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商代后期陇东戎犬戎势力与周人的挑战

四、商代后期的姬周国

1．离豳迁岐与商、周关系

豳国位处戎狄频繁活动的地区，对于过着农业定居生活的周人来说，牧猎民族的经常性侵掠，必然构成极大威胁，冲突和战争在所难免。特别是商代中后期，陇东一带的戎狄尤其是犬戎势力空前强化，使周人难以继续维持对豳地的管理和经营。加以周族始终怀有回归故土的情结，故在太王时代再一次决定南迁。⁽¹²⁾太王“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豳国的历史由此结束，周人重又回到周原，建立了新的国家，营都邑于岐阳。岐阳地望，《汉书·地理志》说在右扶风美阳：“《禹贡》岐山在其西北，中水乡，周太王所邑。”《水经·渭水注》云：“城在岐山之阳而近西。”考古发现表明，太王所营之邑在今陕西岐山东北约60华里处，东到下樊、召陈二村，西到董家、凤雏二村的范围内。那一带不仅有西周的制骨、冶铜、制陶作坊及平民居址，还发现了先周及西周中期的宫室建筑遗址，出土过文王时代前后的大批卜甲、卜骨。⁽¹³⁾

周族离去后，豳地情况如何？史籍无载，不宜妄论。据当时部族活动的格局和演变情势推想，该地当又成为戎狄活动领域。但在西周王朝建立后，西北戎狄大都归服，豳地成为王室的封国，这由《诗经》十五国风中含“豳风”可知，只不过始封时间及始封国君史传失载罢了。须指出的是，那一带戎狄势力始终相当强盛，当西周王朝衰落时，势必又会被戎狄所控制。所以，西周灭亡、王室东迁后，古豳地区便出现了实力雄厚的义渠戎国。

自太王率族众重新立国于周原后，凭借优越的地理环境，周族的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史言太王“又作五官有司”，“贬戎狄之俗”⁽¹⁴⁾，政权体制进一步完善。同姜姓部族历史性的婚姻联盟，更辅助了其日益勃兴的国势。那时姬周与殷商的关系，虽然存在矛盾冲突的一面，但主流是前者对后者的臣服。古本《竹书纪年》有几条材料很能说明问题：

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瑴，马八匹。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

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历为殷牧师。

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www.xing528.com)

太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不难看出，当时姬周部族听命于商，其接连不断的伐戎之举，受到商王朝的赞许，季历甚至被任命为“牧师”。牧和伯都含有统领某一方位大小诸侯氏邦的意思，相当于中央王朝的左右臂。

季历后期，商、周关系一度恶化，据古本《竹书纪年》载，季历被文丁所杀，周人还曾攻伐过商。但季历之子文王即位后，商、周关系几经波折终于又趋缓和。周文王是个心机深重而又善于韬光养晦的政治家，他曾被商王纣拘囚于羑里，受过种种凌辱，但他总是能屏息周旋，谦恭忍让，并采取了包括与殷商联姻在内的一系列亲商措施，以缓解商王的疑忌。

文王的不懈努力最终收到了成效，商、周关系迅速好转。商王纣恢复了对文王的信任，“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¹⁵⁾。姬周由此成为比“牧”更高一级的西方诸侯氏邦之长，掌握了可代表商王朝行使征伐的权力。周人后来经常宣扬的所谓“文王受命”，实即指此事而言。商王朝改变了对姬周的态度，当然决不单纯是文王恭顺、收买的结果，实质上也是一种政治需要。商后期社会危机已相当严重，统治集团腐败日甚，内争激烈；畿外属国、部族叛离频发，祸乱四伏。在这种背景下，商王需要在西方培植一支力量，帮助王朝稳定局势。这种战略调整正中周文王的下怀，所以他着意摆出一付愿为商王朝效力的姿态。《左传》襄公四年载韩献子语，谓“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逸周书·程典》也说：“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但暗中文王却在积蓄力量，谋筹大计，并利用“西伯”的位势，翦灭异己，丰满羽翼，等待反商的时机。《周本纪》言文王“受命”后六年五伐，又据周原甲骨记载，这一时期周人还有“五伐”之外的克蜀、征巢、伐申诸役。频繁的征战，都是贯彻上述总体战略意图的具体步骤，其中伐密须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军事行动。

2．周文王灭密之役

密须国地处泾、渭之间，南望岐凤，北接豳域，西控陇原，扼据关中通往甘、宁的咽喉要冲，是联络、制约西北诸戎的枢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周人要想真正成为西方的霸主，为日后灭商消除背后隐患，必须把密须地区控制在手。因此，当密须国公然表示不尊重姬周的“方伯”地位，而敢于自行其是对邻国采取行动的时候，“大邦”周就要对它下手了。

《史记·周本纪》和《尚书大传》都说文王受命为西伯后，第三年即发动了对密须的战争，今本《竹书纪年》载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帅师伐密”，即指此役。《诗经》中周族史诗之一的《大雅·皇矣》，以很长篇幅咏述了伐密的经过：“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诗文首先强调讨伐密须的原因，表示周人的行动是履行方伯职责，保护弱小盟国，主持正义；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上天的福佑，才能对得起天下人民的信任。

这次战役，密须国并没有示弱，其军队占据了有利地势，对周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这节诗自汉唐以来，即存在歧说，至当代仍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要害问题是前三句的主语，一说为周人，一说为密人。《郑笺》认为“京”是周的领域，所以作了这样的训说：“文王但发其依居京地之众，以住侵阮国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无敢当其陵及阿者，又无敢饮食于其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惊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众也。”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的《毛诗后笺》，均采郑说。郑说错在对“京”地的理解上，京为公刘所建豳国的都邑，位处今董志塬上，或宁县的庙嘴坪附近，太王时弃豳而迁于岐下。阮、共在今泾川县北境，领域当包含京地。密须为了阻止周军，利用对阮地的占领，依形势较高的京地为据点设防，控制周军入阮的通道，是十分合理的战略部署。京地是时并不在周人的控制之下，但豳域是周人的故土，所以周人对密须军队占据该地表示特别愤慨，发出了“无矢我陵”、“无饮我泉”的怒责。《毛诗正义》引王肃云：“密人乃依阻其京陵，来侵自文王阮邑之疆，密人升我高冈，周人皆怒曰：‘汝无陈于我陵，是乃我文王之陵阿也；泉池非汝之有，勿敢饮食之。’”清代学者陈奂的《毛诗传疏》以及当代学者黄焯的《毛诗郑笺平议》，都赞同王肃说，同时也指出王肃视阮为周邑与事实不合。

密须国虽具一定实力，但终难以同更强大的“周方伯”相抗衡，最终以败亡而告终。《吕氏春秋·用民》述此曰：“密须之民，自缚其主，而与文王。”《毛诗正义》引皇甫谧云：“密须人自缚其君而归文王。”把战败国的无奈之举，说成是密须人民受到文王感召而自动归顺，不过是儒者粉饰文王之辞。《皇矣》一诗在叙述完文王伐密之役后，也以夸耀的口气盛赞文王为“万邦之方，下民之王”。在周人心目中，灭密之役是周国显示实力、奋扬声威的一大壮举。孟子曾称誉此役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¹⁶⁾，其实这不过是周族崛起过程中一次以强凌弱的势力扩张。20世纪70年代周原发现的文王时期甲骨卜辞中有“今秋王西克往密”(H11﹕136)、“王其往密山舁”(H11﹕80)、“于密”(H11﹕31)、“密西城”(H31﹕5)等数条，学者们认为内容即与文王伐密的史事有关。⁽¹⁷⁾这些卜辞是直接反映密须国被周灭亡的实物资料。据说文王灭密须后，曾在其境内筑台祭天告祖，称“灵台”。今灵台县城南尚存古灵台遗址，相传即为当年文王建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