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先秦时代的寺洼文化发掘及研究

四、寺洼文化

1．发现及地域类型

寺洼文化，由安特生于1924年首先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寺洼山。当时发掘墓葬8座，出土了一批器物。在《甘肃考古记》一书中，安特生把这种以马鞍形器口陶罐为特征的史前文化遗存称为“寺洼期”，列为甘肃远古文化“六期”系列中的第五期。1945年，夏鼐先生在寺洼山遗址又发掘了6座墓葬，并在1949年发表了著名的《临洮寺洼山发掘记》⁽¹⁹⁾，把这种文化遗存正式命名为寺洼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平凉市安国镇，庄浪县川口柳家村、徐家碾，西和县栏桥，合水县九站等寺洼文化遗址进行了清理和发掘，不断获得新的资料，使寺洼文化研究逐步深化。寺洼文化分布比较广，其中心区域在洮河中上游和泾水、渭水及西汉水流域。最东面可达子午岭西麓的合水县，甚至陕西宝鸡、凤县一带，北面延及甘肃、宁夏两省交界地区，西至洮河上游，南抵白龙江流域的武都，遍布于兰州以东的甘肃中部、东部和南部。经碳—14年代测定，其绝对年代为距今3400年～2500年，大致相当于商代中期到春秋中晚期这一时段。

由于正式发掘的遗址数量尚少，目前研究还不够成熟。考古学界大多认为：“寺洼文化初步可分为三类遗存，即寺洼山遗存、栏桥—徐家碾遗存、九站遗存。前者年代略早，后两者是甘肃东部大体同时并存的两种区域类型。”⁽²⁰⁾20世纪曾流行过“安国类型”的提法，但栏桥和徐家碾两处遗址的内涵更具该类型的代表性，安国遗址可归于其中。

寺洼山类型主要分布在洮河流域，陶器中的子母口器盖、三足小鼎和四足鬲，为其独有的器形。马鞍口双耳罐器口呈马鞍形，双耳分裆袋足鬲乳袋肥大，锥形实足脚较长。栏桥—徐家碾类型主要分布于六盘山和陇山以西的渭河上游，以及西汉水流域和白龙江上游，陶器中马鞍口双耳罐器口多为对称的双马鞍形，鬲的器身相对瘦高，铲形足脚，豆多为簋式。九站类型主要分布在泾河上游地区，陶器常同周式盆及折肩罐等类器物共存，双耳罐形制多样，后期盛行单耳联裆鬲，豆多为盘式。

庄浪县水洛乡出土铃首青铜短剑

礼县雷坝乡出土深鞍口双耳灰陶罐

2．文化面貌

寺洼文化石器有带肩斧、刀、锛、纺轮等，形制一般，没有突出的特色。铜器皆为武器、小件工具和装饰品，有戈、矛、剑、戟、镞、刀、铃、镯、钏、泡等，造型规整，工艺较精致，但未发现容器。

制陶业有一定规模，器物造型与装饰均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相邻诸青铜文化的陶器有明显区别。陶系大都为夹砂红褐陶或灰褐陶，胎质粗糙，喜掺细陶末、砂粒和云母片，多手制，采用泥条盘筑法，有的在口、颈部经慢轮修整。由于火候不稳，器表颜色驳杂不纯，常间有灰黑或砖红色斑痕。以素面器为主，部分器物饰有拍印绳纹、刻画纹和附加堆纹，少量器物有彩绘。绳纹线条疏浅，竖行排列，多饰于罐类腹部；刻画纹多饰于器物的颈、肩部；附加堆纹形式多样，多饰于器物的颈、口部和耳把上。彩绘器仅占全部陶器的6%，有黑、白二彩。黑彩用于横、竖条纹及圆点纹、双钩纹等，白彩用于平行条纹和斜方格纹。有些器物的肩、腹和耳上刻画有符号。个别器物颈、肩部嵌有白色石珠和蚌饰，表明已掌握了镶嵌工艺。(www.xing528.com)

器类有双耳罐、腹耳罐、单耳罐、侈口罐、三足小鼎、分裆鬲、联裆鬲、双连鬲、簋式豆、盘式豆、杯、五连杯、器盖、纺轮等。据统计，马鞍形口一类器物约占陶器总量的70%，时代略早的寺洼山遗址中所占比例更高，达88%。马鞍形器口成为寺洼文化陶器最显著的特色。

截至2006年，寺洼文化仅在合水九站遗址发现了3座房址和4座陶窑。房址内残留有不完整的居住面和柱洞，属于地面建筑。部分陶器的底部发现有残留的谷物痕迹。联系其部分生产工具的农作性能，以及制陶业比较发达的情况，可知农业是社会经济的重要成分。和大致同时的甘、青地区其他青铜文化一样，寺洼文化居民兼营农业和畜牧业，其社会发展阶段也无多大差距。

寺洼文化墓地多坐落在河谷高处的台地或溪旁的缓坡上，与河面形成较大的高差。如西和县栏桥遗址墓地，距西汉水河面约50米；庄浪县徐家碾遗址墓地，距洛水河面约60米。墓式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壁修理平整，有的墓坑口小底大呈斗形。存在南北、东西两种墓向，头端常略宽于足端。部分墓设二层台，并在头端台上开龛，内置殉人或葬品。葬式有仰身直肢葬、二次扰乱葬和火葬。寺洼山墓地发现的一处火葬，是火化死者后把骨灰装入陶罐中，罐口用石片遮盖，单埋于墓坑内。须特别指出：在已发掘清理的寺洼文化212座墓葬中，典型的火葬墓仅此一例。有些论著以寺洼文化之火葬比附文献记载中羌族之火葬习俗，是不妥当的。徐家碾和九站墓地存在木棺、木椁的现象。

一般墓都有随葬品，数量相差悬殊，如徐家碾墓地发掘104座，随葬品少者仅1件，多者达70余件，通常为数件至10余件。品类以陶器为主，有罐、鬲、豆、杯、壶、簋等；其次为铜器，如戈、矛、刀、镞等；也有小件装饰品，如玛瑙珠、绿松石珠、蚌饰等。

栏桥和徐家碾墓地出土的部分陶器上，阴刻着一些符号，有20多种，它们比以前甘、青地区的陶符形体上更接近于文字，有许多在商代卜骨上经常能见到。唐兰先生认为，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字。⁽²¹⁾在寺洼山遗址中还存在一种积石葬，即在人骨之下或身旁凌乱无序地置放大块砾石，含义不明。

3．文化渊源与族属

当前关于寺洼文化的研究，最受关注的是其来源及族属问题。寺洼文化的内涵，具有许多独特因素，和同时代乃至其前后的西北地区诸考古文化都迥然不同。如陶器中的马鞍形或双马鞍形口罐，敛口、浅腹、素面的三实足小鼎，高圈足的簋和豆，以及用细陶末等作掺和料的制陶工艺等等，或为寺洼文化所独具，或由寺洼文化传播给了相邻的文化，在早于寺洼文化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中，都绝对找不到母因。此外，与寺洼文化相邻的诸青铜文化，大都流行偏洞式墓，只有寺洼文化不用此种墓式，而盛行带头龛或不带头龛的竖穴式墓。

在探讨甘、青各支地域性青铜文化的来源时，不少学者倾向于追寻它们和齐家文化的承接关系；然而，齐家文化晚期遗存与寺洼文化之间，存在太大的差距，很难作出后者是由前者演变而来的判断。而且，已有学者通过人种学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说在甘肃地区由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半山、马厂、齐家和火烧沟等文化类型的先民在体质特征上可以归入同一种族类型的话，那么，合水九站青铜时代居民显然与他们属于不同的种族系统。”⁽²²⁾所以，在寺洼文化的源头问题上，人们普遍感到困惑。

20世纪40年代主持过寺洼山遗址发掘的夏鼐先生曾指出，寺洼文化“是从外界侵入洮河流域的外来文化”⁽²³⁾。后来有学者对这种认识作了进一步申说，主张寺洼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三苗文化的一支，五帝时代因战败被西迁至洮河流域，即《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所言的那个“三苗”。⁽²⁴⁾也有学者认为，寺洼文化“可能是商周时期活动于西北的混夷、或称犬戎的遗留”⁽²⁵⁾。从文献记载看，犬戎族与周族从先周时期一直至西周末年，经常处于活动领域交接而战争不断的状态，在陇东地区尤其如此。合水九站遗址的面貌表明，寺洼文化同先周文化及西周文化是长期共存、并行发展的两支文化，这正和文献记载的信息相符。这种情况，无疑也支持了寺洼文化是犬戎族遗存的主张。犬戎即混夷，实乃夏代昌盛于海岱地区的“九夷”中的畎夷，他们在夏末商初西迁关陇。说寺洼文化可能是畎夷族的文化遗存，比说它是三苗族的文化遗存更合理一些。

商代中期到春秋早期，犬戎族势炽盛，最为活跃，这也恰是寺洼文化存续的时段；从泾、渭流域到西汉水流域的陇山周围，犬戎族出没无常，频繁攻掠，而那又正是寺洼文化遗存集中发现的地带。嬴秦最早的国都西垂又名犬丘或西犬丘，地处今礼县东北部祁山与大堡子山之间。该邑本名为“西”，犬丘应是犬戎曾长期占据该地而存留的别名。曾长期与嬴秦为敌的犬戎族，其在西汉水流域所控制的地带和嬴秦是紧密相邻的，双方对西垂地区有过历史性的反复争夺。而考古发现又明确地显示，在那一带与秦文化同时并存的是寺洼文化。而且，发人深省的是，据嬴秦西垂陵区最高位置的礼县大堡子山，似乎就是秦文化与寺洼文化的分界点。大堡子山以东、西汉水以北，是嬴秦的都邑区，几乎见不到寺洼文化遗存；而大堡子山以西、以南，今礼县及西和县的中部和南部，直到白龙江流域，寺洼文化遗存却多不胜举，某些地带还十分密集。尤可注意的是，最新的考古调查显示，时代愈晚，寺洼文化与秦文化邻接地区犬牙交错现象越来越突出。如在礼县永兴乡蒙张村附近，即发现一处晚期寺洼文化密集的三角地带，而那一区域恰在秦国旧都的范围之内。这种境况，又正同文献记载中春秋前期西垂地区秦戎关系趋于缓和，秦戎族众同区分居的局面相符。立足于以上事实，把寺洼文化的族属归之于犬戎，是有相当依据的。目前陇南地区寺洼文化遗址还大都未经正式发掘，其与洮河流域寺洼文化的流徙演变也还没有完全澄清，寺洼文化是不是一支“外来文化”的问题，要获得学术界的确证，只能寄希望于甘肃考古事业的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