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前期的豳国：甘肃先秦卷中的繁荣农业与手工业

二、商代前期的豳国

夏朝末年，公刘率领周族迁豳，建都邑于京，是为豳国。

1．经济状况

进入商代后，甘肃境内的方国中，只有豳国为后世留下了一些可以说明其社会面貌的资料——《诗·豳风》诸篇。《诗·豳风》诸篇虽然是西周建立后自民间收集的，时代晚于豳国初建时期，但却真实地反映了豳地的生产形态和民俗。对《豳风》诸篇和《公刘》诗参照析辨，可以形成对豳国社会发展状况的粗略印象。

周人向以擅长农业著称。北迁至今庆阳一带后，虽然地处“戎狄之间”，失去了渭滨较优越的自然条件，但周人坚持族体的农业传统，开发了新迁地域。《公刘》诗回叙周人移居豳地之前，已经“迺场迺疆，迺积迺仓”，所以部族整体出行能够“迺裹糇粮，于橐于囊”。这表明周人在原居地已经有了一定的农业基础，储存了充足的食粮。迁到豳地后，周人首先忙于“陟则在巘，复降在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相其阴阳，观其流泉”，然后“度其隰原，彻田为粮”，以求“既顺迺宣，而无永叹”。要上上下下，前瞻后顾，考察地形，辨别土性，寻找水源，治理洼地，利用晚照，规划田亩，一切活动都围绕耕作需要而展开。《公刘》诗中还有“执豕于牢，酌之用匏”等描述，也显示出农业基础的坚实，因为猪的饲养和酒的酿造，都是以农作物丰足为前提的。

在后来的豳诗中，显示农业繁荣的材料更加充分，尤其是《七月》一篇，描述了农民一年的生活，使我们对周人的村社经济有了生动的感性认识。那时的农作物品类已相当丰富，除了种植黍、稷、穋、穜、麦、稻、菽等粮食作物外，还种植桑、麻、枣、韮、瓜、葵、壶等经济作物和菜蔬。其中的麻不仅是纺织原料，也是重要的食品，“九月叔苴”的“苴”，即为麻籽。《礼记·月令》把麻列为“五谷”之一，并说孟秋、仲秋之月，天子“食麻与犬”。

农民耕作使用耒、耜，这是两种历史悠久、使用普遍的农业工具。耒的上部为有一定曲度的独木，顶端置短横柄以供双手握持；下部为略呈弧形的两齿，齿端尖锐以利入土，双齿上设横木以供足踏。耕作时手握横柄下推，足踏齿上横木使双齿入土，然后压柄起土。后世的臿即由耒演进而来。耜的上部和耒相仿，但下部不出歧齿而设板状刃，刃的下端呈弧形以利入土，刃肩齐平可供足踏。操作方式与耒相同，类似我们今天以铁锨翻地。后世的犁即由耜演进而来。耒和耜最初都是木质农具，在发明了金属冶炼后，人们便在耒、耜的刺土尖端镶套金属部件，使之更加锐利。徐中舒先生曾作过考析，先秦时期我国东方部族习用耒，而西方部族习用耜。周始祖后稷弃都于有邰，有邰氏为炎帝之后，炎帝在传说中为中国农业的创始者，弃之母家“有邰氏”，实以发明用耜而得名。⁽⁵⁾《七月》诗中言耕作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毛传》述其义云：“民无不举足而耕矣。”周人耕作习用耜，和地理环境有一定关系。一般说来，耜的翻土效果要比耒好得多，而其入土难度却比耒大。但在土壤相对疏松的黄土高原上，耜却大有用武之地，是当时条件下最合理的耕作用具。周人的农业经济在夏商时代领先于各方国、部族，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耜的使用。《公刘》诗中言及族众的兵器，曰“弓矢斯张”，曰“干戈戚扬”，曰“鞞琫容刀”，已分明是金属质地，这也就是说，那时的耒、耜可能安装了金属配件。如这种推测成立，则豳国的农业生产力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同繁荣的农业相应，豳国的家庭手工业也很发达。豳诗中反映居民普遍种麻植桑，育蚕取丝，养羊采毛，经营以丝、麻和羊毛为原料的纺织业，既能生产麻布毛褐，也能生产色彩鲜艳的“袞衣绣裳”。

狩猎业作为农业、畜牧业的补充，在经济生活中仍占重要地位。诗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冬季农闲时，农民要集体狩猎。集体狩猎与军事训练相结合，这是村社结构寓兵于农的传统习俗。徐中舒先生曾指出，“豳”是个原始会意字，“从二豕从山，山乃火形之讹。”金文中豳字“正像持杖焚林驱捕野猪之形”，“古代黄土高原，野猪出没，焚林而畋”⁽⁶⁾。据此，豳之地名本身，就反映了当地的狩猎传统，豳诗中描述的狩猎活动与之相符。

2．社会阶段(www.xing528.com)

公刘立国于豳地时的社会大体上还处于家族公社阶段。公刘的族众，表现为一个组合紧密的统一体，血缘纽带相当牢固。《公刘》诗中以大量章句述说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统一规划、治理和分配，反映出土地属部族所公有，还看不出个体劳动及使用奴隶的迹象。“彻田为粮”一语，朱熹《诗集传》以井田制解之，认为这是公刘“定其军赋与其税法”，并说“周之彻法自此始”。这是用后来西周的彻法剥削附会公刘之时，是毫无根据的。此处之“彻”，只能按《毛传》所训，理解为对耕地的治理规划。“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洋溢着一片集体劳作、集体享用的兴奋和喜悦，这显然是公有制下的生活情景。在父系家长制家族公社阶段，部落或氏族把土地等量划分，交给各家族公社耕种。恩格斯曾这样叙述南斯拉夫父权制家族公社札德鲁加：

它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他们住在一起，共同耕种自己的田地，衣食都出自共同的储存，共同占有剩余产品。公社处于一个家长的最高管理之下，家长对外代表公社，有权出让小物品，掌管帐目，并对帐目和整个家务的正常经济负责。他是选举产生的，不一定是最年长者。⁽⁷⁾

这段话可作为我们认识公刘时代社会结构的参照。人们对公刘“食之饮之，君之宗之”，说明家长制宗法权力体系已经形成，这要比札德鲁加的民主选举体制高一个层次。设宴饮酒，人们须按贵贱等级秩序就位。各家族的成员，均以其家族长为宗；各家族长，又以其氏族长为宗；而公刘，则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君主。他有极高的威望，行使着领导生产、指挥作战的职权。“何以舟之？维玉及摇，鞞琫容刀”，他佩戴光彩夺目的装饰品和武器，那是特殊身份及权力的标志。但公刘还不是后世那种养尊处优、凌驾于众庶之上的国君，为了使部族定居于豳地，为了安排好族众的生产与生活，他四处奔波，忙碌操劳。休息时，他和大家一起说笑；宴席上，他和大家一起痛饮。他的形象朴实而又豪放，没有什么繁文缛节，还保留着部落时代群体领袖的可敬风貌。

诗言“其军三单”，“单”是“”字的省文，为指挥徒众的旗帜，一即代表一部。⁽⁸⁾周人有崇尚旗帜的传统，这在《周礼》和册命金文中有鲜明的反映。旗帜既是贵族身份和权力的象征，也是军事编制层级的标识，又是指挥、调动军队的令箭。在甲骨文中，表示血缘共同体的“族”字，字形就是一面飘扬的旗子，旗下是一支箭，意在显示血缘共同体与军事编制单位的合一。所以，“族”和“百人为卒”的“卒”不仅同音，含义上也有内在联系。⁽⁹⁾公刘的“三单”即“三”，可能是指周部族所含的三个胞族。用军事编制术语划分族体，也说明超越军事民主制社会发展阶段的时间，还不是很久。

然而，演进到《七月》一诗所反映的时代，豳国已处于农村公社阶段了。先周和西周时期的农村公社，是在家族公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基本特征是村社成员从村社领取一块定量的份地，通过份地耕作建立起自己的家庭经济；同时要参加由贵族们控制的“公田”劳动，并为贵族们服各种工役和杂务。贵族阶级通过掌握公田以及控制村社事务而占有庶民的剩余劳动，从而形成了贵族与庶民的阶级对立，这便是农村公社生产关系的本质。

《七月》一诗为我们描绘了豳国早期村社经济的种种场景。农业生产是以个体农民小家庭为单位的，农忙时妻子把饭送到地头，即诗言“同我妇子，馌彼南亩”。村社有管理和监督生产的农官“田畯”，他经常在田间巡视检察，对农民辛勤劳作表示高兴，故诗言“田畯至喜”。农民一家全年的生产任务和其他劳役是十分繁重的，除了耕种收割、采桑育蚕、狩猎纺织等基本劳动外，还要在许多方面供贵族们役使。“公”（贵族们）与“私”（村社成员）的对立，贯穿在全诗的咏述中。如农民要为“公子”纺织印染，做漂亮的服装；要猎狐取皮，为“公子”缝制舒适暖和的裘衣；农民打猎获得兽类，要“言私其豵，献豣于公”，把大的献给贵族老爷，只把小的留给自己；一年的农活刚收拾完毕，就要赶紧“上入执公宫”，去为贵族们修缮宫室；白天割茅草，晚上搓绳索，“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抓紧修好房子，马上就要春播了；腊月天还要到河里凿冰，藏于窖内，以供贵族们天热时保鲜享用。

贵族们过着悠闲奢华的生活，庶民大众则终岁忙碌，苦不堪言。口粮不够，靠瓜蔬野菜充饥，“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壶即葫芦，苴即麻籽，荼即苦菜，都是农民的补充食品。天寒地冻的季节，农民发出痛苦的悲叹：“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只能收拾一下简陋的小屋，“穹室熏鼠，塞向墐户”，凑合着度过严冬。此外，村社成员还要负担兵役，如有战事，须长年离家征战，或在边域戍守。豳风中有《东山》一诗，描写的就是一个远征役夫思家的悲苦。“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可见役事之久。役夫返归后，看到的是家境的荒凉与败落：“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疃鹿场，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瓜蒌长上了房，土虫满屋爬，蜘蛛在门框上结网，野鹿在田垅间践踏，不觉得可怕，只觉得伤心！此诗从服兵役的角度，反映了村社成员悲苦生活的一个侧面。

豳诗中未见表现农民反抗的作品，这可能与当时收集民歌者的政治倾向性有关，咏唱农民反抗精神的民歌被摈弃了。只有一首《狼跋》，抒发了对贵族的讥讽。诗中描绘一个肥硕而好打扮的贵族臃肿丑态，最后的结论是：“公孙硕肤，德音不瑕。”意为你虽然长得白白胖胖，品德名声却不怎么样。这类诗歌，在幽默中倾诉了庶民对统治者的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