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先秦时期羌和氐族同源关系的推断

五、羌与氐

1．部族源流与活动地域

羌族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一个历史悠久、分布广阔、影响深远的大部族。甲骨文中最早的“羌”字是个独体象形字，为人戴羊角之象。孙海波《甲骨文编》“羌”字下注云：“此象人饰羊首之形，盖羌族人民之标识也。”这其实是羊图腾装扮在文字形体上的反映。《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许慎把羌族同“牧羊”联系起来，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以养羊业为主要生存形态的部族。《风俗通义》云：“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以“卑贱者”视之，表现出应劭大汉族主义的褊狭心态，也反映了汉末羌族历史地位的衰落。

殷商卜辞中言及该族男性为羌，女姓为姜。羌、姜初为同一族体，已是学术界的共识。《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风俗通义》也说：“羌乃三苗，姜姓之裔。”羌与三苗并非一族，羌族是参与创造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土著部族，三苗是五帝后期西迁陇右的原长江中游地区的部族。《淮南子·齐俗训》云：“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劗鬋，其于服一也。”分明把三苗和羌人区分为二族。羌是姜姓之“别”或“裔”，则确凿无疑。母系氏族社会以女系为族统，故最初的族姓往往都加女旁。“姜”字从女，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史影，应属最早的族姓。此外，姜姓部族又是羌族中社会发展最快、文化层次最高、融入华夏文明最早、对中原王朝影响最大的族系，以姜姓为核心，而把散居于甘、青地区过着游牧生活的西羌诸部称之为姜姓之“别”，应当说是合理的。

《国语·晋语》：“昔少典娶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黄帝为姬，炎帝为姜。”据此，华夏族两大主干成分的黄、炎二族属同一族源，而炎帝即为羌族的始祖。《左传》哀公九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世本·氏姓篇》：“炎帝，姜姓。”《说文》：“姜，神农居姜水，因以为姓。”姜水地望很明确，《水经·渭水注》记述历周原而下“水北即岐山”的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安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炎帝与神农是否为一人，此姑勿论，但姜姓的炎帝部族生活在关中平原西部即今陕西扶风、武功一带，则言之甚明。

《国语·周语下》载太子晋语，言禹治水成功，“皇天嘉之，祚以天下”，同时奖励佐禹之贤才，“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韦注：“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本居瓜州后被晋惠公诱迁至晋南的姜戎氏，自称是“四岳之裔胄”。《诗·大雅·嵩高》：“维岳降神，生申及甫。维申及甫，维周之翰。”《毛传》：“岳，四岳也。”甫即吕。申、吕、齐、许都是和周族关系密切的姜姓封国，故《国语·周语中》富辰论婚姻与政治的关系，列举妻族的重要性，即有“齐、许、申、吕由大姜”一语，韦注曰：“四国皆姜姓也，四岳之后，大姜之家也。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也。”

姜姓之国，都是“四岳”之后。何谓“四岳”？四岳当然不能理解为分处我国东、西、南、北四方的高峻名山，那是后世的观念。四岳又称太岳，或如上引《嵩高》直接称岳。岳山实即属于陇山脉系的汧山，又名吴山，可能因有四峰耸起而被称为四岳。《周礼·职方氏》所言“正西雍州，其山镇曰岳山”即指此山。《尔雅·释山》：“河西，岳。”郑玄注《周礼》，郭璞注《尔雅》，并释岳为吴岳。《史记·封禅书》言“自华以西”的7座名山，其中既有岳山，又有吴岳；而《汉书·郊祀志》述此，吴岳作吴山。《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汧县”目下云：“吴山在西，古文以为汧山，雍州山。北有蒲谷乡弦中谷，雍州弦蒲薮。汧水出西北，入渭。”志文讲得很清楚，吴山即汧山，汧水的发源地。《水经·渭水注》也说：“汧水又东会一水，水发南山西侧，俗以此山为吴山。”《括地志》谓汧山“东邻岐岫，西接陇冈”，位处今陕西陇县西部，为陕、甘两省的界山。清代学者胡渭在其《禹贡锥指》中述及史籍吴山、岳山为二山的歧说，提出了他的看法：“愚窃谓吴山《汉书》虽云在县西，而冈峦绵亘，延及其南，与岳山只是一山。自周尊汧山曰‘岳山’，俗又谓之‘吴山’，或又合称‘吴岳’，《史记》遂析岳山与吴山为二山，而汧山之名遂隐。其实此二山者，《周礼》总谓之‘岳山’，《禹贡》总谓之‘汧山’，当以《汉志》为正。”岳山也即四岳地区，为姜姓部族早期活动中心，故又成为姜姓部族的族称。

羌族最早的发源地，古史学界的认识大体趋于一致，主张在甘肃中部和青海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以及后来河湟一带的几支青铜文化，尤其是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有可能就是古羌族的遗存。⁽²⁶⁾但这种推断同文献记载中夏、商时代的姜姓部族及羌方的史事之间，在连接环节上还存在较大的缺失。如专就姜姓部族而言，陕西扶风刘家墓群，被考古学界认为是姜姓部族的遗存，称之为“刘家文化”。所出双耳高领乳状袋足分裆鬲和单大耳罐，为该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墓葬多有大石块随葬，石块放在固定位置，死者头向皆朝东北，显示出独特的葬俗。如果这种看法成立的话，则进一步印证了我们前文的推论：姜姓部族是羌族集团中最先进的一支，他们在很久以前便离开甘肃，走下黄土高原，在关中西部创建了刘家文化，发展了高水平的锄耕农业。尤须关注的是，刘家文化与先周文化地域紧相邻接，有的甚至共处同一地域。如武功郑家坡遗址，被认为是先周文化的代表性遗存，其内涵显示，刘家文化晚期已同先周文化相融合，而其上层则是西周文化。刘家文化早于先周文化，和文献中姜、姬二族的亲密关系相一致，刘家文化与先周文化也迩近且趋同。

姜姓部族早期活动范围，即今陕西岐山以南宝鸡至武功那一地带，原野平阔，水土肥美，很适于发展农耕业。姜姓部族之所以始终保持着羌族中最先进的地位，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占据了优越的自然条件，较早地发展起了锄耕农业，过上了稳固的定居生活。从小喜爱农作种植，长大后成为农业专家，并在尧部落联盟中担任农官后稷的周始祖弃，就是在姜姓部族的农业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姬周也因此成为擅长农业的族邦。姜姓始祖炎帝同传说中发明农耕业的神农氏，在较晚的文献中被说成了一个人，原因当亦在此。甘肃大地湾文化和关中仰韶文化业已充分显示，泾渭流域是我国北方粟麦农业的创育区；姜姓部族的刘家文化和姬姓部族的先周文化，是该地域农耕传统的继承者；而关中西部平原，则为粟麦农业的繁荣提供了示范性平台。因此，这一带很自然地成为神农氏传说的滋生地。神农氏不过是群体记忆中进入农耕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但这个符号所归属的那个部族，却无疑是早期农耕业的优秀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刘家文化的内涵同甘肃境内被认为是羌族遗存的青铜文化非常相似。如辛店文化，许多学者认为是刘家文化的源头。

2．与商王朝的关系

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关于羌族的记载，表明羌族方国是商王朝极为关注的一大邻邦。学者们对卜辞涉及羌族的内容作综合分析，认为羌方大致应在今山西省的南部。⁽²⁷⁾商代的羌方，同关中西部的姜姓部族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个凭目前的史料还不能作答的问题。今陕西大荔县西15华里有个羌白镇，与晋南毗邻，因卜辞中有“羌方伯”的文例，故有学者将二者联系起来，认为那一带可能是羌方所在。此说还有待充分的证据支持。

从羌族整体历史的宏观角度看，其活动范围相当广泛，涉及除新疆以外的西北诸省，决不会只限于晋南一隅。卜辞中有北羌、马羌、氐羌等称，可知羌族有许多分支，“羌方”有可能只是羌族某一支系所建的靠近商畿的方国。但这个羌方却是商王朝的一个强劲对手。卜辞显示，从武丁朝开始，历经廪辛、康丁、武乙直到商末，曾不断发生与羌方的战争，“伐羌”、“获羌”、“执羌”、“戍羌”、“羌”、“御羌”等记载，频频出现。有的战争规模令人吃惊，如“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羌。”（《库》310）一次战役竟征用了13000人的兵力。甲骨文“羌”字有一种在人形颈部加绳索状“附件”的写法，论者以为乃捕获羌俘以索系颈之象，即卜辞中“获羌”的写实。大量羌俘被用作祭祀的人牲，如“用三百羌于丁”（《燕》247），“羌百”（《续》2·29·3），“岁羌三十，卯十牛”（《前》6·16·1）“羌二方伯其用于祖丁、父甲？”（《京》4034），类似记载多不胜举。祭祀卜辞的“用”字，义为杀人以献祖神，“”义为割解，“岁”义为砍杀，皆为用牲方法。

除了敌对关系之外，卜辞中也有一些反映羌方臣服于殷商的材料，如称羌方为“羌卫”，“卫”是商代外服制度层序中最低远的一级属邦。商王有时还“田羌”，即到羌方地域内打猎。“王于宗门逆羌”（《甲》896），“王于南门逆羌”（《明藏》720），当羌方使者宾见时，商王还亲自迎接。这些都应当是殷商与羌方宗属关系较稳定时的现象，即《诗·商颂·殷武》所言：“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3．西周以后的羌族

西周时代，羌族几乎从文献记载中消失。传世西周青铜器有件“羌伯簋”，王国维考之曰：“铭中又述其祖有功于文武，当指羌、髳从武王伐周之事。”⁽²⁸⁾此簋“形制文字与中原礼器无异”，当为商代之羌方国延存于西周的物证。但在史籍中，我们再也找不到关于羌族活动的信息，代之而起的是前文列举过的可以统称之为“西戎”的纷繁族称。所以《史记》不为羌族立传，在《匈奴列传》中又大谈戎族，却不言羌。曾经强盛活跃、族系衍蔓的一个大部族，是不可能忽然间消失的；更何况如《尚书·牧誓》和《羌伯簋铭》所言，在商、周王朝交替的斗争中，羌族还属于胜利者一方。因此学界倾向于认为，西周、春秋时期的西戎，多是由羌族演化而出，说得更确切些，西戎中包括了羌族诸部。只是由于不同时代人们记录民族活动的用语习惯不同，造成了羌族在文献中的消失。这种认识能够把羌族历史整体上连接起来，应当说原则上是正确的。两汉时期活跃于甘、青地区的西羌，可以理解为西周、春秋时期西戎中某些族系的后裔，他们又沿用了“羌”的族称。

但说商代的羌就是西周、春秋时期的戎，目前还缺乏直接而可靠的证据，还只能是一种合理的推想。《左传》襄公十四年有一段引用率极高的文字，给我们提供了一点线索。那是晋国执政范宣子和戎子驹支的一段对话。从中可知，戎子驹支带领的那支戎人，属于“姜戎氏”，原居于瓜州，后因秦国的攻逼及晋国的接纳，而迁移至晋国的南境，成为晋国对付秦国的一支强有力的盟军。戎子驹支自称“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这与其“姜戎氏”的族号相应合，显然原本是姜姓部族中的一支，此时已称为“戎”。“瓜州”地望，杜预注云“地在今敦煌”，《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敦煌县本注云“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水经注·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亦云：“杜林曰：敦煌古瓜州也。州之贡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瓜州之戎，并于月氏者也。”顾颉刚先生早已指出，瓜州诸戎是受秦攻逼而被晋国所接纳的，立都于雍的秦国“安得越国以鄙远，而长途远征一至于此”？且如秦果西攻敦煌，则诸戎必西奔新疆，不可能反而东移晋境，因此“瓜州必不在今敦煌”。他认为瓜州应在关中秦岭一带。⁽²⁹⁾1980年顾先生又撰文订正前说，认为瓜州应在渭水之北。如今学界普遍赞同顾氏瓜州不在敦煌之辨，但瓜州究在何处，仍众说不一，要之应在秦晋之间或秦之北境，方合乎秦逼而晋纳之情势。

须指出的是，这个“姜戎氏”虽属四岳之后，但同与姬周世代通婚的诸姜姓国并非一个族系。上文已言及，以齐、吕、申、许为代表的姜姓国，是羌族中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其文化和周族早已融为一体，成为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而由瓜州迁往晋南的姜戎氏，却仍停留在部落阶段，以牧猎为基本生存形态，其首领自言“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³⁰⁾，文化、风习和华夏族有很大区别。

4．羌与氐的关系

氐与羌，在秦汉以后已是两个族称，但在时代较早的文献中，氐羌常被结合为一个族名，或至少显示出二者存在某种特殊关系。前引《殷武》一诗所言“氐羌”，郑笺云：“氐羌，夷狄国在西方者也。”只言方位，不说是一国还是二国。《山海经·海内经》：“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西”应作“四”，形近而讹。“四岳”前文已作论析，即姜姓部族之所出。“伯夷父”乃五帝时代的姜姓部族首领，《国语·郑语》：“姜，伯夷之后也……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韦注：“伯夷，尧秩宗，炎帝之后，四岳之族。”氐羌既同为四岳后裔，必属一族。《逸周书·王会》述宗周属国所纳贡品：“氐羌以鸾鸟。”孔晁注对“氐羌”作了这样的解释：“氐地之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谓之氐矣。”“氐羌之种，汉世仍存，其居在秦陇之西。李巡说耆羌为西戎之一，耆羌即氐羌。”孔晁视氐羌为羌族的一种，以地名释氐，并认为该族就是晋时的氐族。氐羌在秦陇之西，《汉书·贾捐之传》谓西周成王时的国域，“西不过氐羌”。《吕氏春秋·恃君》言上古各族及其居地：“氐羌、呼唐，离水之西。”《汉书·地理志》金城郡白石县下云：“离水出西塞外，东至枹罕入河。”枹罕在今兰州西南，属临夏县境。据此可知氐羌所在的大致方位。《史记·五帝本纪》言禹“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的功业时，概举四方之族，西方有“戎、析枝、渠廋、氐羌”，《史记》中华书局标点将“氐羌”二字用顿号断开，表示两个族，亦属或然，并无确据。当今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氐羌为同源而异流，初始氐羌经常联提，是指该族为羌之族系中的一支，汉以后方渐单独称之为“氐”。

徐中舒先生以“低”训氐，“《说文》‘氐，本也。’本为根本，为根底，故凡从氐之字，如低为低下，底为底层、为地底，砥为磨平。综此诸义言之，知氐之本义即为低、为平；因而氐族即为居于水滨或低下的平原的族类。”⁽³¹⁾童恩正先生进而认为，氐羌即“低地之羌”，可能是由高原迁居于河谷盆地的一支羌人，“羌中的一部分逐渐改变了游牧的习惯，而开始经营农业，农耕需居住在低下的平原河谷，所以这部分羌族就称为氐”⁽³²⁾。可备一说。后世氐族首领多姓姜，保持了古老的族姓，也显示该族起源于羌。《山海经》已有单言“氐”的文字，如《海内南经》：“氐人国在建木之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大荒西经》：“有氐人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氐人。”⁽³³⁾经文言氐人乃炎帝之后，为氐羌同源再添一辅证。

《史记·西南夷列传》分区介绍西南地区诸族，云“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魏书·氐传》：“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卫广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自汧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以上史文告诉我们，氐独立为一个民族时，渐向西南地区发展，但其主要族体，以陇南为活动中心。

再考察《汉书·地理志》与氐、羌相关的地名，可知二族的生活地域相近或交杂，几乎遍布于甘肃全境及青海东部、四川北部，而以河湟地区和陇南地区最为集中。陇西郡有“氐道”，本注云：“《禹贡》养水所出，至武都为汉。”养水即漾水，今嘉陵江上游支流永宁河，氐道在今天水市麦积区东南及徽县、两当县北境。陇西郡又有“羌道”，本注云：“羌水出塞外，南至阴平入白水。”颜注：“《水经》云羌水出羌中参谷。”羌水可能即今岷江，羌道在今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境。《史记·秦始皇本纪》言秦“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其四至中的“西至”，就是临洮和羌中。临洮县本注云：“洮水出西南羌中，北至枹罕东入河。”枹罕在今临夏县境。河关县本注云：“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河关在今青海同仁县境。又有“破羌县”，在今青海西宁市东乐都县境。又有“临羌县”，在今青海湟源县境。张掖郡有“得县”，本注云：“羌谷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入海。”羌谷水即今张掖境内的黑河。酒泉郡有“禄福县”，本注云：“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呼蚕水即今北大河。敦煌郡有“冥安县”，本注云：“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籍端水即今疏勒河。又有“龙勒县”，本注云：“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氐置水即今党河。武都郡颜注引应劭曰：“故白马氐羌。”结合其他文献考之，汉晋时期陇南地区的白马族既称氐，又称羌，反映出氐之族称渐从羌称中分离出来的轨迹。武都郡有“武都县”，本注云：“东汉水受氐道水，一名沔。”东汉水即古漾水，今嘉陵江上游支流永宁河，氐道水可能即今两当河。广汉郡有“甸氐道”，又有“刚氐道”。蜀郡有“湔氐道”。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春秋时期戎人活动最为频繁的泾渭流域，汉代及其以后却不见氐羌族的踪迹。原因是它们同周、秦交往日久，被征服后与周人、秦人杂居，渐与华夏文明相融。而距周、秦势力较远的那些羌氐，则保留着原有的族称。秦汉以后，这些羌、氐族系势力得到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秦汉帝国的兴盛，农耕文化圈大幅度向西推移，新的民族矛盾又日趋激化，羌、氐便成为历史舞台上的新角色。《后汉书·西羌传》反映的就是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甘、青地区的部族形势。范晔写西羌史从战国初年（秦厉公时代）的无弋爰剑开始，对无弋爰剑交代了一句“不知何戎之别”，隐约地透露出西羌与戎的关系。这是范晔那个时代所能做的西羌之溯源，他没有涉及西羌是不是商代羌族后裔的问题。爰剑之前的“诸羌”，还过着较原始的牧猎生活，“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是逃亡到河湟地区去的秦国奴隶，他把先进的农耕文化带到了羌族聚居区，“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从此，羌族经济形态开始向农业和畜牧业转化。无弋爰剑时期的部族组织，已不再是血缘关系的族权，而是组织生产、指挥作战的军事民主制性质的组织。

【注释】

(1)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本，第40～41页。

(2)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38页。

(3)《孟子·离娄下》。

(4)顾颉刚：《九州之戎与戎禹》，《古史辨》第7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38页。

(5)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www.xing528.com)

(6)《观堂集林》卷13。

(7)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学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81页。

(8)杨宽：《古史论文选集·西周列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3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60页。

(10)《后汉书·西羌传》。

(11)余太山：《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0年，第100页。

(12)《观堂集林·鬼方昆夷狁考》卷13。

(13)康殷：《文字源流浅说》，荣宝斋，1979年，第153页。

(14)《观堂集林·鬼方昆夷狁考》卷13。

(15)古人狩猎随犬，遂以犬附田而造新字，将“田猎”义项从“田”字中分出。因“犬”与“文”形近易混，故又被写作“畋”字，三礼石经《尚书·多方》中的畋即从犬作“”，透露了二字本为一字的信息。《广韵·先韵》：“畋，取禽兽也。”古文《尚书·五子之歌》言太康“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即用畋字本义。司马相如《子虚赋》“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畋。”李善注引司马彪曰：“畋，猎也。”

(16)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17)《周书》、《隋书》、《北史》皆有《突厥传》，皆载突厥先祖阿史那氏缘自狼与人交配而生的传说，《周书·突厥传》还辅证说，突厥“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亦言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突厥族为狄人的后裔，其族以狼为图腾，故族称加犬旁。

(18)《史记·匈奴列传》。

(19)对《穆天子传》的性质历来论争不断，异说纷呈，但当代学界基本上肯定了其史料价值。参见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04页。

(20)吴泽：《王国维周史研究综论》，《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

(21)《日知录·大原》卷3。

(22)《清人诗说四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6页。

(23)尹盛平：《犬夷与犬戎》，《周秦社会与文化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

(24)《汉书·杨恽传》所载杨恽《报安定太守孙会宗书》。

(25)《后汉书·西羌传》。

(26)王玉哲先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姜”就是“羌”。“羌姓之族的祖先可能就是商代的羌方。所以，羌方最初的活动区域应在山西一带。”（《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5页。）

(27)王慎行：《古文字与殷周文明·卜辞所见羌人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18页。

(28)《观堂别集·羌伯敦跋》卷2。

(29)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瓜州》，中华书局，2005年。

(30)《左传》襄公十四年。

(31)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9页。

(32)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

(33)今本《山海经》氐字作“互”，清儒郝懿行在其《山海经笺疏》中已指出，“互”为“氐”字之讹。王念孙、孙星衍及《山海经校注》作者袁珂，均赞同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