充作用，而不能决定社会性质，引领生产的发展。只有在村社体制瓦解、份地私有化定型、自耕农阶层出现的前提下，私家奴隶才渐被用于农业生产，并在部分自耕农向地主转化过程中，发挥其促进作用。

商鞅变法后，尤其是在其军功爵制的激励下，许多自耕农开始拥有奴隶，并将奴隶用于农业生产，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奴隶买卖现象也开始出现，这在秦简中能找到不少例证。⁽³⁾但在战国前期，包括秦国在内的各国的奴隶，大部分是脱离农业生产的，特别是贵族们的家内奴，他们服务于上层社会奢侈豪华的生活，名类繁多，境遇各异，形成一个庞杂的附属阶层。仅《左传》一书所载，即有皂、隶、舆、僚、仆、台、圉、牧、竖、奴、婢、妾、徒、阍、小臣等十五种家内奴名称。⁽⁴⁾他们被裹挟在贵族集团的腐朽生活中，既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又是社会财富的多余消耗者，实际上成为社会的赘疣。“黎民昏晨不释事，奴婢垂拱遨游”⁽⁵⁾的现象，必然加剧社会矛盾。对于劳动力严重缺乏的秦国来说，数量特大的奴婢阶层的存在，是社会难以承受的负担。劳动力和兵源的严重不足，以及奴隶制的畸形发展，是当时秦国经济领域中最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3．政局动荡

从政治方面说，战国前期的秦国陷入了君位频易、政局动荡的困境。秦国地处西北一隅，同贵族政权发育完善的中原列国缺乏充分的交流，而较多地接受了异族文化的影响，故宗法体制相对薄弱，公族的权位未能广泛伸延，行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律令和官吏体制。这种情况有其进步的一面，贵族阶级中难以形成强大的集团势力，国君的旁系别支或异姓大家族，难以对君权构成威胁，不存在所谓“封邑逼都”的现象。类似鲁国“三分公室”以及晋国“三家分晋”的局面，在秦国是不可能出现的。但不利因素是，由于缺乏宗法体制下强势族体的支撑，而协助国君执政的大臣们又威权特重，故在国君孱弱的情况下，君权和君位便可能被大臣所操纵。在君位交接时，这种现象往往会发生。权臣们会改变嫡长继承的传统，依他们的政治利益来决定国君的废立，而国君所出的宗族却没有足够的发言权。早在春秋前期，秦国即已有这种经历。如宪公去世时（前704年），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3个权臣，废太子而立只有5岁的出子为君；6年后他们又杀掉出子，“复立故太子武公”。⁽⁶⁾这帮权臣后来虽然被武公铲除了，但他们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控制政局，操纵君位，权势之重可想而知。

战国前期这种局面一再重演，“怀公四年，庶长鼂与大臣围怀公，怀公自杀”。怀公四年为前425年，怀公之孙灵公被立。前415年灵公死后，权臣们不立灵公太子献公，硬是舍近求远，从晋国迎回了灵公的季父悼子，是为简公。再传惠公。前386年惠公卒，其不到两岁的儿子出子立。此时权臣们又导演了一场血腥的宫廷悲剧：“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君位频繁而无序的更换，反映了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不仅动摇着作为贵族制度核心的君权，也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实力，直接弱化了秦国的外交地位。故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后向全国发布的诏令中，曾着重指出上述状况给国家造成的危害：“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简公及出子时的君位废立波澜，上文言及；厉、躁二公之“不宁”，史未明述，经孝公诏令点出，更加深了我们对战国前期秦宫廷内争的印象。从“厉”、“躁”这种恶谥看，他们在位时肯定也是险象环生，政局飘摇。

总之，战国前期的秦国，经济结构滞后，寄生阶层庞大，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生产力受到很大束缚；政治体制存在缺陷，君权不振，政局动荡。这一切都严重阻碍、削弱了国力的发展，使秦国在军事、外交上频频陷入被动的窘境。一场根本性的社会改革，已是历史前进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