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先秦沙井文化

五、沙井文化

1．发现及分布地域

1923年～1924年，安特生及其助手在甘肃民勤县柳湖村、沙井村以及永昌县三角城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一种含青铜器和彩陶的古文化遗存。他们对沙井村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共清理墓葬53座。在《甘肃考古记》中，安特生把这类文化遗存称为“沙井期”，置于甘肃远古文化“六期”序列之末。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这种文化的内涵和性质缺乏了解，因为民勤一带是腾格里沙漠的边缘，地貌变化相当迅速，安特生等人发现的遗存，随后大都被流沙覆盖，已难觅其迹。1948年裴文中先生带领西北地质考察队赴甘、青地区考察时，调查了民勤、永昌的一些遗址，又新发现了不少与沙井遗址同类的遗存，并首次名之为“沙井文化”。

20世纪70年代，沙井文化遗存在民勤、永昌、金昌一带又不断被发现，当地文化部门也加强了对遗址的保护工作。1979年～1981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发掘了永昌三角城、蛤蟆墩两处遗址和西岗、柴湾岗两处墓地，共清理墓葬585座，出土石、陶、铜、铁等各类器物约2000余件。这次涉面较广的发掘，使人们对沙井文化的内涵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据目前资料，沙井文化主要分布在腾格里沙漠的西部和西南部边缘地带，向东南伸延至兰州、景泰一线，南不过祁连山，西不过张掖。重要遗址有民勤沙井、火石滩、四方墩、沙岗墩，永昌三角城、蛤蟆墩、柴湾岗、鸳鸯池，兰州范家坪，永登榆树沟等处。碳测年代数据表明，沙井文化距今3000年～2500年，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晚期。

2．文化面貌

沙井文化石器，有带柄斧、半月形刀、宽刃锄、杵、臼、磨石、弹丸等。铜器有刀、锥、斧、匕、剑、镞、铃、管、环、扣、坠、泡以及各式饰件，未见容器。铜斧平面呈长方形，顶端有装柄的竖銎。铜镞分柳叶形、三角形和双翼圆梃式等。铜刀有直背环首式、弧背凹刃式、弧刃翘尖式、柳叶式等。镞与刀的形制，有了较大改进。铜饰件的款式丰富，常见的有二联珠、三联珠、六联珠、九联珠、束腰形、多孔饰和镂雕动物形饰，带有鲜明的北方草原文化风格，造型和铸作工艺颇具水平。

永登县树屏乡出土卧犬纹青铜饰件

古浪县出土倒三角纹圜底彩陶罐

与冶铜业相比，沙井文化的制陶业处于弱势。陶系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夹砂黄褐陶次之，陶胎粗糙，器型较小，均为手制，多用泥条盘筑法，火候不高。器类有罐、鬲、壶、杯、豆、盆、碗等。罐的形制多样，有单耳、双耳圜底罐，双耳罐，平底罐等。单耳罐或双耳圜底罐与桶状杯为典型器物。平底器为主，但圜底器也很多见，这是适宜于流动生活的器型，反映了使用者的游牧性经济形态。陶器多素面，少数器物饰有刻画纹、绳纹、弦纹和附加堆纹。器口外侧多以条带或齿状带的形式饰附加堆纹，形成花边口；器腹下部或圜底上，则常拍印绳纹。

彩陶流行浅紫红色陶衣，多施于器物的颈、肩部或口内侧，也有通体施陶衣者。纹饰全用褐红彩，有三角形纹、菱格纹、网纹、平行线纹、波折纹等，间饰各种兽纹和鸟纹，图案多绘在颈、肩部。使用最普遍的是三角形纹，分窄长三角、连续三角、重线三角、倒三角等，排列紧密而又匀称，非常有特色。鸟纹也是沙井彩陶的代表性纹样，形象写实，尤其是连续鸟纹，灵动传神，极具美感。

永昌三角城遗址和民勤蛤蟆墩遗址，都出土过毛、麻纺织品的残片，质地粗厚，但纹理结构清晰，经纬线皆为向左捻转的双股线，为一上一下的平纹组织，未见斜纹结构，每平方厘米含经线6根，纬线10根。绿色织物居多，也有黄、绿、黑三色相配者，皆系线染而非匹染。纺织技术尚处低级阶段。蛤蟆墩遗址墓葬中还发现一些革制品，用牛、马、羊等畜皮加工而成，如护手、刀鞘、腰带之类。

沙井文化备受关注的一项内容是城堡的存在。最具代表性的城堡位于金昌市尚家沟村。因其西北角向外突出，平面略呈三角形，故被称作三角城遗址。城址长154米，宽132米，面积约2万多平方米。周围建有高大的城墙，系利用天然地势以黄土垒筑而成，墙基厚度为6米～8米，现存部分残墙高度犹达4米。南墙正中设门，门宽2.6米。城内发现有房址和窖穴，出土了大量遗物。在沙井柳湖墩遗址也发现过四周有环形土墙的居地，直径40米～50米。同类居地在黄蒿井遗址也存在。这些设有围墙的居住点，显示了沙井居民的聚落形态。

聚落中的房屋均为平地起建，呈圆形或椭圆形，门向东方或东南方，室内有火塘和地炉，房屋附近分布有平底圆桶状窖穴。三角城遗址4号房址保存较完整，平面为圆形，直径4.5米，门向东南，可复原为一座圆锥形顶的蒙古包式房屋。室中部设锅底形灶坑，北墙根下还有一个长方形火塘。居住面平整而坚硬，其纵剖面由三层红烧土叠压而成。该遗址发现有窖穴14个，多数为圆桶形，少数为椭圆桶形，有的还设置供上下用的土台阶。

据不完全统计，已发掘629座墓葬，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葬俗资料。墓地一般选择在位势略高的台地上，墓葬排列密集，大墓位于墓地中心，小墓分列四周。墓式有竖穴偏洞墓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两种，竖穴墓底部普遍设二层台，偏洞墓洞口用圆木或木棍封堵，有的附以草席以防填土漏入。葬式以仰身直肢葬居多，也有侧身屈肢葬、二次葬和合葬。头向一般朝东北或北。

随葬品种类多样，有陶器、铜器、铁器、木器、骨角器、纺织品、革制品和各种质地的装饰品。同甘、青地区其他古文化相比，墓葬中陶器偏少而铜质饰品较多。流行以羊、牛、马等畜类的头和蹄等随葬的习俗，或置于竖穴坑内填土中，或置于死者身旁。不同墓葬随葬品的巨大差别，显示了贫富间的悬殊。如蛤蟆墩墓地5号墓，墓主为一20岁～22岁的少妇，口含绿松石珠，双耳戴绿松石坠，腰部系缀有六联珠铜饰和铜泡的腰带，左手处的囊袋也缀有六联珠铜饰，腰带及囊袋上皆附有麻毛织品。左腿上挂有一件鞭形器，系用铜管、銮铃、六联珠等形状各异的8件铜饰以革条串联而成，长55厘米。这显然是个权势显赫的妇女。又如15号墓，墓主为一50岁～55岁的男性，随葬有铜刀、绿松石珠、木盘、木筒、皮革以及羊头、马头等，共40余件，仅羊头即达24个。

三角城遗址出土了几件保存较好的卜骨，系用羊肩胛骨修治而成，有灼痕和钻窝，有的钻、凿兼施，有的经火灼后已显兆纹。

沙井文化面貌明确显示了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社会生活，农耕业虽然存在，但居次要地位。沙井文化中心区域，地质构造属阿拉善台块的边缘凹陷，拥有古石羊河与古金川河以及它们形成的终端湖，属典型的荒漠绿洲。战国以前，这片绿洲完全循自然界的原生形态发育，很少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沙井文化恰好存在于这一时期。水草肥美的生态环境，为畜牧业的繁荣提供了条件。沙井居民喜欢以各种水鸟作陶器纹饰的题材，这种审美情趣应当说是来自环境的培育，因为那多水的绿洲是水鸟的栖息之乡。

沙井文化的最终消失，大约也是因气候变化，水量减少，绿洲衰退，土地日趋沙漠化的结果。以畜牧业为主体经济的部族，通常过着流动性较强的游牧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曾定居，没有聚落。所谓“游牧”，是有一定范围的，而且是有季节性的，决非漫无边际的到处游荡。游牧部族的畜牧业，不论是氏族还是家族，都有各自相对固定的草场，他们关心着草场的兴衰，并保卫草场不受异族侵占。事实上游牧民族也过着定居生活，并在定居的基础上，发展起冶金、制陶、制革、纺织等手工业，从而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聚落。沙井文化的城堡，便是一种较发达的聚落形态。和这种聚落形态相适应，葬俗中已呈现出巨大的贫富差别，特权阶层已分明存在。可以肯定地说，沙井文化的社会发展，大致与甘、青地区其他诸种青铜文化处于相同的阶段，即父系氏族公社的末期。

3．文化渊源与族属

沙井文化是甘肃境内时代最晚的一支青铜文化，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文化面貌清楚地显示出对其他青铜文化的吸收。如典型器物中的宽耳杯，当源自马厂类型的单耳筒形杯；单耳或双耳圜底罐，则和辛店同类器非常相似；青铜制作，从器形到装饰风格，都能在卡约文化中找到原型；葬习方面，设二层台的竖穴偏洞式墓，占主导地位的仰身直肢葬，以羊、牛、马等畜类作殉牲，都和四坝文化一脉相承。

尽管如此，其草原文化的独特个性始终不曾消失，和周边其他古文化不存在直接的源流分支关系。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把沙井文化界定为河西走廊地区的本土文化是比较稳妥的。它与河西及河湟地区诸多古文化遗存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特别是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四坝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的关系较为密切”⁽²⁶⁾。

至于沙井文化的族属问题，因文献记载中汉代以前河西地区生活着月氏、乌孙等族，所以学界倾向于认为它可能是月氏族或乌孙族的遗存。也有学者主张它是匈奴族的一支。由于相关资料的欠缺，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充分。

【注释】

(1)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74页。

(2)张朋川：《从甘肃一带出土文物看丝绸之路形成过程》，《丝绸之路》1999年学术专辑。(www.xing528.com)

(3)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唐汪文化的新认识》，《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李智信：《试论马家窑至卡约文化经济转变的原因及影响》，《青海文物》1991年第6期。

(4)水涛：《甘青地区早期文明兴衰的人地关系》、《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结构和经济形态研究》，《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

(5)水涛：《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75页。

(6)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7)任震球、李致森：《行星运动对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影响》，《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81年。

(8)周尚哲等：《中国西部全新世千年尺度环境变化的初步研究》，《环境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

(9)何德亮：《山东新石器时代环境考古学研究》，《东方博物》2004年第11辑。

(10)汪世兰等：《马衔山地区全新世孢粉组合特征及古植被的演变规律》，《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11)水涛：《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14页。

(12)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13)赵志军、南玉泉：《试论唐汪式陶器的文化归属问题》，《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2期。

(14)赵志军、南玉泉：《试论唐汪式陶器的文化归属问题》，《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2期。

(15)张学正等：《辛店文化研究》，苏秉琦：《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26页。

(16)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

(17)刘宝爱：《宝鸡发现辛店文化陶器》，《考古》1985年第9期。

(18)刘军社：《郑家坡文化与刘家文化的分期及其性质》，《考古学报》1994年第1期。

(19)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国田野考古学报》第4册，1949年。

(20)赵化成：《甘肃东部秦和姜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俞伟超主编：《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

(21)唐兰：《在甲骨金文中所见的一种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22)朱泓：《合水九站青铜时代颅骨的人种学分析》，《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2期。

(23)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国田野考古学报》第4册，1949年。

(24)尹盛平：《狁、鬼方的族属及其与周族的关系》，《人文杂志》1985年第1期。

(25)赵化成：《甘肃东部秦和姜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俞伟超主编：《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

(26)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