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戎关系析论：演变与矛盾冲突

三、秦戎关系析论

1．友好交往与矛盾冲突

秦、戎关系经历了漫长的世代。从嬴族西迁定居陇右，到秦王朝建立，嬴秦成长的全过程，可以说就是一部与戎族的关系史。期间，随着嬴秦的逐渐崛起，随着嬴秦在贵族王朝政治格局中地位的演进，秦、戎关系的表现形式和性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最初的秦、戎关系，是外来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关系。嬴姓族体远离故土西迁陇右，必须同当地居民友好交往，和睦相处；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开发一些尚未被开发的地带，并同邻接部族进行产品交换；相互通婚，逐渐适应、营造新的生活环境。这一时期的秦、戎关系，尽管也难免出现某些冲突和纠纷，但主旋律应当说是和平的、互利的，就像远古时期不同文化类型族体间的正常交往一样。这是日后秦、戎关系中积极一面的社会基础。

文化考古领域的发现，对此也有所印证。秦文化的分布区域，不仅同被认为是戎族遗存的一些青铜文化紧相邻接，有的地方还存在两类文化犬牙交错乃至杂处融会的现象。如礼县永兴乡西汉水南岸和甘谷毛家坪一带即如此。有些戎族文化遗存甚至出现在嬴秦早期活动的主要地域，如张家川、清水、秦安一带，即发现过可能属于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墓葬多处。秦文化内涵中有许多较晚出现的因素，如陶器中的双耳分裆铲足鬲、大喇叭口罐，以及器面粗糙而不规则的绳纹装饰，丧葬习俗中蜷曲特甚的屈肢葬式，以及多种形式的偏洞室墓型，很明显是吸收了甘肃东部某些古文化的成分。而和嬴秦地域接近的一些被认为属戎族遗存的古文化中，也包含不少秦文化的内容，如寺洼陶器中的联裆鬲、浅腹素面小鼎，辛店文化彩陶纹饰中的连续回纹、云雷纹、菱格纹、S纹等图案，就和秦文化中同类器物及纹饰风格极为接近。

甘肃东部某些戎狄部族如邽戎、冀戎等，能够顺利地由牧猎生产形态演进为农业生产形态，被较早地纳入秦国行政体制之中，无疑也是受了嬴秦族农业经济的影响。嬴秦文化同戎族文化相互渗透、融会，彼此吸收对方的先进成分，无疑加速了甘肃东部地区的社会进程。史家多言“秦杂戎狄之俗”，其实这正是秦文化生命力特别旺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秦、戎关系从一开始便潜伏着日后矛盾冲突的趋势，这主要由两方面的原因所造成。一方面在于经济形态。嬴秦来自相对先进的东夷部族，具有农耕业传统，西迁后又努力学习以粟麦文化为核心的先周文化，利用西汉水上游较为优越的地理条件，很快发展起和畜牧业相结合的农业经济，筑城立邑，过着与西戎诸部迥然不同的定居生活。而西戎诸部尚处于氏族部落阶段，游牧和狩猎乃其基本生存方式，与之邻近的农业定居群体，往往成为他们攻掠的对象；当他们的社会进步到向半农半牧经济形态转化的时候，又会因为争夺生态环境较好的河谷川原，而同不断开拓耕种范围的、已居主位的农业经营者发生矛盾。这是我们曾论述过的不同文化圈相切地区必然存在的利益冲突。

另一方面在于政治格局。嬴秦源于少昊与颛顼，二族通过“两合婚姻联盟”形式凝结成的阳鸟部族，是构成华夏族的主体性成分之一。所以，在中原地区进入文明时代后，嬴秦一直同中央王朝保持着联系。这种联系非但未因王朝更换而削弱，反随王朝政治体制的完善和成熟而加强。特别是西周时期，嬴秦与王室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嬴秦不仅是西周王朝联结陇山以西诸戎的纽带，更是王朝制约、征服诸戎的外围力量。这种处境使秦、戎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更具有利害敏感性。虽然嬴秦的发展因此而拥有了强大的政治依托，但也使族邦经常处于同诸戎对立的风口浪尖。一旦戎族反叛王室，嬴秦便是攻击的首选目标。

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导致秦、戎关系后来日趋紧张，尤其在犬戎族一些支系的活动区域转移、扩展到陇山以西乃至西汉水上游的时候，形势便更加严峻。因为，西部诸戎中犬戎的流动性和攻击性最强，对西周王朝的威胁最大，更由于对西垂地区的反复争夺而同嬴秦结怨最深。至西周后期，嬴秦数次被犬戎逼至危亡的边缘，斗争达到高潮。

2．春秋时期秦戎关系性质的变化

秦襄公时代局面开始扭转。此时嬴秦的实力已较前增强，加以襄公采取了和戎政策，秦、戎关系明显缓解，西垂地区趋于稳定，此后文献中再也没有出现过戎人在这一带制造麻烦的记载。进入春秋时期，尤其是秦都东移之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为了控制关中局势，为了占据岐、丰沃野，为了树立西方诸侯的形象，嬴秦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了对戎狄的征伐；而且，行动强度越来越大，涉及范围越来越广。如果说春秋以前嬴秦在西垂地区的对戎斗争，基本上属于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摩擦，嬴秦是在为捍卫族邦生存而战的话；春秋至战国，嬴秦对戎斗争的性质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已属于强势政治共同体征服弱势族群的所谓“不义”之战。这种对异族的战争，走向贪婪的极端，会给被攻伐部族造成惨重伤害，加剧民族矛盾，延缓社会发展。在穆公后期用由余谋以服诸戎之前，秦的对戎策略即存在上述极端倾向。

为了一劳永逸地铲除隐患，夺占土地，秦对一些戎邦使用驱压、攻逐的手段，逼迫戎人远徙他乡。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所记：“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陆浑之戎即《左传》昭公九年所言允姓之戎，原居于瓜州。再参看《左传》襄公十四年可知，和陆浑之戎同时被迁的还有姜姓之戎。关于瓜州地望，应在秦、晋之间。上引《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文的字面似乎说，迁戎是秦、晋两国共同实施的和平之举；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是秦国攻逼而晋国诱纳。在这件事情上，晋国更加老谋深算，它把被逐的戎族安置到本国“南鄙”靠近秦域的荒凉地带，既有利于边境的开发，又培植了反秦的辅助力量。晋国的这一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功，秦国则为逐戎入晋而吃够了苦头。《左传》襄公十四年有一段记载，很生动地表述了秦、晋与戎族交往的史事及各自的得失。当时晋国为了商量是否伐楚的事，会诸侯于向地，大约是因为戎族首领泄露了外交机密，干扰了这次会盟，晋国执政非常不满——

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诘朝之事，尔无与焉。与，将执女。”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戎焉，于是乎有殽之师。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殽志也，岂敢离逷？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赋《青蝇》而退。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

这段叙事告诉我们，那时秦国的确为了夺占土地而对戎族采取驱逼政策，而且驱逼的是“诸戎”，带有普遍性。秦的残暴行径引起诸戎的强烈愤恨，故戎人积极与晋配合，共同对付秦人。不仅殽之役“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而且“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秦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秦穆公想必已意识到了以往对戎政策的失误，所以他晚年用由余谋解决诸戎问题时，着重落实一个“服”字，而不再使用攻逐手段。穆公对戎政策的这一调整，虽然仍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挟以征伐声威而实现的，但造成的损失相对较小。更重要的是，保留了所服戎邦的政权体制，未干预、破坏其族体的社会生活，只是确定一种宗主与臣属的关系。这既易为戎族所接受，也有利于其经济形态向农业文化圈的平稳过渡。对此应予以肯定。

3．对穆公征服西戎的评价

尽管穆公时代对诸戎的征服方式比较柔缓，但从总体上说，春秋之后的秦戎关系是一种以强凌弱的关系，就秦而言，归根到底是一种施暴行为。所谓宗主与臣服，实质上是专制主义贵族政体为满足统治野心，而对边域民族的强行控制。这种控制是以战争或准战争的手段来完成的，必然具有破坏性和残酷性的一面，在穆公之后直到战国时期，情况更是如此。秦国最终实现了对诸戎的彻底征服，达到了域内政权统一的目的，但那是以牺牲弱势民族独立发展的权利为代价的。对戎族的频繁征伐，不仅给戎族，也给秦人造成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对社会生产力是一种削弱和摧残。

然而，如果立足于辩证唯物史观，把秦、戎关系放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作冷峻的评析，便应当承认，秦对诸戎的征服，是多重社会因素互动造成的客观事实，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全过程交织着友好和睦与矛盾冲突两方面的内容。所以，其积极意义不应因其施暴性质而被否认。

秦对诸戎的全面征服与涵化，结束了我国西北地区长期存在的族邦割据局面，大部分戎族生活地域被纳入定居农业文化圈，既有利于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也推动了中国走向大统一的步伐，加速了西北各族同华夏的融合，逐渐形成了西北地区汉族的主体。在这一进程中，代表着先进生产方式的秦国，充分发挥了制导作用。它是先进文化的学习者和传播者，是进步社会形态的引领者，是不同类型文化间的溶和剂。秦国在中原地区和甘肃地区搭建起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桥梁，使二者始终相互关联，最终达到了不论社会体制还是思想观念都血肉相生、密不可分的程度。换句话说，嬴秦在关陇四周这片本来是戎邦林立的土地上，通过包括武力征服在内的各种手段而实现的政治控制，培育起了对华夏文明的向心力和对中原文化的趋同性。从那时至今的历史发展业已证明，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使西北地区脱离中华母体，因为不仅存在经济和制度的联结韧带，更有文化和精神的血脉贯通。嬴秦为这种局面的形成，铺垫了最初的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层基石。

当代有几部史著评价秦穆公“霸西戎”的功业，还强调了此举的世界影响。指出，穆公对诸戎的征伐，导致部分戎狄的西流，从而引起了欧亚草原上游牧民族的迁徙运动。这样便开拓了中原地区与西域、中亚的交通，出现了穿越欧亚草原的商道，为中西文化的持续交流创造了条件。“阿尔泰山东段的商道，大致是从洛阳出发，经今山西北部、河套地区至阿尔泰山；阿尔泰山西段的商道，大致是经额尔齐斯河上游、楚河、伊犁河流域、哈萨克草原西通欧洲；两段的交汇点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经这条商道运往欧洲的商品，除了中国内地的丝绸、青铜器外，还有阿尔泰山出产的黄金；而运往中国内地的，主要是阿尔泰山出产的玉石。”⁽¹⁶⁾而且由于戎狄的向西方流动，秦国的声威也于此时远扬域外，使中亚乃至欧洲对华夏文明有了更多的了解。“支那”（China）之所以成为中国的称谓，即缘起于此时。西迁的戎狄传播了秦的巨大影响，所以域外民族称中国为“秦”。西方古文献中“秦”被音译为“希尼”或“塞尼”，后来这个词由西方传向印度，则变成了“支那”。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纪，西方古文献中已经出现“塞尼”一词，故可以判断这称谓是秦穆公时代戎狄西流而引起的，而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言缘自400多年后的秦始皇逐匈奴。⁽¹⁷⁾

上述这些推论虽然还缺乏更直接、更充分的依据，但综合分析当时的情势，应当说推论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从远古时代起，甘肃的山谷川原就是不同种族人类迁移、交往的襟接地带，是中亚和欧洲感知中国必先接触的区域。秦国境内诸戎氏邦林立局面的消失，至少有利于中、西交通线东段的畅通；部分戎狄的向西流徙，无疑也会发现开辟一些新的通道。而一个强大而统一的秦国雄踞关陇，不能不引起对东方文明充满憧憬的西方民族的关注，“秦”的名称最先出现在他们的文献中，用来表示一个东方大国，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汉书·西域传》载汉武帝诏书引军候弘上书中语：“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颜师古注云：“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可见异域民族的确曾称中国为秦，晚至西汉此风犹存。(www.xing528.com)

【注释】

(1)刘明科：《秦国早期频繁徙都问题的思考》，《秦俑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07页。

(2)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

(3)2003年至2004年，北京大学、国家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五家单位联合组成调查组，对天水、西和、礼县等市县的西汉水上游地区周代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共发现西周—东周时代的文化遗址47处，其中包含周秦文化的共有38处，包含寺洼文化的共有22处。参见早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西汉水上游周代遗址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6期）。“这些遗址的分布有一定的规律性，以今礼县县城南侧的雷神庙、石沟坪遗址为界，包括这两个遗址，基本是周秦遗址的分布区，较少见寺洼文化的分布；向南，却是寺洼文化的密集地，基本不见周秦遗址。”参见史党社《秦人历史新探——从西汉水流域新近的考古调查说起》（《早期秦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20页。

(4)《史记·秦本纪》。

(5)《史记》中的“岐”，除了指岐山外，常表示岐山周围的广大地域，包括周原。林剑鸣先生曾指出这一点，见其《秦史稿》第51页注2。

(6)古本《竹书纪年》。

(7)《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上书中对穆公评语。

(8)《史记·秦本纪》。

(9)《史记·秦本纪》。

(10)马非百：《秦集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269页。

(11)王宗维：《西戎八国考述》，《西北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6年。文中“天水县”现已更名为“天水市麦积区”，莫家寺属麦积区辖地。

(12)王宗维：《西戎八国考述》，《西北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6年。

(13)今本《史记》三家注中《正义》引文缺误，此依贺次君《括地志辑较》校文改正。校文见该书42页，中华书局，1980年。

(14)王宗维：《西戎八国考述》，《西北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6年。

(15)韩孔乐、武殿卿：《宁夏固原发现汉初铜鼎》，《文物》1982年第12期。

(16)刘光华主编：《西北通史》第1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2页。

(17)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0～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