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戎关系：甘肃通史的先秦卷

一、春秋前期的秦戎关系

1．秦戎关系概况

嬴姓部族很久以前由东方远徙至陇山以西，而陇山以西历来是诸戎集中活动的区域。《史纪·秦本纪》自商代后期述秦事，说秦人近祖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在西戎”三字精炼地概括了西迁嬴族居处的人文环境。嬴秦与西戎长期生活在相邻接的地域，必然形成既有和平交往又有矛盾冲突的双重关系。一方面，在文化上族体间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彼此吸收对方的先进成分；另一方面，为在利益分配格局中占据优势，为拥有生态条件较好地带，也难免发生争斗。西周时期，嬴秦是王朝的忠实属邦，一直和王室保持着密切联系。当王朝的实力与声望足以镇服畿外方国、部族时，陇右局势相对稳定，西戎同嬴秦关系的主流是和睦相处，嬴秦发挥着沟通王室与西戎的桥梁作用。前文引述周孝王欲褒奖、扶植非子时，申侯所讲“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那段话，就反映了陇右曾经有过的方国、部族间相安无事、关系谐调的局面。一旦王朝呈现衰势，边域族邦的离心力陡长，嬴秦与诸戎的关系就要紧张起来。此时的嬴秦由于追随王室，充当王室制约、打击戎族的辅助力量，而成为诸戎最直接的攻掠目标。大骆方国的灭亡和秦仲的被杀，便是典型例证。因此，在西周后期，随着王朝的日渐没落，嬴秦与西戎的矛盾也空前加剧，战争频频发生，成为相互关系的主流。直到秦襄公时代，情况才开始变化。

襄公初即位，即遭遇戎人侵逼的危机。《秦本纪》载：“襄公二年，戎围犬丘。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史文虽简，但事态严重。君位未稳，都邑处于险境，长兄落入敌手，形势极其严峻。当年秦庄公伐戎得胜，把都邑从陇上回迁至西垂时，作为庄公长子的世父，曾发誓要为祖父秦仲报仇，《秦本纪》述其事云：“世父曰：‘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遂将击戎，让其弟襄公。襄公为太子。”嬴秦宗室内部这一世子人选变动，也许还有另外的因素在起作用，但世父的表态，至少反映了那时周、秦联军虽暂时打败了戎人，却并未彻底解除戎族的威胁。襄公二年秦都被围，史言“世父击之”，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他早就实践了诺言，杀掉了戎王，已入居都邑，如今从邑内率兵出击；二是他尚未完成为祖父报仇的任务，一直领兵在外，寻求战机，如今回师以解都邑之围。实情不得而知，但这次抗戎斗争中，嬴秦开始是失利的，世父之被俘便是证明。

2．襄公在西垂地区的和戎政策

秦襄公如何应对这场危机？《秦本纪》略而未言，其它文献也都缺载。有学者认为，“在这种兵临城下的严峻形势下，秦襄公为了保持实力，只有实行放弃西垂，进行突围，实施战略转移。汧邑就是这次转移的产物。”⁽¹⁾这是从襄公二年迁汧误说引申出来的观点。前文已作考辨，不再赘述；而且，襄公作为一位初秉君政的杰出部族首领，在族邦危亡的关键时刻，很难设想他会弃祖邑及兄长于不顾，而采取逃跑的行动。后来的史实告诉我们，西邑并未陷落，在文公四年以前它一直是嬴秦的国都，世父也于一年之后被放归，嬴秦与戎族的关系，在西垂地区非但没有恶化，反而趋于缓和。所以，说襄公“突围”，“实施战略转移”，毫无根据。

种种迹象表明，那场戎祸危机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了的。《秦本纪》关于襄公即位前后史事的记载，隐约地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在对待相邻戎族的问题上，世父是个坚定的主战派，而襄公则倾向于和缓。如前所述，嬴秦与西戎有着漫长的交往历史，曾经存在过友好相处的时期。部族冲突与部族和睦，本来就是同一历史过程中的两个方面。与嬴秦邻接的戎族，当时已处于向半农半牧定居形态过渡的社会阶段，秦、戎之间如果一直处于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状态，对双方都是不利的。对于在部族冲突中屡遭重创的嬴秦来说，最需要休养生息，以利于族体的繁衍和国力的充实。秦襄公采取了和戎政策。他即位当年，即“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丰王称“王”，必为某部戎族的首领；丰之地望暂不可考，但肯定不是位处周畿中心、文王所都的丰邑，其地当在陇山以西。襄公以妹嫁戎族首领，显示出和戎的战略意图。那个时代部族或邦国间上层集团的联姻，无不打着政治烙印。

《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记》载，秦宪公即位时“居西新邑”。西新邑，顾名思义即西地新建之邑。宪公即位时秦都早已东迁至汧，但曾长期滋育嬴秦祖业的西垂地区，不仅具有厚实的经济基础，又是族茔宗庙之所在，地位仍然重要，一直有公室贵族留守。礼县与大堡子山秦公陵园隔西汉水相望的圆顶山那片春秋秦国贵族墓地，便是有力的说明。宪公乃文公之孙，因其父早逝而承继了文公的君位。文公眷恋桑梓，归葬西垂；宪公要亲自处理文公丧事，故须居于西垂。所以，“西新邑”必在西垂地区，而不可能在汧邑附近。而且，《秦本纪》言宪公二年“徙居平阳”，《括地志》云：“平阳故城在岐州岐山县西四十六里，秦宪公徙都之处。”宪公在西垂办完祖父文公丧事后，即于次年迁都平阳；平阳在汧邑之东，是不能称作“西新邑”的。西新邑应为襄公所建，是其和戎政策的产物。犬丘即西邑，庄公时秦人收复了该邑，但戎族定居日久，是不可能被整体赶走的，势必存在嬴、戎杂居现象。如何对待那些被征服的戎人，对于秦、戎关系的大局至关重要。襄公即位后戎人对该邑的围攻，不妨看作是戎族争取聚居权的一种表达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襄公决定在犬丘旁边另建新邑，形成嬴、戎分邑共处的格局，这可能是促成双方和解的重要原因。

在部族冲突与和睦常呈纷杂交替状态的先秦时代，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分邑而居于同地的现象并不少见，许多并立的姊妹城就是这样出现的。就像当年周人灭商后营造洛邑迁殷民而居，在附近另建王城作为周人的活动中心，二城并处合称成周那样。这是部族间主属关系明确后和睦相容的征象，是部族融合历程中的一种过渡形式。(www.xing528.com)

西新邑后来成为秦汉时期陇西郡西县县治，而原犬丘城后来称作“戎丘”。《直隶秦州新志》、《秦州直隶州新志》、《甘肃通志·舆地》以及《读史方舆纪要》，都说西县故城西或西南有座戎丘城。《后汉书·隗嚣列传》记叙光武帝大将岑彭、吴汉围攻隗嚣于西城，而隗嚣部将王捷驻扎在戎丘。史文述王捷登城观察西城被围的形势，向岑、吴的军队喊话，足证二城相距之近。《水经注·漾水》在记述西汉水流经祁山脚下后，“又西，径南岈、北岈之中。上下有二城相对，左右坟垄低昂，亘山被阜。”熊会贞疏云：“此南岈、北岈，谓南北二壁间之大空也。”这“大空”，显然即今礼县永兴川之最开阔处；“上下有二城相对”，当指西县城和戎丘城。西县城在西汉水北岸的高处，故云“上”；戎丘城在西汉水南岸的低处，故云“下”。西县故城，其地在今礼县东北部西汉水北岸祁山以西的红土嘴附近；而戎丘故城，应在今西和县最北端西汉水南岸的长道镇附近。⁽²⁾西新邑同旧邑犬丘，是比肩而立的一对姊妹城，可以合称“西垂”。

西汉水上游的考古调查表明，周秦文化与寺洼文化存在明显的分布界限⁽³⁾，但有些地区呈现犬牙交错现象，尤其是在我们上文所论及的犬丘地区，即今西汉水南岸永兴、长道一带。如蒙张村附近即发现一处寺洼文化集中的三角地带，而且是时代较晚的遗存。如果确如我们曾论断的，犬戎族就是寺洼文化主人的话，则今永兴地区考古文化面貌所显示的，正是春秋前期嬴秦与戎族和平共处、分区而居的史实。

襄公的和戎政策是成功的，不仅解了都邑之围，救回了长兄世父，而且此后西垂地区再也没有受到戎族的侵扰，秦与西戎的军事斗争重心转移到了陇山以东，陇右局势趋于平稳。因此，当数年之后王室乱起，襄公能将兵救周，后又护送新即位的周平王东迁洛邑。没有一个安定而可靠的后方，他是不敢率众离都而远征的。襄公的和戎政策，表明他对关陇地区时代发展的宏观大势有清醒的认识，在关键时刻敢于改变渗透着敌对情绪的对戎方针，为族邦的生存和发展争取更有利的境遇。秦襄公出色地经受了即位之初的历史考验。

3．秦襄公之后的秦戎关系

秦升封为诸侯国之后，肩负起东进关中、掌控原西周王畿的使命，面对岐、丰地区诸戎猖獗的混乱状态，秦人必须以强硬的军事手段来收拾局面。在新形势下，和戎政策失却了经济和政治的土壤。泾、洛下游地区的戎族，最具流动性和攻掠性。而关中平原是姬、姜两族自远古以来即世代经营的人口繁密的粟麦文化区，其相对富庶的经济条件，反倒助长了诸戎的掠夺习性。另外，这一带的戎族未曾与嬴秦接触交往，没有和睦相处的邻居经历。秦人要想立足于陇山以东，并控制岐、丰地区，除了进行武装斗争别无他途。因此，秦襄公身为诸侯，也不得不戎马倥偬地率众转战，并在被封为诸侯的第五年（公元前766年），“伐戎而至岐，卒”⁽⁴⁾。

承袭君位的文公，继续同戎人周旋，尤其在迁都于汧邑后，秦军可以更直接地对戎展开军事行动，更有效地捕捉战机。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秦军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秦本纪》载：“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能够“收周余民”，稳定社会生活，表明这次胜利比较彻底。此役之后，秦人不仅完全占据了周原地区⁽⁵⁾，而且取得了岐山以东的控制权。

当年周幽王被杀，申侯会同部分诸侯拥立平王时，“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⁶⁾。史称虢公所立者为“携王”。携地虽不可考，当距虢国不远，要之必在王畿之内。平王二十一年，晋文侯杀掉了携王，结束了二王并立的局面。此事和秦文公战胜戎族、收周余民发生在同一年（公元前750年），那正是东周王室声望为之一振的时候；而且，为打掉携王的政权，晋军必已暂时进驻关中。此时文公将岐山以东之地献给周王室非常合乎时宜，既表示了对王室的忠诚，又体现出对强晋的尊重。事实上，秦之征服诸戎、国势东扩有个渐进过程，文公时的实力尚不足以占领并治理关中全境。从文公迁汧后的作为看，他作鄜畤，城陈仓，败戎据岐，伐梓南山，其着力经营的地域始终未出关中西部。《史记·封禅书》言：“及文公逾陇，攘夷狄，尊陈宝，营岐、雍之间。”这为文公时代国域中心划出了大致范围。

文公之后的几代秦君，继续贯彻襄公、文公的国策，在更广的范围展开对戎斗争。至武公时，秦国在陇山东、西两面兴兵伐戎。“武公元年，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秦军已至洛水西岸，直抵华山之下。“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邽、冀即今甘肃天水、甘谷一带；杜，在今西安市东南；郑，在今陕西华县；小虢，在今陕西宝鸡县西境。以上地域显示，武公时代秦国已能在空前广阔的范围内发动对诸戎以及一些小方国的攻势。德公迁都于雍，国益广大，后代子孙得东饮马于龙门之河。后来秦、晋两国即以黄河为界，秦人终于据有了整个关中。春秋前期是嬴秦国势逐渐向东发展的时期，关陇地区以及原周都附近的一些实力较弱的方国、部族，大都已被秦人征服。定都于雍，标志着秦国已完全取得了对戎斗争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