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先秦时期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一、概说

1．部族问题的复杂性

撰写远古历史，理想的方式是既见“物”又见“人”，即既表述各个古文化的面貌，又表述那些古文化主人的活动。也就是说，把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遗存，同文献记载中的古族对应起来。遗憾的是，我们还不具备这样做的充分条件。

传统史学的局限性之一，便是对古代民族状况的关注缺乏力度，流传后世的有关资料或零星分散，或简略隐晦，使我们对许多部族的源流及活动地域难以作出明确的定位。另一方面，古文化的田野考古还没有全面而深入地展开，对许多文化类型不仅在纵向上未能厘清其演化脉络，在横向上也未能把握其延展范围。所以，在考古文化族属问题的研究领域，还难以形成一门边缘性学科，缺乏在个案分析基础上构建有一定深度的理论体系。“虽然考古学研究在中国已取得巨大进展，当以社会组织为研究主题的时候，考古学仍不是很好的研究方法。即使在欧洲，考古学研究进行了一百多年，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无法把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的文化联系起来，发掘所得遗存的分布，显然与种族的分布不相一致，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考古学家根据物质遗存复原了若干文化，以至试论这些文化的传播和迁移。不过迄今为止，任何把这种文化同文献记载的文化与种族结合的尝试，都仅仅是难于凭信的假说。”⁽¹⁾学者们所能做的，只是一些宽泛的、推测性的宏观对应。如说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山东龙山文化，是东夷集团的遗存；马家窑文化与其邻近的文化，是羌戎集团的遗存等等。

由于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双重因素的作用，甘肃境内青铜文化的数量特多，在族属问题上，研究者也做过不少努力，提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看法，如我们曾经述及的，齐家文化可能是黄帝部族的遗存，辛店文化可能是西羌部族的遗存，寺洼文化可能是犬戎部族的遗存，沙井文化可能是月支或乌孙部族的遗存等等。但这些假说的论据都还不很充分，远不能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因此，对于文献记载中活动于甘肃境内的牧猎部族，我们还是应该在考古文化之外设专节叙述。

甘肃境内几支青铜文化的考古面貌显示，它们大都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形态而辅以狩猎业，这同史籍所言甘肃境内活动着众多牧猎部族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文献中的某个族体，可能正好和某个考古学文化相对应，但其物质遗存却有可能包含几种考古学文化；然而一个以上的部族共有一种考古学文化的现象，却不曾出现过。⁽²⁾还应注意到，牧猎部族在经济生活、文化素质、语言以及活动地域等各个方面都还不够稳定，因此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尤其在早期阶段，部族间的世代交往与通婚，往往可能融合成新的族体，或者出现“涵化”现象。所谓“涵化”是指部族共同体在相互接触过程中，经济、文化，以及族众处于弱势的共同体，往往要自觉或被迫接受强势共同体的许多文化要素。积时既久，遂产生文化趋同效应，弱势部族便可能被强势部族融并。

甘肃在史前就是连接东西方的主要通道，是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交汇点，部族流动、迁徙现象非常突出。在文明时代，甘肃东部又长期存在贵族政权对域外民族的控制与反控制、征服与反征服的斗争，部族间冲突与融合的表现形式往往复杂、曲折而又激烈，这也加剧了部族活动地域的不确定性。

研究甘肃上古时期的部族，最大的难点还在于文献资料本身。首先在族名称谓上即常呈混乱状态，有时用泛称，有时用专称，有时名以地，有时名以氏，有时取其音，有时赋以义；族名不仅会因时代变迁而改称，还会由于文籍不同而生异；再加上汉字常有变体和假借，传抄过程中又难免出现讹误，这种种因素更给研究者平添无数繁难。

应当历史地看待古文献中关于部族称谓问题。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泛称体系，是随着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华夏文明确立而逐渐形成的概念。在这之前，在几个大文化区系交互作用的时代，各部族虽然有大小强弱之分，生存方式有农耕牧猎之别，但不存在华夏与四夷的身份差别，大家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那个时代各种文化碰撞融会的潮流。

发达的中原文化，事实上就是文化区系交互作用的产物，是各个地域性文化通过部族活动向文明一体化发展的结果。先后成为中原王朝创建者的几个主体性部族，考其渊源，都属后世称之为夷狄的族体。夏、周两族缘起于西部之戎，商、秦两族缘起于东部之夷，这早已是学界的共识。战国时代的孟子就已经指出，舜是东夷之人，周文王是西夷之人。⁽³⁾所以顾颉刚先生说：“夫戎与华本出一家，以其握有中原之政权与否乃析分为二。”⁽⁴⁾后来他又调整了这个观点，说“自从周武王克殷之后，其接受东方文化的已号为华夏，其接受的程度较慢的则还是戎狄”⁽⁵⁾。以民族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作为区分华、夷的标准，一直是专制主义王朝在民族领域中的政治理念，而语言、习俗、服饰等方面的因素，则居从属地位。

因无文献依据，夏代的民族称谓我们不得而知。商代是以“方”表示异族的，“方”之前冠以族名。这种族称方式，反映了中原王朝对诸异族方位的关注。卜辞中的“方”数以百计，那都是一些与殷商相邻或存在某种交往的氏邦或部落。西周最初也以“方”称族，如《小盂鼎铭》言“伐鬼方”，《尚书·多方》载周公向各国传达成王之命时曰“猷告尔四国多方”，“诰告尔多方”。但后来则单独使用大量族名，包括一些具有族系性质的泛称，如华夏、戎、狄、夷、蛮等。至春秋时期，华夏与四夷对立的思想体系已完全形成，称华夏，必含崇尚、自豪的意味；言戎狄蛮夷，则多带鄙视和贬斥。《左传》闵公元年载管子语：“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鲜明地反映了当时华、夷对立的思想观念。《逸周书·明堂》已按东西南北的方位分列“九夷”、“六戎”、“八蛮”和“五狄”。战国时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称谓已规范化、程式化。游离于中原王朝政治体制之外的众多部族没有文字，它们不能以文籍形式记录并流传本族的历史；有关它们活动的文字记载，均出自王朝史官或深受华夏本位思想熏陶的文人之手。这种文化背景决定了我国古代有关民族史料的先天性缺陷。

夏、商、西周时期的甘肃，除了东部的一些小方国较多地受到中原文化影响，与中原王朝存在某种宗属性关系外，更广大的地域活跃着许多牧猎部族。随着农耕文化圈同牧猎文化圈交切、碰撞的加剧，随着华夏与四夷对立观念的形成和强化，牧猎部族在文献中的称谓也呈现出各种性质交杂、腾挪多变、日趋纷繁的现象。如羌、狄、氐、戎、鬼方、鬼亲、狁、猃狁、狗国、畎夷、犬夷、西戎、犬戎、绲戎、昆夷、混夷、串夷、薰鬻、薰育、荤粥等族称，其生存区域或活动范围，大致都涉及甘肃。其中的“戎”，无疑为外延最广的泛称，包括许多族类。(www.xing528.com)

由于族系的繁衍和迁徙，晚至春秋，诸戎同华夏列国有了更广泛、更频繁的接触，故被各以其生活地域或族姓而名之。据《左传》、《国语》、《史记》等书所载，涉及甘肃的戎族至少有姜戎、骊戎、申戎、太原之戎、允姓之戎、邽戎、冀戎、緜诸戎、绲戎、翟戎、豲戎、义渠戎、乌氏戎、朐衍戎等近20种。在上述纷繁的族称中，肯定含有一族多名、同族异名、同名异字，以及母族分衍出支族等复杂情况，古今学者都为梳理其头绪而伤透脑筋。

让我们先看一看最接近于那个时代的几部正史对这个问题是如何表述的。《史记》为此而立《匈奴列传》，先写戎、狄诸族，历述他们在不同时期的活动，并把时代更早的猃狁、荤粥等族都归于其族系之内，似乎认为他们都与日后的匈奴族有渊源关系。令人费解的是，对于殷商时期最为活跃的羌族，司马迁却绝口未言。《汉书·匈奴传》全袭《史记》，无新说。《后汉书》特设《西羌传》，但其前一部分内容仍是《史记·匈奴列传》讲过的戎狄诸族的历史。不同的是，范晔似乎要说诸族经过长时期的融合混杂后，演化为两汉时的西羌，而不是匈奴。该传很明确地把羌与匈奴区分为两个部族。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史记》与《后汉书》对那些部族文化面貌的实质性描述。

《史记·匈奴列传》：

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

《后汉书·西羌传》：

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嫠，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

对比审视可知，两段文字虽多相互补益之处，而所言实为同一种文化面貌。但《史记》将之归属于匈奴，《后汉书》将之归属于西羌。近世学者们的研究业已表明，匈奴族属阿尔泰语系，羌族属汉藏语系，二者绝非同一种族。显然，在后世牧猎部族与商周时代牧猎部族之间，存在着历史资料的巨大断层，史家只能以含混的、极不系统的概述性文字来弥补断层。这种弥补，造成了牧猎部族历史演变相递接的假象，并模糊地形成了一种牧猎部族一元化的思路。晋唐学者部分地承袭了这种思路，对先秦西北地区纷乱的族称按族系作了些分类合并，作了些贯通性的阐释；但他们大都是在给经传史籍作注时随文而发，既不系统又缺乏考证，且也难避歧说。

近代学者王国维，首次在汉唐诸儒认识的基础上，对西北地区上古部族进行了一番梳理，写了《鬼方昆夷狁考》这篇名文。⁽⁶⁾他主要以文献中诸族活动地域为线索，辅以古文字音义学的训释，辨析了不同历史时期族称的流徙演变，认为先秦名称纷异的西北各族，实属同一族系，即后来的匈奴。“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且以丑名加之。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狁；入春秋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匈奴为其本名，余者“皆中国人所加之名”。王氏之说，使问题清晰化、简约化，又有文献依据，故为许多人所接受，影响颇大。然而当代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王说提出了质疑，有些质疑论据充分，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如今尽管许多问题仍是众说纷纭，但西北地区上古诸族一元化的主张，却已基本上被扬弃，尤其是把诸族都说成匈奴之先世的观点，似已不再有人坚持。

2．本节内容依从的部族脉络

囿于篇幅，时贤精论不能一一列述，谨择其可从者，对有关问题略作条理：“戎”和“夷”是古文献中出现最早的两个综合性族称，分别用来泛指西方和东方的众多部族，后来演进成西戎、东夷两个固定词语。这同我国新石器时代存在西、东两大文化繁荣区有关。古文籍中戎或西戎含义宽泛，西北地区绝大部分上古部族，几乎都可归于其中。所以我们不能把它视为同一母元的族系，必要时应作出具体的辨析。如犬戎，虽也常被纳入“西戎”之内，但它却是一个源流分明的独立部族；又如羌族，其某些支族也被称作“戎”，被称作“西戎”的许多部族，后来又演变为汉晋时的羌，但羌族是个自成体系的大部族，不应归之于戎。鬼方即鬼亲，也即春秋时期见于文籍的赤狄。狁与猃狁乃同名异书，金文多作“严允”。鬼方与狁的关系问题，学者们分歧较大。一种意见秉王国维之说，认为鬼方与狁为一族；另一种意见主张狁即犬戎，与鬼方无涉。我们同意后说，理由容后文详述。昆夷、混夷、串夷、畎夷与犬戎、绲戎为同族异称或异书，也即所谓“狗国”，乃以犬为图腾的一个强势部族，起自东方，故早期文籍多以“夷”称之。狁是该族在西周时期流行的称谓。羌族起源于甘、青地区，历史悠久，族系繁盛。羌族的许多支系在春秋时期也被纳入西戎的泛指以内，但羌族的本称并未消失，且能历经沧桑，一直延存至今。氐族与羌族同源异流，当为从羌族中衍分而出的一个支系。至于匈奴族，同文献中甘肃境内的史前部族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匈奴族崛起后涉及甘境的历史，是在秦代之后，不属先秦卷内容。所以，下面我们只对戎、狄、犬戎、羌、氐诸族分别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