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先秦时期的战争与西戎部族

二、戎与西戎

1．活动地域

“戎”字在甲骨文、金文中为人执戈、盾之形，或省人成戈与盾的合体，多用来表示军旅、兵器、战车等义；作为族称，即指擅长使用戈、盾的勇猛之人。文献中，我国东部的史前部族泛称“夷”，西部的史前部族泛称“戎”，所以后来又有了“东夷”“西戎”之称。“大体讲来，西戎是指起源于陕西西部至甘、青地区的一些族源相同或相近的畜牧和游牧部族的统称。”⁽⁷⁾实际上“西戎”的涵盖面比这更广，一些并非起源于陕、甘、青地区，族源也并不相同或相近的部族，因后来活动于我国西部，也被归之于西戎。西戎的经济形态是畜牧和游牧，狩猎业可视为其补充经济。

上文所引《史记·匈奴列传》及《后汉书·西羌传》那两段文字，是对西戎诸族社会面貌的生动概述。《礼记·王制》云：“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和戎王使者由余关于政治的对话，由余认为，所谓“诗书礼乐法度”，正是造成中国混乱难治的原因，他说：“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综观这些文献记载可知，西戎是一些生活于山林草原地带的游牧及牧猎部族，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大都尚未形成较固定的部落，以礼与法为核心的贵族行政体制也还没有产生。牧猎为其基本生存方式，“所居无常，依随水草”，虽然活动在一定范围之内，而且有首领酋豪，但“不立君臣，无相长一”，没有较成熟的具相当规模的部族中心，因此很难确定各族的具体位置。

《逸周书·王会》所附之《伊尹朝献》，载商初王畿四方贡献之族，“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巳、闟耳、贯胸、雕题、离身、漆齿，请令以丹青、白旄、纰罽、江历、龙角、神龟为献。”孔晁注曰：“九者西戎之别名也。”其中昆仑之称，后世用来名山，地望众说不一，随着人们地理认知的不断扩大，昆仑位置越来越西移，最初有可能即指陇山或陇山以西的某座高山，要之当在甘肃境内，昆仑族生活在那一带。狗国即犬戎国，鬼亲即鬼方。其他诸族，多以其人体装扮形象称之，非其族之本名。从各族贡献的物品看，有朱砂、白牦牛尾、毛毡、鹿角等，确为西方之出产。但殷商之“正西”涉域甚广，尚不能据之确知他们是否生活于甘肃境内。漆齿，应即《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言“黑齿之国”，为姜姓，地近“夏洲之国”。夏洲之国即大夏国，“在流沙外”，据此可推知漆齿族生活在甘肃中部地区。

《王会》正文言西周时期四方的边域部族，表述不很明确，按通常的理解，成周之西有般吾、屠州、禺氏、大夏、犬戎、数楚、匈奴诸族。被认为在甘肃境内的，除了犬戎和大夏外，有屠州（今河西地区东部）、禺氏（即月氏，今河西地区西部）。成周“正北方”诸族中，也有些被认为在甘肃境内，如义渠、规规、西申和氐羌。义渠在今庆阳市北部；规规即春秋时期的邽戎，在今天水市；西申大致在关陇一带，与嬴秦相去不远；氐羌指一个具体部族，当属古羌族中异化而出的一支，即后世的氐，具体方位无考，当不出甘肃地境。《王会》与《伊尹朝献》反映了时代较早的西方族称，有许多同后世族号难以对应，同时在传抄中也可能混入一些较晚的族称，如匈奴、大夏、东胡、楼烦之类，学者们对各族地望的考证也并不十分可靠。但他们大都属于后世所言“西戎”的范围，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时代较晚的文献叙述史事时，多已不使用具体族名而泛称之为戎或西戎了。史载周部族在陇东一带建立豳国前后的那段时期，即与戎族相邻，长期交往，并不断发生冲突。周部族后来迁居周原，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也曾多次与戎人发生战争，所伐诸戎当有在泾水上游者，但已难考其地。《史记·匈奴列传》说武王伐纣后，“复居于丰镐，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表明诸戎曾臣服于西周王朝，其活动被限定在王畿之北，大体即今陕北和庆阳地区。后来戎族势力不断发展，经常深入王畿侵扰，终西周之世，一直是王朝西北方最严重的威胁。考其出没地域，大致集中在洛水、泾水、渭水流域和陇山周围。

商周时期戎族在甘肃境内的活动，地望有明确记载的，只有《史记·秦本纪》关于西戎与嬴秦及商、周王朝关系的史事。商后期，嬴秦之祖中潏“在西戎，保西垂”。西垂是嬴秦的早期都邑，在今礼县东北部的西汉水上游。史文透露的信息是，甘肃东部乃诸戎的天下。到西周中后期，周孝王想立嬴族首领大骆的庶子非子为嫡嗣，遭到了王室权臣申侯的反对，因为申侯与大骆联姻，大骆之嫡子成，为申侯的外孙。申侯向孝王分析维护嫡子成宗子地位的重要性，他说：“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最后孝王接受了申侯的意见，改变初衷，别封非子为附庸，“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适（嫡）者，以和西戎”。申侯所属之申族即申戎，又称西申，姜姓封国，为西戎的一支，与秦联姻，地域应当邻近西垂，“在今甘肃天水、甘谷以西”⁽⁸⁾。(www.xing528.com)

《秦本纪》这段记叙告诉我们，西周孝王时代，甘肃东部的西戎诸族与嬴秦和睦相处，并通过嬴秦这条纽带，承认西周王朝的宗主地位，局势相对稳定。至周厉王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此后，非子一族的嬴姓后裔在王室支持下，同西戎展开了长期斗争。秦庄公时嬴秦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收复了被戎人占领了数十年的祖邑西垂。秦襄公时秦晋封为诸侯，国势渐趋强盛，逐步控制了陇山东西地区的局势，对戎斗争的重心转移到岐丰一带。但甘肃东部仍旧是戎邦林立，这从秦穆公军锋西指，征服诸戎的史事中即可看出。《史记·匈奴列传》说那时陇山以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被秦征服的所谓“西戎八国”，只是其中的荦荦大者。

2．部族特点及流向

甘肃东部之所以成为周、秦与西戎长期激烈斗争的场所，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地理条件的原因。这里处在农耕经济与牧猎经济两大文化圈的交接区域，又是中原王朝行政系统的边缘地带，许多难以并容的文化因素所导致的利害冲突，必然频繁而又激烈。牧猎部族的侵暴掠夺，给定居的农业共同体带来严重威胁。这些部族大都已发展到或接近于军事民主制阶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论述过这一阶段部族的特征：“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⁹⁾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农业居民的人口繁衍与耕地垦拓，也对牧猎部族的生存领域造成挤压。随着农耕区的日益扩大，优质牧场变得越来越狭小乃至丧失，这是当时社会发展没法解决的矛盾。在牧猎部族因受农耕文化的影响而开始向定居的农牧兼营形态过渡时，其与相邻的农业居民争夺优质土地资源的斗争，会更加严重，因为新的生存方式增强了他们的实力。另一方面，在农耕文化圈进入文明时代并建立了国家政权之后，为保护国家利益，为扩展行政范围，为捕获俘虏以开拓奴隶来源，统治集团总想用军事力量征服、控制那些危及边域安宁的牧猎部族，这便使不同文化圈的矛盾冲突增添了奴役与反奴役的政治内容。

甘肃境内的西戎诸部，大都在春秋战国时期被日益强盛的秦国所征服，逐渐与华夏族相融合。他们集中居住的地方，常能在秦、汉时“道”的建制上反映出来。“道”是为管理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域而特设的一种行政区划，与“县”同级。仅以《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统计，全国以“道”名县邑者共30例，而甘肃省境内即有19例。甘肃境内秦汉时的“道”特别多，正是先秦西戎诸部林立的史迹遗留。

但并非所有的戎族都在原居地归服了秦国的统治，也有些族体在强秦的攻逼下迁移他处，一部分可能经由陇东和陕北而入今山西境内，并进而散布于中原地区。春秋时期晋国为了加强国力，采取和戎政策，招揽、接纳受秦迫逐的诸戎，既扶植了反秦的势力，又开发了国内的荒凉地带。这一政策获得了巨大成功，同时也使生活在陕甘高原的戎族，获得了在中原地区生存发展的机会，以至于出现了“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¹⁰⁾的局面。一部分戎族西迁河湟地区，同当地土著居民相融合，演化为后来族势再度兴盛的西羌。另有一部分向白龙江流域及川北迁徙，形成了汉、晋时期活跃在那一带的氐、羌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