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先秦时期铁的应用

三、铁的使用

1．相关的文献记载

恩格斯曾指出，铁“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¹⁸⁾。铁的使用，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代表着生产力的一大飞跃。因此，古史学界十分关注开始使用铁的时间。我国何时用铁，曾经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热潮中的聚焦点之一。当时因受种种条件的制约，问题未获彻底解决，但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我国炼铁开始于春秋中晚期。近20多年来的考古实践，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料，在一些春秋早期甚至西周晚期的文化遗存中，发现了人工冶炼的铁制品；而且，时代较早的铁器，大都出自秦国境内。这些信息，启发古史学界重新审视我国冶铁的起始时间，以及秦人较早用铁的原因和意义。

半个世纪前那场我国用铁时间的论争，最先涉及的正是关于秦国史事的文献记载。据诗序说是赞美秦襄公的《诗·秦风·驷驖》，首章曰：“驷驖孔阜，六辔在手。公之媚子，从公于狩。”诗中“驖”字，历来注家训为“深黑色马”，因“马色如铁”，故字从“”。秦襄公时跨西周末到春秋初，如注家所言，则至少西周后期用铁已较普遍，否则不会有用铁色称马的语言现象。但反对西周已用铁的学者们不从旧注之说，他们对“驖”字作反向理解，认为是先有这种颜色的马称，后来出现了铁这种金属，因其与叫“驖”的马同色，故也名“”而加以“金”旁。这样一来，《驷驖》就不能作为西周后期已用铁的文献证据。

就文献角度而言，解决这桩文字疑案最简捷的思路，是首先弄清楚古汉语中究竟是先有“驖”字，还是先有“鐵”（铁）字。但这实在是个难题。甲骨文和金文中均无此二字。《尚书·禹贡》言梁州的贡物，其中有铁，然而《禹贡》的成书时间历来存在争论。有意思的是，“铁”字在争论中又一次成为双刃剃刀。一部分学者认定我国用铁较迟，故以文中出现了铁字来论证《禹贡》之晚成，也有学者反过来以铁字论证《禹贡》时代之早，如李学勤先生就说过：“有学者看到‘铁’字便认为是《禹贡》晚到战国时期的证据。其实战国时铁已成为民生日用之物，不会作为进贡的珍异，这一条反而应作为《禹贡》成书较早的积极证明。”⁽¹⁹⁾但《禹贡》成书早到什么时候，目前还不能确指，驖与铁孰早的问题仍无法解决。

对于《驷驖》一诗最初究竟用的是“驖”字还是“铁”字，先儒也曾作过探讨。由于《诗经》的流传经历极其复杂，历代抄本中驖、铁杂出，故二字谁为“正身”，也颇难认定。许慎所处时代较早，其说的可信度应当大一些。《说文》驖、铁二字均收，其“驖”字条下云：“驖，马赤黑色，从马，声。”下引《诗》“驷驖孔阜”作文例；而在“铁”字条下，只说：“黑金也，从金，声。”并不引诗为证。这表明许慎认定《驷驖》一诗的正字是“驖”而不是“铁”。段注也认为该诗此字本作“驖”，而“汉人或假铁为之”。在高度重视马匹畜养、管理和使用的先秦，对不同种类、不同性能，尤其是不同毛色的马，各赋予其专称，这在《尔雅》、《说文》等字典类著作以及许多古文献注疏中有突出反映。如深黑色马称骊，浅黑色马称，赤黄色马称骍，白黄色马称骠，苍黑色者曰骓，赤白色者曰騢，黑色白鬣名之骆，黄身黑喙名之。以毛色定马称的文例举不胜举。《说文》谓驖指赤黑色马，如同上述种种马名一样，是以毛色区别马的一种专称，不能视为“铁”字的假借，因为至今找不到在驖字出现之前或同时代使用“铁”字的文例。从古文字学的原则讲，我们只能说驖字在前，铁字在后；是因铁色如驖而称之为“铁”，而非因马色如铁而称之为“驖”。就社会发展过程中事物出现的顺序而言，也是畜马业在前而冶铁业在后，应当是先有马称，后有铁称。

尽管如此，“驷驖孔阜”一语仍是秦人较早用铁的有力证据。以毛色名马，乃是善于畜马、用马民族的习俗；而秦人的畜马、用马传统，前文已作充分表述。秦人称红黑色的马为“驖”，此字只出现在秦人的诗篇中，商、周及秦以外的春秋列国文献均不见此称。以这种马的颜色为一种新出现的金属命名，肯定也是秦人的作为，其他民族或地区难以产生这种联想。“铁”字显然是由音借而形成的新字。所以不妨说，秦人不仅用铁较早，而且“铁”字本身就可能是秦人的创造。

2．考古发现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考古实物发现。据迄今已发表过的春秋时期铁器考古实例，至少有半数以上出现在秦国域内，现择要列举如下：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陵（春秋早期），出土物中有锈蚀已甚的铁制品；

甘肃灵台县景家庄秦墓（春秋早期），出土铜柄铁剑1件；

甘肃甘谷县毛家坪遗址（春秋早期），出土铁镰1把；

陕西陇县边家庄遗址（春秋早期），出土铜柄铁剑1件；

陕西长武县出土春秋早期铁匕1件；

甘肃礼县圆顶山秦墓（春秋中期），出土铜柄铁剑3件、金首金格铁剑1件；(www.xing528.com)

礼县圆顶山秦墓（M2）所出铁剑之铜柄

陕西凤翔县马家庄遗址（春秋中晚期），出土铁锸1件；

陕西宝鸡市益门村秦墓（春秋中晚期），出土金柄铁剑3件，金首铁刀17件；

陕西凤翔县秦公一号大墓（春秋晚期偏早），出土铁铲、铁锸12件。

分析以上材料，可知春秋中期以前的铁制品，多为剑、刀类兵器；春秋中期以后，铁制农具才多了起来。这种现象，是由人工炼铁工艺发展程度所决定的。最早的炼铁方式是低温固体还原法，即通常说的块炼铁技术。这种方法不需要太高的炉温，使用鼓风燃烧木炭，炉温达到摄氏800度～1000度左右，即可使铁矿石中的氧化铁还原成海绵状的固体块，然后再经锻打，将其中的杂质挤出，即成锻铁。锻铁质地较松疏，只能通过反复烧锻加工，制作形状简单的器物，如扁平体的剑、刀、削等。所以，春秋早期的秦剑、秦刀，凡经化验分析者，皆为锻铁。

还有个技术层面的原因，进而促成了早期铁制品多为刀、剑的现象。锻铁性能具有很大的伸缩性。一般说来，锻铁含碳量小，质地较软，但在反复加热捶击过程中，不时与燃烧的木炭接触，便会增加含炭量而提高硬度。如频繁加热捶击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形成块炼渗碳钢，其硬度和锐利性远比青铜为优，极适宜于制作刀、剑一类用作砍、刺及刮削功能的简捷武器与工具。目前所知早期的铁剑，均系用块炼铁再渗碳锻造而成的。那个时代的贵族武士们追求贴身武器的坚锐度，故喜用这种方式制作刀剑。这种工艺耗时费工，效率很低；而且带有偶然性，并非所有的块炼铁锻造都能产生渗碳钢，那要取决于工匠的经验与技术水平。正因为如此，锻出的成品便非常贵重。由此我们即可理解，为什么早期铁质刀剑多装饰华贵，有的用金玉为柄，并镶以宝石，而且，几乎全部出自贵族墓葬中。这类器物的多见，并不能证明炼铁业的发达；恰恰相反，正显示炼铁业尚处初级阶段。此时的铁制品不仅数量少，而且尚未进入生产领域。如要制造形体结构比较复杂的器物，并让铁质生产工具普及化，冶铁工艺须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即学会冶炼生铁（铸铁）后方有可能。进入这一阶段的关键是提高炉温，只有炉温达到摄氏1200度以上，矿石的含铁成分才能溶化成液态生铁，才能在预先制好的器物模型中浇灌出成品。

从发明锻铁到掌握冶炼铸铁，是知识和方法在长期实践中不断进步的结果。用生铁铸器的技术要求比块铁锻制高得多，人们对铁的物理性能认识需要一个渐进过程。由锻铁到铸铁，在西方经历了约2000年，而在我国却用时甚短。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人工锻铁在西周后期，至春秋晚期偏早些时候，铸铁即已出现。陕西凤翔秦公1号大墓所出的铁制农具，经测定质地已为脱碳铸铁。还须注意到，农具是不作随葬品的，该墓所出12件铁农具，皆发现自填土中，那是施工时被偶然遗忘或丢弃在土中的。由此可推想实际使用中铁农具之多，进而可知当时铸铁制器已经相当普遍。由锻铁到铸铁，我国历时最多也不过200年。进程较快的主要原因，当归功于高度发达的青铜制造业。卓绝的青铜工艺，为冶炼铸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许多方面给冶铁技术以宝贵的借鉴，这是我国铁器生产起步时即独具的优势。如春秋时期出现的炼铜竖炉，实为生铁冶炼所用高炉的雏形；而没有高炉，就很难产生液态生铁所必需的温度。又如提高炉温使用的鼓风设备“橐龠”，其发明、改进和完善，也是通过青铜铸造业而早已实现了的。此外，在用铁之前我国已长期存在以青铜制作农具的传统；当铁出现之后，用铁农具取代铜农具的强烈需求，也加速了由锻铁到铸铁的进程。

史学界曾经流行过一种观点，认为青铜贵重，一般不用来制造农具。尤其是持商周奴隶社会说的学者，认为奴隶只能使用原始、笨重、易得的木、石类工具，奴隶主不会为他们提供高价值的工具，以免他们用破坏工具的方式进行反抗。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农业在古代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任何统治集团都不会对提高粮食生产率漠然视之。在青铜冶铸业那么兴盛的商周时代，坚韧度比木石优越得多的青铜不用于农业领域，那是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何况那时的主要社会生产者是村社成员，而不是奴隶。存世的古代青铜农具之所以相对较少，是因为农民决不用得力的农具陪葬，越是功效好的农具，越要被父子相沿使用。而青铜又是最易回收重铸的金属，农具即使用得破敝废弃了，其青铜残件还是要被回收再度铸作器物的。另外不应忘记，从西周到清代，近3000年来我国货币质地主体就是铜，制币的高吸引力需求，极大地降低了残损青铜农具留存于后世的机率。

即使存在以上种种因素，青铜农具也还是在考古领域中不断被发现。全国许多地区都曾出土过商周乃至春秋时期的青铜铲、、镰、锄、铚、锛、鎒等农具。在清华大学的藏品中，还有一扇铸作铜镰用的铜范，一次可以制成十几柄镰刀。这都说明我国古代确曾普遍使用过青铜农具。⁽²⁰⁾《诗·周颂·臣工》云“庤乃钱镈，奄观铚艾”，钱为耕具，镈为耨具，铚为割具，三字皆有“金”旁，皆具金属锋刃，故《诗经》许多篇章中有不少形容农具锋刃锐利的语句。所以我门说，铁制农具是青铜农具的历史顺延，青铜制作传统促进了铸铁的应用。对秦国来说更是如此，秦人全面继承了周人的中心地域和农业基础，周人和秦人都曾长期使用过青铜农具，这为后来制作铁制农具铺平了道路。

3．秦人用铁的渊源及意义

关于秦国冶铁业的渊源，学界有传自西亚的主张。公元前10世纪～前6世纪，新疆地区已普遍使用铁器；而分布在河西走廊东段、时代约处于公元前9世纪～前5世纪的沙井文化中，也发现一定数量的铁器。据此，有学者认为，秦人的冶铁业最初是从西亚经新疆、河西走廊传入的。“因为春秋早期秦国铁器主要为铜柄铁剑，周人本来就没有用剑习惯，况且周人冶铁术还来自西方，西周晚期处于起步阶段，远未形成传统。秦国僻在西北，在西方铁器东传过程中自然首当其冲，这也是春秋时秦国铁器序列完整，数量较中原其他地区丰富的原因。”⁽²¹⁾就目前所掌握的考古信息而言，我国炼铁技术由西亚东传的可能性不宜排除。但即使如此，最初传过来的也只是锻铁技术，在周、秦肥沃的青铜工艺土壤中，才得以迅速发展到了冶炼铸铁的高度。在以原西周王畿为中心的秦国境内，古文献记载中产铁地点是很多的，这又为秦国铁器制作的兴盛提供了物质条件。

在讲述姬周缘起的章节里，我们介绍过耒、耜在早期农业中的地位，特别是耜，为当时西北地区的主要耕作用具。耜的入土部分呈圆头半叶形，用硬木制作，刺土的端弧镶套以金属刃。炼铁业兴起以后，铁质农具普遍流行，耜刃也随之变宽、变薄。由于其性能锐利，刺土功效增强，故耜头上部形成方肩以踏足，原来为踏足专设的横木便被淘汰，耜也就演化为“锸”。《说文》：“耜，臿也。”可知锸为耜的后起之名。《考工记》说“耜广五寸”，《吕氏春秋·任地》说耜“其博八寸”，反映了耜刃的变宽，也意味着其翻土效率的提高，铁质农具的优越性由此可见一斑。早期的铁锸，是“一”字形的，还只是木锸下端的刃部；后来进化为“凹”字形，仍保留着原来耜端镶套金属刃的余韵；最后才定型为空首布形，入土部分全部铁铸，上端出圆銎以镶柄。锸形的这种演化，既显示出由耜脱胎而来的轨迹，又反映了冶铁业的日趋发达。农具的用铁量越来越多，铁已不像起初那么难得。考古发现充分说明，春秋中期以后，铁锸已经成为秦地的主要农具。使用铁锸翻地碎土，挖渠开沟，不仅能大幅度提高劳作效率，使大面积开辟坚硬的生荒地成为可能，而且为水利灌溉事业的进步创造了条件，使农业技术更加规模化、细致化。除了铁锸以外，耨草松土用的锄、，收割取穗用的镰、铚，凡可以用金属为之的农具也都普遍铁质化。

生产工具领域这一全面的配套改革，必然带来农业的飞跃性发展。从更广泛的范围内说，秦国的用铁功效到战国时期展示得更加显著和突出，而早在春秋中后期已呈露出兴盛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