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制作在春秋时期的秦国经济发展和规模

二、青铜制作

1．对西周青铜制作的承袭

从夏代到春秋时期，青铜铸造代表了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高度。青铜产品因其优异的物理性能而成为贵族阶级的宠物，因而炫目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从经济生产到军阵交锋，从饮食居行到礼仪祭祀，青铜器都不可或缺，最终升华为贵族社会统治体制与宗教理念的物质表征。立足于生产力的角度讲，只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青铜制作方有可能。诸如矿石的识别与开采，炉温的提升与控制，合金的选择与配置，模胎的设计与制作，器体的浇铸与打磨……每一个环节都依赖长期实践中经验与技术的积累。从社会制度和群体组织方面说，没有早已从农业、畜牧业中独立出来的手工业生产形式，没有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群体，没有掌握上述各个环节关键工艺的匠师，没有组织、策划、掌管、支配、监督生产全过程的权力机构，青铜业就不会存在。所以我们说，青铜器是那个时代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载体。正因为如此，当我们论述春秋时期秦国经济状况，特别是考察其手工业发展程度时，必须关注其青铜制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人们对春秋时期秦国青铜器所知甚少，较有影响的器物除几件有铭文的矛、戈外，礼器类惟宋代吕大临《考古图》著录的1件秦公镈（原称“盄和钟”），以及民国年间出土于礼县境内的秦公簋。⁽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自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进展，在甘肃境内，陆续发现了不少春秋时期含青铜器的秦人文化遗存。比较重要的，有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春秋早期）、灵台景家庄秦墓（春秋早期）、礼县圆顶山秦墓（春秋中期）等。这些遗存中出土的青铜器物，类型包括礼器、兵器和车马器，大致反映了春秋秦国青铜器的基本面貌，使我们对秦国青铜铸作的形制纹饰特征和工艺水平，以及二者的演变轨迹，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

嬴秦族本含中原文化的母因，西迁后又是姬周文化的追随者，故其青铜制作同周人的青铜工艺一脉相承。无论器物类型、形制规范、纹饰特点、铭文格式还是铸造技术，秦国青铜器都显示出对周人的学习和沿袭，在春秋早期尤其如此。从商到西周一直传续下来的常见器类，如鼎、簋、甗、壶、盉、盘、匜、盨、鬲、钟、镈等，秦器中都具备；某些器类特别是许多酒器的消失，那是时代发展对器类淘汰的结果，并非秦人的有意变革。秦器的主要纹饰，也承袭了西周后期流行的式样，习用窃曲、垂鳞、瓦棱、波带、重环、蟠龙、对凤、云雷等图案。礼器的配置更如出一辙，重食器而轻酒器，通常组合为鼎、簋、方壶、圆壶、盉、盘、匜、甗等。鼎为奇数列鼎，簋为偶数列簋，方壶成对，他器多单置。

从工艺水平上看，早期秦器虽仿周器，铸作技术却与周器有较大差距。许多器物形体欠规整，器壁厚薄不匀，纹饰也显粗糙，线条滞涩不畅，有的铭文系凿刻而成。正如李朝远先生研究了上海博物馆所藏出土于礼县大堡子山秦陵的一批青铜器后撰文指出的那样：“秦公诸器的铸造颇有西周晚期的气度，却缺乏西周器的精致，将秦公鼎与类似的史颂鼎相比较，其粗糙程度显而易见。”在谈到鼎的蹄形足断面呈内凹半空弧状时，李先生认为，原因“可能是秦国工匠尚未掌握内范悬浮法所致”，“说明秦人尚未掌握大型器内外范的等距技术”⁽⁹⁾。甘肃省博物馆所藏同一陵区所出而时代更早些的秦公器，制作工艺与铭饰水平比上博所藏还要粗陋。

2．发展与创新

秦国青铜制作进步之快，令人惊异。1978年陕西宝鸡县杨家沟乡太公庙村，出土了一批窖藏的秦国青铜器，包括5件编钟和3件镈。从器出地区的古文化遗存迹象判断，那里应是一处春秋时期的遗址。⁽¹⁰⁾最大的甲钟通高48厘米，重24公斤，甬上端饰4条小龙，舞部4个纹饰区各有3条变体夔纹相盘绕，枚带间区段内各饰1条双身夔龙，鼓部饰相向而立的一对凤鸟。5钟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大小从甲至戊递减。钲部、鼓部皆铸有铭文，甲、乙二钟为一组，铭文连续；丙、丁、戊三钟为一组，铭文连续。对勘前组铭文可知，后一组本应为4钟，缺失末钟。最大镈通高75.1厘米，重62.5公斤，镈体中部弧凸呈鼓形，4道扉棱自舞部垂于镈身，其中两道侧棱由9条飞龙蟠曲而成，上端交结成钮，前后两棱由5条飞龙和1只凤鸟蟠曲而成，舞部一龙一凤，相背回首，镈身也以勾连飞龙纹为主题纹饰。3镈大小递减而纹饰一致，镈身下部铸铭，文与钟同，只是行款有异。因铭文中有秦君颂扬“先祖”的话，称“刺刺邵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邵合皇天”，故知器主为宪公之子武公。这批钟、镈不仅造型庄重，纹饰华丽，气势恢宏，且有135字的长铭，字态匀秀而笔势明快，布局疏朗而行列整齐。形态纹饰品位之高雅，铸作技艺之精美，决不逊于西周时的同类器。

民国年间出土于礼县东境的蟠虺纹秦公簋(www.xing528.com)

出土于礼县东境的秦公簋，器主应为秦桓公。该簋通高19.8厘米，腹径23厘米，盖、身纹饰均以蟠虺纹与瓦棱纹相配。器内铭与盖内铭联读，合而成篇。值得注意的是，此簋的蟠虺纹饰已使用了模印法。所谓模印法，即预先制好纹饰的样模，在铸器的范胎上压印，同形纹样可根据需要接连压印以使图案二向或四向展开，从而节省大量复杂繁琐的手工操作。发明了模印法，像蟠虺纹这种细密华丽而又规整的纹样，方有普遍且大面积使用的可能。尤须指出的是，此簋的铭文也用了模印法，先预制单字方块印模，在铸器内范的铭文处一一打就。这种技法实扬日后活字印刷字模之先声。⁽¹¹⁾上述工艺不仅反映了春秋中后期秦国青铜制作技术的进步程度，而且反映了当时秦国青铜业规模。因为，只有当青铜器的社会需求量大增，青铜器生产效率亟待提高的背景下，才会萌生避免重复劳动、节省工力的创意。正如商承祚在为冯国瑞所编《天水出土秦器汇考》写的《秦公簋跋》中，论及铭文单刻模印时所言：“秦公钟为同时物，与此同文者，其字必相同，当时铸器必多，而字又必同，可断言也。”⁽¹²⁾

如果说武公钟、镈和桓公簋乃国君之器，故质量优异，可能只是特例的话，礼县圆顶山秦国墓地已发掘的4座墓和1座车马坑，墓主均为一般贵族，则更能说明春秋中期秦国青铜制作的常态。所出器物以青铜器为大宗，有鼎、簋、盨、方壶、圆壶、盉、盘、匜、甗、尊、盒、车形器、剑、剑柄、戈、镞，以及各种车马器。和春秋早期的秦器相比，圆顶山所出器物在形制和纹饰两方面，均发生显著变化。如鼎腹的下垂趋缓甚至完全变圆，鼎足已无扉棱，簋耳不再丰大且已无珥，三圈足变矮，垂鳞纹退居次要位置，兽面纹已很少使用等。有些传统因素则被发展强化，如鼎的蹄足更加粗壮并且根部大幅度外移，蹄底阔而成台，方壶口壁外张，束颈下移成束腰且曲率增大，波带纹使用频率升高等。有些因素则被保留，如鼎的浅腹风格以及鼎足纹饰下凸起一道圆箍，簋盖与簋腹饰瓦棱纹，凤鸟形窃曲纹形成了对称与不对称两种规范化图案等。有些新的因素开始流行，如细密蟠虺纹大量使用，方壶双耳有高支附饰，出现平盖附耳鼎和短颈鼓腹环耳壶等。这种种趋向，融合起来便显示出春秋时期秦国青铜器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有别于东方列国青铜器的独特风格，在圆顶山时期已大致形成。

秦国青铜器蟠虺纹饰须特别注意。中原风格的蟠虺纹，传统看法是由交体夔龙纹沿着细密化、图案化方向演变的结果；而秦国的蟠虺纹，是在中原蟠虺纹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近十几年来礼县出土的大量春秋秦器，使我们有了新的认识：第一，秦国的蟠虺纹起源甚早，决不在中原地区之后；第二，细审可知，秦式蟠虺纹和秦式窃曲纹一样，缘自双凤纹，是凤鸟崇拜的产物。新发表的秦子簋盖捉手内的双凤纹⁽¹³⁾，大堡子山秦陵M2所出漆匣的双凤纹彩绘⁽¹⁴⁾，清晰地展示了双凤纹向蟠虺纹的过渡形态。发展到圆顶山时代，秦式蟠虺纹已完全定型。

追求华丽装饰，是圆顶山秦器最突出的特色。除了喜欢在器表大面积布饰细密繁缛的蟠虺纹外，还着意在器身各部位装点、配置虎、鸟、熊、猴等圆雕动物，且造型生动，情趣盎然。如M2所出盨（见彩图），最具代表性。器为椭方体，通高21.6厘米，通长42.4厘米，覆盘式大圈顶盖，盖顶四角各饰1只凤鸟，凤首外向，圆目，钩喙，高冠，长尾翘起。盖沿上部四角及左右两侧各饰行虎1只；沿下部前后侧面各饰行虎3只，虎首均向下，器腹前后侧面各饰行虎3只，虎首均向上，与盖沿行虎一一对应。双耳为缕空的蟠虺纹与鸟兽的结合体，主体是1兽首衔1凤首，周边附饰5只小虎和1只小鸟。圈足四角处各附1只长尾卧虎作为支足，虎首向外，虎背上又各立1只小鸟。全器共附饰圆雕动物46只，大小各异，情态逼真，充满活力。⁽¹⁵⁾这类精巧、繁琐的装饰工艺，没有卓越的铜塑设计和制模技巧，没有熟练的分铸、套铸及嵌接手法，是不可能完成的。

再如兵器中的短剑，春秋前期秦剑的形式已基本奠定，与北方草原地区流行的各类曲柄剑、兽首剑、花格剑均不相同，虽然还能看出与西周柳叶形剑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但已形成另一种风格。秦式短剑不仅柄部镂饰美轮美奂，而且极注重剑刃的曲率以及剑身宽度与厚度的比例，着意强化剑的直刺功能。秦剑几乎都有兽面纹或变形兽面纹剑格，剑身多有柱脊，有的柄与首均镂空蟠螭纹或蟠虺纹，有的剑柄扁而起棱脊，首端增宽，更便于握持。由于特别重视剑柄的工艺，故较多采用身、柄分铸方式，剑身插入柄内，榫卯结合。秦剑中铜柄铁剑较多，正与这种分铸工艺相应。圆顶山秦墓中即出有3件铁剑之铜柄，剑身已蚀尽。铜柄均镂空蟠虺纹，有两件镶嵌绿松石珠，分布匀称；茎两侧出6～7组突齿，乃依纹饰走向的自然伸延，优美和谐。这与陕西陇县边家庄、凤翔八旗屯秦墓所出剑的柄部形制近似，但纹饰更加繁丽，更趋图案化。1992年出土于宝鸡益门村春秋秦墓中的3件金柄铁剑的剑柄，亦饰镂空蟠虺纹，镶嵌绿松石，应是圆顶山秦式剑柄的进一步发展。秦人尚武，故其兵器制作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青铜业的技术水平。

最能说明春秋时期秦国青铜铸造规模的，是20世纪70年代陕西凤翔秦雍城遗址发现的建筑构件。这批青铜建筑材料，出自姚家岗宫殿区的三处窖藏中，共计64件，按形制可分为阳角双面曲尺形、阳角三面曲尺形、阴角双面曲尺形、双面中空楔形、双面单齿方筒形、单面单齿方筒形、双面双齿方筒形、单面双齿方筒形、单面双齿片状、小拐头等10个类型，外露面饰细密华丽的蟠虺纹。有的构件内有朽木残迹，说明它们是与枋木结合使用的。这些青铜构件用于宫殿的壁柱和壁带（联系各壁柱的横向杆件），即汉代所谓的“金釭”，表明中国古代建筑木结构节点的构造，经历过一个金属件的加固阶段。⁽¹⁶⁾金釭的使用，不仅是为了提高大型建筑结构的接合强度，也还是对建筑物的一种装饰美化。这种建筑构件的制作，对铜料和铸工的消耗是十分巨大的，它们的成批生产，须以高度发达的青铜业作基础。

还有一点须约略言及，自西周早期即已出现的青铜器镀锡传统，也被秦人继承和发扬。不少春秋时期的秦剑、车马饰件，特别是S形板带钩，都经过镀锡工艺处理，既保护了铜质，又增添了美观。这在古文献中多有反映，前文引述过的《诗·秦风·小戎》，描绘车马兵器多次使用的“鋈”字，据专家考证即属镀锡工艺。⁽¹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