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戎与猃狁：甘肃通史先秦卷的族称谓和西迁

四、犬戎与狁

1．族源与族称

犬戎又名畎夷、昆夷、混夷、畎戎、绲戎，是起源于东夷集团的一个部族。《说文》：“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以平训夷，非其本义；但说夷是“东方之人”，却提供了通向本义的线索。“夷”字古文为绳索捆缚箭矢之形，也有学者析为带绳的箭，即“缴矢”，射出后可以拉绳收回。⁽¹³⁾许慎言“从大从弓”，实因小篆已将矢形讹作大形，将绳索形讹作了弓形。东夷部族是弓箭的发明者，善射，故以箭名其族。《山海经·海内经》：“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少皞与羿都是东夷集团的首领，羿之善射，在神话传说中有高度一致的反映，故《说文》称他为“射师”。

东夷集团在古文献中被称作“九夷”，意味着该集团包括9个部族。《白虎通·礼乐》引《明堂记》：“东方为九夷。”《后汉书·东夷传》云：“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古本《竹书纪年》谓帝相“二年，征风夷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宾。”“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此即《后汉书》所本。

东夷集团族系繁盛，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在华夏文明形成中是骨干性成分之一，故“夷”字也常被用来泛称与华夏相对应的所有边域部族。如《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载沈尹戍语：“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汉书·韦元成传》：“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皆用“夷”泛称四方部族。在古文献中，“华”与“夷”的对应性表述已成定式，非华夏族泛称的戎、狄、蛮、夷四大族称中，只有“夷”字具有外延最广的统属性义项，这种语言现象一直沿袭至近代。

文献中畎夷又写作犬夷、昆夷、混夷、绲夷等，首字皆为声近通假。颜师古注《汉书·匈奴传》云：“畎夷即畎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绲，二字并音工本反，昆、绲、畎声相近耳。亦曰犬戎也。”所言甚是。《诗·大雅·緜》：“混夷駾矣，维其喙矣。”《说文·马部》引此句作“昆夷駾矣”，同书“口部”又引此句作“犬夷呬矣”，显然混、昆、犬可通用。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该族称谓的夷、戎兼用，犬戎与犬夷，畎戎与畎夷，昆戎与昆夷，绲戎与绲夷，都恒见于古籍。古汉语中夷与戎是涵盖面最宽泛的两个族称，分别表示东方和西方的华夏以外的部族。虽然“夷”字还有更高层位的使用法，可泛指所有的非华夏族，但组合为具体的族称，在先秦文献中，其东方部族的义项却是严格保留着。通常情况下，称戎者决不称夷，称夷者决不称戎；夷、戎混称者，只有犬戎。这是犬戎即畎夷本为东方部族后来迁于西方，从而在称谓上出现混乱的有力证据。从称“夷”到称“戎”，存在一个漫长的过渡期。王国维曾经指出：“考《诗》、《书》古器，皆无犬戎事。犬戎之名，始见于《左传》、《国语》、《山海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皆春秋战国以后呼昆夷之称。”⁽¹⁴⁾正点到该族由称夷到称戎的转换问题。《史记·周本纪》载周末之乱，云“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用“西夷”限言犬戎，也是在强调它原本应称“夷”。

犬戎族以犬为图腾，学术界对此无异议。《逸周书·王会》所附商书《伊尹朝献》，言“正西昆仑狗国”，即指犬戎；而时代晚些的《王会》本文，言会坛四方之诸族，则直接说西面有“犬戎”，与之相呼应。《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犬戎国，有神，人面兽身，名曰犬戎。”《海内北经》：“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这都是该族犬图腾装扮的写实。封即邦，古音与“方”同且义近，犬封国实即卜辞中的“犬方”。《大荒北经》：“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这一传说把犬戎族归之于黄帝的谱系，时代可能较晚，但该族犬始生神话影迹却昭然可见。郭璞注《海内北经》所言“犬封国”，又进而引述了一个故事：“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东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为狗，女为美人，是为狗封之国。”这里涉及我国著名的盘瓠神话，而盘瓠神话多同犬或犬戎族有关，都说犬戎族为犬的后代。后世我国西南地区盘瓠神话流传较盛，应是秦国崛起后部分犬戎族经西汉水和白龙江流域向西南地区流徙的结果。总之，犬戎族以犬为图腾乃不争之事实。

2．夏、商时期的畎夷

畎夷位列东方九夷之首，表明它是九夷中影响最大的强势部族。从五帝后期直到商、周，畎夷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据古本《竹书纪年》载，畎夷长期保持了与夏王朝的联系，接受过夏王朝颁赐的爵命。“畎”为后起字，《说文》把它混为“甽”字，以“水小流”释之，误。此字从犬得声，初义必与犬有关，意为以犬事猎，畎夷族名显示这是一个擅长狩猎、以犬为图腾的部族。⁽¹⁵⁾卜辞中有不少言及“犬方”、“犬侯”的文例，所指当为畎夷族的方国。传世商器中也有几件署“亚犬父”、“犬祖辛”、“犬祖丙”、“犬父己”的，在自做器中署“犬”，表明犬确系该族本名，而非华夏族施加的贬辱之称。

商周时期活跃在泾、渭及西汉水上游一带的犬戎，是畎夷族西迁的一支。夏族起源于西北，崛起之后控制了中原地区，并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贵族王朝，同以海岱河济为母域的东夷集团，本来就存在文化区系间的矛盾冲突。傅斯年先生20世纪30年代的名文《夷夏东西说》，对此有充分阐述。他认为夏朝创建时的益、启之争，后来的羿与少康之争，末后的汤、桀之争，都是夷夏之争。⁽¹⁶⁾夏桀时政权腐朽，又发动了对东夷的战争，引起了东夷族的坚决反抗。此时正趋强盛的商族，成为反桀的中坚力量，联合九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灭夏斗争。经过鸣条决战，夏军败溃。商夷联军在占领了夏王朝中心地区后，为扫荡西流的夏族残余势力，挥师进入关中。畎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西迁的。《后汉书·西羌传》：“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后来宾。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从。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史文扼要交代了畎夷与夏王朝的关系，末句所言即指畎夷参与灭夏的军事行动。

邠即豳，豳岐之间，正是先周族的主要活动地域。畎夷是夏商交替时代的胜利者，又挟东方先进部族的文化优势，在关陇地区获得了迅速发展，成为西方诸部族中最强大的族体。周族从公刘时代起就面临畎夷的威胁，一直到西周王朝建立之后，两族始终处于矛盾冲突的状态中，且在西周后期愈演愈烈，王朝最终灭于畎夷之攻逼。畎夷族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不仅遍布于泾、渭流域，而且南达西汉水上游。嬴秦族大骆方国的都邑西垂，又名犬丘，即因畎夷族曾居于该地而得名。

3．西周时期的狁(www.xing528.com)

犬戎族在西周文献中多被称作狁、獯鬻或猃狁。王国维以古音学考之，谓畎夷、昆夷与狁乃“一语之变”。但古籍中有一些将狁与昆夷分言并举的文例，似乎显示二者应为两个部族。如《孟子·梁惠王》载“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孟子把獯鬻同昆夷作为两个族体叙述。《诗·采薇序》云：“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狁之难。”成于战国时的《逸周书序》云：“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备狁，谋武以昭威怀，作《武称》。”二序均视昆夷与狁为两族，且强调其方位不同，一在西，一在北。对此，王国维辩解说，使用两种族称并举，乃“行文避复之故”。王说是有道理的，即以孟子所言“太王事獯鬻”来说，从《诗·大雅·緜》咏述的先周史事看，太王所“事”者正是昆夷。

这里除了行文避复之外，恐怕还有个用语的时代特征问题，不同时代人们的用语习惯常常不同，很可能太王时代习惯于称獯鬻，而文王时代习惯于称昆夷，二者实为同一部族。《后汉书·西羌传》述太王史事则曰“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逾梁山而避于岐下”。直接称獯鬻为犬戎。先秦汉语族称词汇中，除了“狄”字之外，几乎所有的名号如夷、蛮、戎、氐、羌、鬼、苗、黎、胡、巴、蜀、塞、匈奴、鲜卑、昆仑、析支、渠搜、月氏、乌孙、大夏、楼烦、焉耆、龟兹、肃慎、淮夷等等，都不加犬字偏旁。狄字加犬旁，是因该族以狼为图腾的缘故，犬与狼同种属。⁽¹⁷⁾上述汉语族称文字表述现象决非偶然，惟一合理的解释是，畎、獯、狁、猃狁等字加犬旁，实因它们表示的是同一个部族，即以犬为图腾的部族。《说文》：“猃，长喙犬也。”可见该族名称不论怎么写，关键之处在于含有犬音犬义。再考以先周和西周史事，凡有关犬戎或狁的记载，都涉及同一地区，大致不出洛水（陕境）、泾水和渭水的中上游范围，即西周王畿的北、西北、西这一弧度内。犬戎与狁为一个部族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

前文言及，先周时期周人即长期受制于犬戎，故孟子说太王和文王都曾“事”过犬戎。《帝王世纪》甚至说文王初年犬戎伐周，文王闭门“而不与战”。后来文王调整了与殷商的关系，受命为“西伯”，执掌了“专征伐”的大权之后，首伐之国便是犬戎，可见矛盾之深。此后周人势力日盛，犬戎表示臣服。武王克商后，“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¹⁸⁾。这其中肯定包括犬戎族。《国语·周语》言穆王伐犬戎事，韦昭注云：“犬戎，西戎之别名也，在荒服之中。”后文言穆王不听祭公穆父的劝阻，坚持征伐犬戎，结果“自是荒服者不至”。知犬戎确在荒服之列。若依《尚书·禹贡》所载“五服”制度，荒服在都邑2500华里之外；若依《逸周书·王会》，“方三千里之内为荒服”。

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犬戎大部远离了西周王畿附近，而转移到了陇山以西。从《穆天子传》中，我们能略窥其踪。⁽¹⁹⁾传文言穆王“至于钘山之下。癸未，雨雪，天子猎于钘山之西阿，于是得绝钘山之队，北循虖沱之阳。乙酉，天子北升于乂，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胡觞天子于当水之阳。……甲午，天子西征，乃绝隃之关隥。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后文言穆王之归途，“孟冬壬戌，至于雷首。犬戎胡觞天子于雷首之阿……丙寅，天子至于钘山之队，东升于三道之隥，乃宿于二边。”钘山即汧山，即今陕、甘交界处陇山之一脉。虖沱，郭璞注以山西雁门之虖沱河释之，但岑仲勉先生指出秦境内亦有名虖沱之水，即泾水之正流。隃，吴泽认为即《不其簋铭》狁“广伐西俞”之俞，采王国维“远则陇坻，近则《水经》扶风杜阳县之俞山皆足当之”之说。⁽²⁰⁾郭注：“隥，阪也。”关隥，即陇山主峰关山一脉之坂陇。雷首，当为陇山西系之首阳山，地属渭水上游。焉居即焉耆，依《汉书·地理志》当在今庆阳、宁县一带。禺知即月氏，地处河西。综上地望可知，穆王至犬戎所在的这一段路程，大都在今甘肃境内，纵然具体位置难以确指，犬戎在陇山以西则是肯定的。

前引《周语》所述穆王不听谏而伐犬戎事，《后汉书·西羌传》亦载之，曰：“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言“获其五王”，反映了犬戎族势之盛，而且不同于西戎诸族“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已有较为强固的部落组织。“迁戎于太原”一语极其重要，注云此语“见《竹书纪年》”，指出其言之有据。

在西周一代，周人与犬戎的冲突中，太原一地屡见于文献。如《西羌传》在叙述穆王伐犬戎之事后，接言：“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又言宣王三十一年“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又如《诗·小雅·六月》描述宣王时由尹吉甫统帅的周军，对狁的一次战争：“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薄伐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太原在文献中也常作“大原”，大、太音义皆通。其地望，以顾炎武所考较合当时情势。他指出：“《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泾阳县，开头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后汉书·灵帝纪》段颎破先零羌于泾阳，注：泾阳县属安定，在原州。《郡县志》原州平凉县本汉泾阳县地，今县西四十里泾阳故城是也。然则大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尔。”⁽²¹⁾戴震在其《毛郑诗考正》中据顾说而进一步断言：“太原，即安定郡高平，今平凉府固原州。”⁽²²⁾察之地势，此说可信。“《诗·大雅·公刘》云：‘瞻彼溥原’，‘溥’训大，‘溥原’即大原，也就是‘太原’。泾水上游固原、庆阳、平凉，包括陕西的长武、旬邑、邠县一带，古代是一片广大的黄土高原，故名曰‘太原’。”⁽²³⁾犬戎的活动范围相当广阔，但其中心区域始终在“太原”一带。《史记·匈奴列传》言周幽王因宠褒姒而“与申侯有郤，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据《括地志》，焦获“在雍州泾阳县城北十数里”，所谓“泾渭之间”，即今平凉地区及庆阳地区南部，正是古太原的地域范围。晚至春秋中、后期，犬戎势力已彻底衰落了，那一带还聚居着西戎八族之一的绲戎，它无疑即犬戎族留下的后裔。直到西汉时，政治家们还说：“安定山谷之间，昆戎旧壤。”⁽²⁴⁾汉代的安定郡，先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后移治高平（今宁夏固原），那正是西周时所谓太原的主要地域。

除了《诗经》中《六月》、《出车》、《采薇》诸篇描述西周后期狁威胁之严重，以及周军的抗击外，金文中也有不少反映周人对狁战争的记载，如《兮甲盘铭》、《虢季子白盘铭》、《多友鼎铭》、《不其簋铭》等，从铭文所言战事涉及地域看，多在周原以北和陇东地区；只有《不其簋铭》地涉陇山以西的渭水之南，乃至西汉水上游。此铭反映的是宣王时周、秦联军对犬戎的一次大战役。

犬戎可能是我国较早畜用马匹的部族之一，所以《穆天子传》载穆王西巡归来途经雷首山时，犬戎首领除了设宴招待外，还献“良马四匹”；《后汉书·西羌传》载夷王伐太原之戎，“获马千匹”。经营畜马业的部族一般也都善于驾车，犬戎作战使用战车，在金文中有突出反映。如《多友鼎铭》记厉王时对狁的一次转战多处的战役，在邾地“俘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在龚地“俘车十乘”，在杨冢“俘车不克，以衣焚，隹马殴尽”。从俘车数量可约略窥知犬戎的车兵规模。《师同鼎铭》所载周军与戎人的一场战争，从内容看敌方也应当是犬戎族。周军“捋车马五乘，大车廿，羊百挈，用造王羞于黾。捋戎金胄卅，戎鼎廿，鍑五十，剑廿，用铸兹尊鼎。”不仅有战车，还能铸造鼎、鍑，可见青铜制造业已颇具规模，其生产力水平是当时一般牧猎部族所难以达到的。

犬戎之外的西戎诸部，“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²⁵⁾。由于社会发展尚处较低阶段，战斗力低，更谈不到战车的使用了。《左传》隐公九年载郑国与戎战，昭公元年载晋国与大原之狄战，都强调双方军力配备是“彼徒我车”，说明晚至春秋时戎狄诸部都还没有进步到使用战车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