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祖合一：甘肃先秦卷

一、倡导天、祖合一的神权

1．嬴秦尊神崇祀的宗教传统

借助神权加强政权，是古代贵族社会统治集团普遍使用的手段，秦国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这大约和嬴姓部族有神秘主义传统有关。嬴秦始祖颛顼是五帝时期最权威的宗教领袖，《大戴礼记·五帝德》引孔子论颛顼的话：“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曰高阳。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洁诚以祭祀。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励。”显然是个能沟通天、地、神、人，灵性无所不在的大巫师。《尚书·吕刑》所说的“绝地天通”，就是在颛顼及其属官也是其家族成员的重和黎领导下，进行的一场宗教运动，目的是改变部落联盟时代各部落、各氏族图腾神纷嚣无序、民神杂糅的混乱状态，建立一套关于精神信仰的理论、制度和礼仪，增强祭祀的神秘性和严肃性，形成统一而强大的神权，做到“民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¹⁾。

颛顼所开创的这种把各部族众多图腾神纳入最高领导集团统一掌控之下，从而大力高扬神权的宗教传统，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充实和优化，演进成我国思想领域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哲学——天命观，即把神权、族权（包括祖权）和政权三位一体地结合起来，奉为治国畜民的最高理念。少昊、颛顼之后的嬴族首领们，继续在部落联盟或早期国家机构中掌管天文历象事务。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目中，自然界至高无上的“天”，同精神领域至高无上的“天”，是合而为一的。所以，执掌天象的部族，最具有神秘主义传统。部族的先祖是配天的，祭天也便是祭祖神。祖先崇拜与祭祀制度相结合，从精神上和行为上强化着宗法体系，使宗族观念凌驾于一切意识形态之上。族权因此就成为政权的本体，政权是族权的扩大和延伸，而神权则是政权和族权的思想依据。国君的地位及权威来自何处？来自祖神，来自上天；祭祀是沟通人与天的方式，神意在冥冥中下达，赋予君主统治民众的位势。

2．襄公“作西畤，祠白帝”

作为颛顼的后裔，作为一个干练的政治家，秦襄公对天命观赖以展示的祖神崇拜意义，必然是谙熟于心的。所以，在他成为诸侯之后，首先想到的便是高扬神权。《史记·秦本纪》说他“乃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此事在《封禅书》中被再度强调：“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一云。”所言祭牲数量同《秦本纪》有异，但却补述了所祭之上帝为“白帝”，乃“少皞之神”。畤是在山下高地上所建祭天祭祖之坛⁽²⁾，襄公所作“西畤”即西邑之畤，其位置当在秦都西垂之东郊，秦人的畤祀相当于周人的郊祭。

按照周礼，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举行祭祀天地的仪式，诸侯只能祭祀其国境内的名山大川。所以司马迁在《六国年表》中批评襄公作畤之举：“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其实襄公不过是对天命观的始祖崇拜作了点创造性发挥，西畤祭祀对象并未直言“天帝”，祭的是“白帝”少昊，而少昊是嬴姓的始祖。襄公把周人的天帝分解为五种颜色的上帝，把始祖与其中的白帝合而为一，非常艺术性地把祖神升格为西方之天帝。祖神地位的提高，意味着族权的提高，以族权为基础的政权，也便随之被抬升。白帝少昊这面旗帜，不仅为君权提供了神圣的依据，还能在精神上培育族体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增强秦国步入大国之列的信心。司马迁的批评，表明他已意识到襄公立西畤的目的和意义，意识到此时襄公已在以西方霸主自居了。(www.xing528.com)

3．畤祭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襄公为秦国确立的这一最高祭典，为后世秦君秉承并不断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畤祭”体系。尊神重祀一直是秦国社会盛行的传统。据《封禅书》载，文公“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后又在陈仓北阪作“陈宝”之祠。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后又“初以君主妻河”，创“河伯”娶妇的先例。献公“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至始皇之封禅泰山，规模尤为空前。随着秦国实力的不断增大，随着秦与列强争锋的日益得势，其郊祭之畤由一而增为六，所祭对象也由白帝而衍出青、赤（即炎帝）、黄诸帝。但六畤中仍以祀祖神少昊白帝为主。《封禅书》又载：“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可知秦王朝对宗教活动的重视。史文言雍州之山川鬼神各类庙祠，谓“西亦有数十祠”，《索隐》云：“西即陇西之西县，秦国旧都，故有祠焉。”早在春秋前期即已不再是国都的西邑，至秦统一时，各类神祠仍有“数十”，而且皆“以岁时奉祠之”，足见秦人崇神敬祀观念之隆盛。溯本求源，皆襄公“作西畤，祠白帝”之遗风。

襄公之后的秦国，以神权给政权助威的众多举措中，献公的作畦畤值得特别交代一下，因为此事同襄公的作西畤有最直接的连带关系。《封禅书》云：“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雨金”，用现代科学知识来解释，很可能是某地发生强劲龙卷风，将金属材料卷起，运行至栎阳附近而随雨散落，当时人们对此类现象肯定会视为神异。当然，也不排除神秘主义观念下的一种错觉或附会。但献公当即把此事纳入政治生活，宣布自己“得金瑞”。依五行说思想体系，金在五色中与白色相配，在方位上与西方相配，所以献公便遵循秦国的畤祭传统，作畦畤而祀祖神少昊。⁽³⁾“雨金”发生在栎阳，但“金”必须和“西”相联系，所以畤要建在西邑，建在“白帝”少昊也即祖神的始祭之地。据《封禅书索隐》所引《汉旧仪》言，西邑故土有“人先山”，山上有“人先祠”，这嬴姓的“人先”，自非少昊莫属。由此我们才恍然，为什么古史志言及秦人所建六畤时，总把西、畦二畤同另外四畤分开来表述，二者在管理上也有差异，原因就在于西、畦二畤不在关中，而在西垂。

秦人所尊崇的“人先山”，应当就是西垂地区的主山祁山，它绵延于西汉水北岸，为秦都西邑背靠的天然屏障。已知秦国第一公陵所在的大堡子山，实为祁山山系最西端的峦首；而在大堡子山以东十余华里处西汉水畔翘起的一座小山包，被称作“祁山堡”，可视为祁山主峰延出的尾丘。祁山堡正符合前文所言“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的设畤条件；其位置又在前文所考西邑故址的东郊，那恰是先秦君主祭天的位置。所以，秦襄公所主祀白帝少昊的“西畤”，可能就设在祁山堡上。

礼县西汉水北岸的祁山堡

献公所作“畦畤”，当在西畤附近，地势低平，故形似菜畦。在祁山堡东侧，“由西向东总长达三华里的范围内，依次蛇形排列着9个间距大体相等、或大或小、或方或圆用黄土夯筑而成的土台。最大者高约十一二米，顶部直径约五六米；最小者高约七八米，顶部直径约三四米，大小相差将近一倍”。当地群众统称之为“九土堆”或“祁山九寨”，传说为当年诸葛亮驻此，伪布粮山以骗司马懿所用。其实，它们可能就是秦献公所作畦畤的遗迹。⁽⁴⁾“九土堆”所以数目为九，那可能是自献公之后每位秦君都在那里立一祭坛的结果，正如《史记》的《集解》和《索隐》所说，畦畤形如菜畦，“畦各一封土”。自献公至秦二世，恰好9代国君。当然，不一定每代国君都亲临畦畤举行祭仪，更大可能是每君设坛只具祭统上的象征意义。总之，畦畤和西畤都设于“人先山”下，都在张扬祖神少昊这面旗帜，神权、族权、政权三者通过畤祭融合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