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农畜兼收的嬴秦时代

一、农业与畜牧业

1．嬴姓部族的农业、畜牧业传统

嬴秦缘起于东方由少昊族和颛顼族联结而成的阳鸟部族。海岱地区由大汶口文化演进来的山东龙山文化，乃其物质遗存。考古发现所揭示的内容，表明该文化有发达的农业和家庭饲养业。所以，西迁以前的嬴姓部族早已经受过农耕和畜牧经济的熏陶。嬴秦的远祖伯益，就是以擅长经营农业和畜牧业而名彰于史的。周孝王在称赞非子养马有成时，还念念不忘“昔伯翳（益）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¹⁾。伯益最为后世称道的勋绩是协助大禹治水，与此同时舜又另外布置了一项任务：“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²⁾禹和益所领导的治水活动，实际上是在范围广阔的地域上，疏通河道、开沟设渠、泄水布田，这是发展农业必须采取的前提性措施。益的分工应属洪水排退后的农田规治，在低洼地带发放稻种，倡导水稻的栽培。考古发现也证明，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下游一带水稻的栽培已比较普遍，山东地区是亚洲稻向东传播的重要源头。⁽³⁾

《世本·作》篇称“伯益作井”，他不仅致力于低地的沟洫排泄，还善于为旱地寻找水源，注意地下水的利用。《孟子·滕文公上》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这反映了多林地区原始农业的育兴，即后世所言“刀耕火种”，益又是拓荒者的代表。《世本》还说“后益作占岁之法”。所谓“占岁”，是指对全年农业生产收成情况的一种预测，只有耕作经验极其丰富，对导致年岁丰歉诸多因素有精深研究的人，才能承担这项使命。伯益创行“占岁之法”，显示他的确是个农业专家。那个时代的部族首领，实乃部族经济、文化的总代表，以伯益为首领的嬴姓部族，也必然是个善于经营农业和畜牧业的群体。

2．农业

嬴秦西迁陇右后，发挥了他们在上述文化传统方面的优势，以辛勤的劳动开发了西汉水上游的那片河谷川原，营造了农业和畜牧业相结合的经济基础。后来嬴秦的活动范围扩展至渭水流域，成为陇山以西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政治实体。嬴秦不仅从相邻诸戎文化中汲取营养，更能积极地向姬周文化学习。这种学习的渠道是广泛而畅顺的，因为二者都具有农业和畜牧业的经济形态，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系。所以，早期秦文化同先周文化及西周文化存在非常相似的现象，以至于考古学界曾经长时期难以对它们作出确切判断。后来有学者指出，秦人的基本生活用品陶器，在商代晚期即已开始“周式化”了，以往人们在西汉水中、上游地区所发现的许多被认为是周文化的遗存，“也许就是西犬丘地区的秦文化遗存”。⁽⁴⁾那些遗存大都尚未经全面的正式发掘，但大量的零散信息已能显示，其居民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

1982年至1983年发掘的甘谷县磐安镇毛家坪遗址，时代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战国早期，不仅有成片的墓葬，还有居址和灰坑；而且这是一处平民的墓地和居住区，能更直接地反映群体的经济状况。从西周、春秋时期的文化内涵看，居室近方形，室中有灶坑，出入有门道，白灰居住面，下层为火烧过的草拌泥。出土陶器数量众多，主要类型有鬲、盆、豆、罐、甑、甗、鼎、钵、釜、瓶、瓮、仓、纺轮等。“从居住遗址中发现有灰坑、残房基地面，说明从西周早期开始，秦人起码已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居址出土的陶器基本组合，为鬲、盆、豆、罐，另有甗、甑等。这种组合反映了其饮食生活的内容，当以农作物粮食为其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⁵⁾陶器中有一种容积颇大的蛋形瓮，那应当是储存粮食的器物。这种大型陶瓮和秦文化特有的早期陶仓，在礼县境内也曾发现过。以仓、囷之类陶制品作明器，最早出现在春秋秦墓中，至战国时已相当普遍，那是现实生活中大型储粮设施的模型化，乃农业发达的有力证据。嬴秦近祖非子受封于汧渭之间的秦地，“秦”字为一种能酿造某种祭祀用酒的禾类作物，秦地即因盛产这种禾而得名。由此可知，这一带也是一片农畜皆盛的地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嬴秦的农业根底。

早就具备农业经济传统的嬴秦，进据关中平原后，更是如鱼得水。文公十六年对戎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收周余民有之”，逐步稳定了社会，为关中经济的再度繁荣创造了条件。岐、丰及其附近，乃是发展锄耕农业的理想地域，姬、姜两族很久以前就在这里开发、培育了昌盛的粟麦文化。从夏至周，这里一直是我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故《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西周末年的政治动荡、自然灾害和戎族入侵，以及王室的撤离，给关中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但优越的自然条件，世代积累起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却不会因战乱而消失；一旦社会趋于安定，流散人口陆续回归，生产便会很快恢复。(www.xing528.com)

到穆公时代，秦国的农业已相当兴旺，这从国家粮食蓄积的充足程度便可看出。《史记·秦本纪》载，穆公十二年（前648年）晋国发生大旱灾，连年失收，请求秦国给予粮食援助。秦国领导层在经过一番争论后，满足了晋国的要求，“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秦都雍邑至晋都绛邑距离不下400公里，车载加船输，水陆两道络绎不绝地运送。《左传》僖公十三年亦述此事，称之为“泛舟之役”，可见运粮规模之大。如秦国没有丰足的粮食储备，是无法实施这种援外任务的。

礼县大堡子山秦陵所出凤鸟、虎首纹马镳

3．畜牧业

在伯益时代即已具优势的畜牧业传统，也被西迁的嬴秦继承并发扬。嬴秦的畜牧业，并非如某些囿于嬴秦落后论的学者所认定的那样，处于低水平的游牧阶段，而是定居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专业化畜牧。它独立于家庭饲养之外，以繁殖、驯养马匹为主，其目的主要不在于为群体生存提供食物，而在于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在那个时代，马车是军队主力的必备要素，是交通运输的基本工具，也是贵族们身份、地位的外在标志。所以，社会对马匹的需求量是很大的。畜马、驯马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事业。气候温润、水草丰茂而又盛产池盐的西汉水上游河谷川原，是农畜两宜的，嬴秦在那一带发展农业的同时，也使畜牧业兴旺起来。大骆的庶子非子，就是因为繁育马匹闻名于时，从而被周孝王召去为王室“主马”的。非子受封的“汧渭之间”，以及后来秦仲迁至的渭水流域河谷地带，也都是适宜于畜牧业发展的地区。因此，嬴秦育马、用马的规模和水平，在文献记载中颇引人瞩目。

《诗经·秦风》中即有几首盛言马与马车的诗，单从有关车马配备和马之名类的描述中，已可看出秦人崇马的习俗。如襄公时代的《小戎》，全诗3节，每节10句，已言及收、梁、楘、辀、茵、毂、觼7种马车部件，言及骐、牡、、騧、骊、、骖7种不同颜色、不同驾位的马名，言及环、靷、辔、胁、軜、、续7种用于马身的配置。据专家考证，通过上述马、马件、车件的名动组合，还反映出当时特有的一些非常科学、非常巧妙的驾车驭马技术。⁽⁶⁾又如文公时代的《石鼓文》，以四言诗的形式描绘文公出猎的种种场景。10只石鼓刻铭10章，除首章专言水域渔事外，以下几乎章章涉及车马，读来仿佛置身于马的世界。《韩非子·十过》载秦穆公发兵护送重耳回晋，“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兵卒五万”。“畴骑”当指骑兵，这可能是我国古代有关骑兵最早的一条史料。由于秦人善于畜马、用马而又尚武，骑兵首先产生于秦国，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战车每乘4马，再合以骑兵，这次行动共用军马4000匹。《左传》昭公元年载秦景公时公子鍼因避政争之祸而奔晋，“其车千乘”。鍼并非太子，竟能拥有1000辆马车，令晋国的大臣惊讶不已。秦国这种崇尚马车、大量用马的社会风气，是以高度繁荣的畜马业为基础的。

礼县圆顶山秦贵族墓车马坑

先秦贵族墓葬存在随葬车马的现象，这在秦国尤其突出，如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含春秋初年两位秦君（多数学者认为可能是襄公和文公）的墓葬，虽然只发掘、清理了一座车马坑，其殉车马的规模已令人刮目：车马4排，每排3乘，前后相随，每乘两骖两服，总计用马48匹。⁽⁷⁾许多低级别的秦国贵族墓葬也附有车马坑，反映了使用车马的普遍化。还有一种在秦墓中较为多见的现象值得注意，即只陪葬马，不陪葬车，仅以部分车马饰件如軎辖、马衔、节约等入葬以象征车乘。如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一坑分排整齐地埋了12匹马；陕西凤翔大辛村春秋秦墓，三坑各埋2马；甘肃灵台景家庄春秋秦墓M2，埋2马。这种现象也说明秦国马匹众多。对于小贵族来说，车乘贵重，舍不得入葬；而畜马业兴盛，马匹供应充足，故葬马而省车。一个擅长繁育马匹的民族，也必然善于识马。春秋时期最著名的相马专家如伯乐、九方皋等，都是秦人，由此亦可看出秦国畜马业所达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