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关中迁都、东向发展的重大成就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然而，在王室东迁，嬴秦已上升为诸侯国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西垂的国都地位很快便呈动摇之势。为了继承周人的基业，构建雄厚国力的经济基础；为了征服、震慑泾、渭下游的戎狄诸部，安定关中局势；为了顺畅开展同东方列国的外交，提高秦国的地位和声望；总之一句话，为了东向拓展的战略需要，迁都关中已势在必行。

甘肃通史：关中迁都、东向发展的重大成就

二、迁都关中、东向发展

1．西垂的局限性

西垂是嬴秦在西方建邦立业、繁衍生息的桑梓之地。从山川形势、生态环境和交通位置诸方面说，这一地区作为部族活动中心，条件是相当优越的。但这里毕竟只是山谷中的一片带状小盆地，即使把盐官以东的川原计算在内，东西长也不超过30公里，南北最宽处不足2公里。而且位处陇南一隅，相对闭塞。当西周王朝雄据关中号令天下的时候，作为臣服于王室的一个小属邦，作为中央王朝联络西部诸戎的一条纽带，嬴秦的活动范围只能局限在陇山以西。在那种政治格局下，嬴秦以西垂为都邑是十分合适的。然而，在王室东迁，嬴秦已上升为诸侯国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西垂的国都地位很快便呈动摇之势。此时嬴秦决策东向，进取王室迁离后留下的那片渭滨沃原，既合理又合法。而且，此时嬴秦同诸戎交锋的战场，也已转移到了岐丰地区，西汉水上游那片小小的河谷盆地就显然难以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为了继承周人的基业，构建雄厚国力的经济基础；为了征服、震慑泾、渭下游的戎狄诸部，安定关中局势；为了顺畅开展同东方列国的外交，提高秦国的地位和声望；总之一句话，为了东向拓展的战略需要，迁都关中已势在必行。

2．文公徙汧

据《史记·秦本纪》载，文公即位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前762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国君狩猎，本身就是一种军事行动，常含有狩猎之外的目的。秦文公的东猎，实为一次长途跋涉的武装考察。那时从西垂出发到达汧渭之会，是一段相当艰难的路程。须先北上进入渭水流域，沿今张家川境内的樊河河谷，翻越陇峰，再由陕西境内固关镇东南行，沿汧水而下，最后到达汧、渭二水交汇处。⁽²⁾文公带领一支700人的军队，行程历时约一年，登越陇坂而“东猎”，显然有明确的意图。他感言：“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表明他清楚非子封于汧渭之间那段历史。其实文公就是在狩猎名义之下，越陇远行去寻找先祖受封之地的。当年非子一族未能在那里长期立足，如今文公却满怀胆略和信心，重新掌控这片土地。选择新的都邑，考察迁移路线，是文公“东猎”的真正目的。

有必要指出，部分学者认为秦迁汧不在文公四年，而在襄公二年。这是一桩因漠视《史记》原文，盲从唐人注释而致误的典型案例。此说惟一根据就是张守节的一段注语，而那段注语又恰恰是个硬性的错误瘤结。在《秦本纪》“襄公二年戎围犬丘”处，《正义》曰：“《括地志》云：故汧城在陇州汧源县东南三里。《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这条“正义”本来就“正”得令人困惑：史文讲的是戎围犬丘，与“汧城”毫不相干，但《正义》却在大谈汧城地望！此姑置勿论。问题在于《帝王世纪》是否讲过襄公二年迁汧的话。《帝王世纪》原书虽早已佚失，但后世引其内容的著作甚多，该书关于秦迁都于汧的文字，幸好可以查到。如《太平御览》卷155即引该书曰：“襄公始受岐丰之地，列为诸侯，文公徙汧。故《秦本纪》曰：‘公东猎至汧渭之会，乃卜居之。’今扶风郿县是也。”此外，《玉海》、《汉唐地理书钞》等也都引过皇甫谧述秦都变迁的话，均谓文公迁汧而非襄公。皇甫谧依据的，也正是《秦本纪》那段文公东猎至汧渭之会，卜邑而居之的记载。⁽³⁾显然，襄公迁汧之说实乃无根之谈。

《史记》三家注中，张守节的《正义》问题最多，因为它早就散佚，宋代合刊三家注时，《正义》已非其旧。清代学者钱大昕早就发过这样的感慨：“《史记正义》失传，宋人合《索隐》、《正义》两书散入正文之下，妄加删削，使后人不得见守节真面，良可叹也。”⁽⁴⁾《正义》上述注文，与《秦本纪》原文错位，显系后人误置，并且把文公讹为襄公了。

有些学者为给襄公迁汧说辩解，便在“汧渭之会”与“汧渭之间”这两个概念上作文章，说襄公所迁之汧，在“汧渭之间”，而文公所迁之汧，也即当年非子封邑处在“汧渭之会”。“汧渭之会”与“汧渭之间”的字面含义当然不同，前者指二水的交汇点，后者范围涵盖大一些，指二水交汇形成的夹角。但它们无疑说的是同一片地域，后者包含着前者。司马迁也正是在这种表义前提下使用这两个词语的，《秦本纪》言孝王召非子“主马于汧渭之间”，后文言文公东猎“至汧渭之会”，就在这个“汧渭之会”，文公抒发了“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的感慨。因牧马是在相对辽阔的地带，故用“之间”；居邑处于一个点上，故用“之会”。《列异志》讲述陈仓（今陕西宝鸡）陈宝祠的来历，言秦文公猎得象征霸业的雌性神雉，神雉“化而为石，置之汧渭之间，立为祠，名曰陈宝”⁽⁵⁾。也分明说今宝鸡地区就是“汧渭之间”。退一步说，就算“汧渭之会”与“汧渭之间”是两个地方，史文明言非子以及后来文公所居汧邑在“汧渭之会”，有什么根据说“汧渭之间”还另外有个汧邑？除了我们上文已揭示的《正义》注语那条伪证外，何处能找到襄公曾都于“汧渭之间”的哪怕一丁点信息？至于个别学者把“汧渭之间”的“间”无限扩延，说陇上渭水流域河谷地带的清水、张家川也属“汧渭之间”，那就更令人苦笑之余无话可说了。

3．汧邑地望

文公新营之汧邑，是否即当年非子封邑的原址？这是个文献无载而只能靠未来考古发现解决的问题，想来二者即非一地，也应相去不远。《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郿县故城在岐州郿县东北十五里。毛苌云：郿，地名也。秦文公东猎汧渭之会，卜居之，乃营邑焉，即此城也。”唐代郿县即今陕西郿县，距汧、渭交汇处有百里之遥，已超出通常所说的“附近”范围，故近世学者多不从此说。《元和郡县图志》谓凤翔府陇州，就是“秦文公所都”，陇州所属汧源县有“秦城，在州东南二十五里，秦非子养马汧渭之间，有功，周孝王命为大夫”。在说汧邑地望的同时，还把文公所都与非子封邑联系在一起。时代更早的《水经·渭水注》即有汧县说：“（汧水）径汧县故城北。《史记》秦文公东猎汧田，因遂都其地是也。”隋唐时的陇州汧源县治，据考即今陕西陇县县城所在地。⁽⁶⁾汧邑故址在其东南，此说比较合理。当代不少学者认为，汧邑地望可能在今陕西陇县东南境边家庄和磨儿源附近。20世纪80年代，在那一带发现过一座春秋时期的故城遗址，尚存夯土及城墙残迹，还发现范围较大的春秋秦墓区，其中贵族墓葬甚多。该地区1949年前即因多次出土过青铜礼器、车马器和兵器而引起人们的关注。⁽⁷⁾但这里距离汧、渭二水合流处显得远了些，若果为文公所都汧邑故址，则可证明司马迁所言汧渭之会或汧渭之间的确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也有学者主张，文公所都汧邑在今“汧水以东渭河以北的千河乡魏家崖一带”。该地区曾出土过金虎、金铺首等华贵金器，以及包括成套编钟在内的大量青铜器；而且，文公所作鄜畤，似也在这附近。⁽⁸⁾魏家崖的位置虽已处汧渭二水的夹角外，但尚不失“汧渭之会”的范围，因此不能排除其为汧邑故址的可能性。

文公选择其先祖非子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作为新都，表现出一种小心翼翼向东发展的心态，带有一定的试探性，他还不敢贸然直入关中腹地。所谓汧渭之会或汧渭之间，背依陇坻，只能算关中平原的西部边缘，更确切地说，是控扼陇道的关口。立邑于此，如形势不利，可随时登陇西归故土。但文公迁都之举的意义却极其深远，标志着秦国向东方发展这一宏观战略的完全确立。此后，随着秦国实力的日渐增强，文公的后裔们继续推行既定的国策，宪公迁平阳，德公都雍，孝公时定都咸阳，这中间还曾短时间地选择过泾阳和栎阳为都。秦国一步步地把政治中心向原西周王畿的核心地带推移，最终全面控制了关中。(www.xing528.com)

【注释】

(1)马非百：《秦集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460页。

(2)张国藩、赵建平：《丝绸之路陇坂古道考察散记》，《丝绸之路·学术专辑》2001年。

(3)非独《帝王世纪》，宋代以前的有关地理名著，皆称文公都，而无一言襄公都者。如《水经注·渭水》述龙鱼川：“径县故城北，《史记》秦文公东猎田，因遂都其地是也。”《元和郡县图志》陇川目下曰：“《禹贡》雍州之域，秦文公所都，汉为县，属右扶风。”《通志·都邑略》历述秦之都邑，云：“庄公居犬丘，文公居渭，德公迁于雍……”今本《竹书纪年》虽系伪书，但学界公认它是采摘古籍中相关记载而汇成，保存了不少今已失传的文献资料。该书载周平王五年秦襄公卒，十年，“秦迁于渭”。也就是说，秦都迁是襄公死后第五年亦即文公四年之事，与《秦本纪》所述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