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禹传说的起源和历史

三、禹的传说

1.禹部族的早期活动地域

许多先秦文献称禹为“夏禹”，称禹的部族为“夏后氏”或“有夏氏”，如《国语·郑语》云：“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随巢子》云：“天命夏禹于玄宫。”《国语·周语》言禹及其部属治水有功，“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史记·夏本纪》云：“夏禹，名曰文帝。”后言禹继舜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禹所开创的王朝称“夏”，禹是夏民族的宗神。夏族的活动地域，即后文所说的狭义的“九州”，通常指今晋南、豫西一带。但古文献却又比较一致地说禹出生于西方，且有极大可能就出生于甘肃境内。

《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集解》引皇甫谧：“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新语·术事篇》：“大禹出于西羌。”《盐铁论·国疾》：“禹出西羌。”《吴越春秋》：“（禹）家于西羌。”《后汉书·戴良传》：“大禹出西羌。”《荀子·大略》：“禹学于西王国。”杨倞注曰：“或曰大禹生于西羌、西王国，西羌之贤人也。”西羌地域，古今学者都认为在今甘肃地区，当代不少学者甚至更进一步主张马家窑文化即西羌部族的遗存。甘肃地区的羌，后世多和戎联在一起称“羌戎”，故禹又被称作“戎禹”。《水经·河水注》言洮水支流大夏川：“又东北径大夏县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之顺夏，《晋书地道记》曰：县有禹庙，禹所出也。”大夏川即今之广通河，那一带也正是马家窑文化的中心区域。

古文献中还有许多把禹的出生和“石”联系起来的记载，如《淮南子·修务训》云：“禹生于石。”高诱注：“禹母修己，感石而生禹，坼胸而出。”《汉书·武帝本纪》载武帝到中岳，“见夏后启母石”，注引应劭曰：“启生而母化为石。”《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扬雄《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三国志·蜀书·秦宓传》：“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水经·沫水注》：“沫水出广柔徼外，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易林》（卷16）：“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征诸王阙，拜治水土。”《太平御览》卷51引《随巢子》：“禹产于昆石，启生于石。”《遁甲开山图》谓禹“化生于石纽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爱而吞之，有娠。孕十四个月而生禹。”禹的出生地以石为名的传说，应当是从禹生于石的传说衍变而来。徐中舒先生曾指出，这类传说“与西方的羌民崇拜白石是有关系的”。他认为最早活动于甘肃一带的羌族，后来分为两支：一支向东发展，一支留居西方。“以羌族为主建立夏王朝，在进入中原后接受龙山文化的影响，可能就逐渐改变其旧俗，形成中原文化，而仍居留于西方的羌族则继续保留其旧俗”。他还认为马家窑文化氏族部落，“可能系羌族祖先”。⁽³³⁾这也就是说，禹部族属于原生活在甘青地区的羌族东向发展的一支。陈梦家先生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在其《殷墟卜辞综述》第八章“羌方”一节中云：“有与此等羌同族的夏，其种姓为姜为姒等，在夏商时代已进入较高级的形式，亦属可能。此等族姓，在殷卜辞为羌方，为羌，在春秋战国之书、器称之为戎为夏而不以羌名，凡此‘诸夏’属于高级形式之羌人，以别于尚过游牧生活的低级形式的羌人。”

上引有关禹出生地的材料，涉及今四川北部与甘肃相邻的一些地域，如“汶山郡”、“广柔县”等。上文所言因禹生于石的传说而衍生的地名“石纽”，其地望据《史记·夏本纪》正义所引《括地志》说，在“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据《寰宇记》所引《十道录》说，“石纽是秦州地名”，在甘肃东南部。总之不出四川、甘肃两省交界地区的大范围。已有学者作过论证，文化考古显示马家窑文化的一支曾南下岷江上游，在茂汶盆地与土著居民融合形成新的氏族，禹就属于这一支戎羌。⁽³⁴⁾当代许多学者都承认古籍中禹部族兴起于西羌之说，并进而认为西羌即马家窑文化的主人。

2．禹治洪水

被视为集中保存了我国古代政典的《尚书》，有多篇明载禹的史事及业绩。和三代以前其他的传说英雄相比，禹的神性因素相对较少。但在《大戴礼记·五帝德》中，禹还是被描述成：“为神主，为民父母，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尚书·禹贡》说禹“主名山川”，《史纪·夏本纪》也说禹被天下尊为“山川神主”，《墨子·明鬼下》云：“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宁者，以佐谋禹也。”禹身上的“神”气还是显而易见的。但全面观察可知，在神话人物中，禹是和正史最接近的一个。《史记》把禹放在夏王朝奠基人的位置，不单纯因为他是“家天下”世系开始者启的父亲，更因为他的功业促成了早期文明国家的诞生。

禹的事迹最广为人知并最受赞颂的，是对洪水的治理，他因此而被后世尊称为“大禹”。2500多年前就有人感叹：“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³⁵⁾禹治水的传说，虽然含有浓重的神话色彩，但如今已很少有人怀疑其史实了。在禹部族活跃的那个时代，我国北方确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洪水。古气象学和古生物学研究表明，冰河期末段的一次寒冷期过后，世界范围内曾一度出现了一个温暖期，冰川消融，雪线后退，降雨量增多，造成平原与河谷盆地及低洼地区的洪水泛滥。这个洪水时代给幼年期的人类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许多民族的远古传说中，都伴有关于洪水的记忆。当时我国中原地区的农耕业早已成为主体性经：《试论禹与鱼凫族的关系》，《周秦社会与文化研究——纪念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济形态，洪水所造成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尚书·尧典》记载尧主持部落联盟领导集团会议，商量治水人选时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可见情势之严重。会议决定让鲧负责治水。鲧用堙堵的办法治水失败。后来舜接替尧主持部落联盟事务，改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禹采用疏导的方法，获得了成功。《尚书·禹贡》述此曰：“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孔序云：“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近世有不少学者认为《禹贡》是晚出的著作，是在关于禹的传说已神圣化之后的产物，夸大了禹的功业，而书序时代更晚，甚至疑其为伪作。2002年西周青铜器遂公盨的发现，使这个问题有了再度深思的必要。该盨有98字的铭文，开篇即曰：“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迺差地设征，降民监德。”文意和《禹贡》及书序所言完全相符。⁽³⁶⁾这表明禹治水的传说缘起极其久远，决非如某些学者所说乃战国时人的编造。

古文献中反映禹治水功业的材料甚多，虽然不够系统完整，但却有较高的可信度。时代较早的如《诗经》，其《商颂·长发》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商颂·殷武》：“天有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大雅·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鲁颂·閟宫》：“奄有下土，赞禹之绪”。《逸周书·商誓》言后稷“克播百谷，登禹之绩”，《尚书·立政》告诫王官“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左传》襄公四年云“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金文中如秦公簋铭，言秦祖“受天命，鼏宅禹迹”；叔夷钟、镈铭，言成汤伐夏“咸有九州，处禹之堵”。这些材料显示，禹当年治水涉及地域非常广阔，人们把那些适于民居的地域，都看作是禹的功绩，商、周、秦三族都说自己生活在经禹治理过的土地上。

以那时的生产力水平而论，禹的治水当然不会像传说中所描述的疏三江、导五湖、凿龙门、辟伊阙、据四海、平九州那样宏伟，而且从鲧与大禹治水传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月23日。到禹洪水也在不断地消退，并非全靠人工治理。禹的功业最主要的，应当是带领庶民在较大范围内建立排水系统，即所谓“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³⁷⁾。《韩非子·五蠹》说“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即强调禹的排水之功。这对于各地的农业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举措，所以《论语·泰伯》载孔子对禹的赞誉是：“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礼含文嘉》称颂禹：“垂意于沟洫，百谷用成”，禹本人也说他的作为是“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³⁸⁾在大片土地上建立有效的排水系统，需要依据山形地势，确定水的去向，规划水的流量，需要有大型水渠与中小型沟洫的配套组合，需要设计安排群体居处与耕地的布局。这样的治水工程，不仅须动员众多的民力，更要求相邻族体群落的协调配合。这便必须有一种凌驾于各氏族公社之上的指挥权威，存在一个能号令部落群体的领导体系。治水的成功表明禹的组织权威和指导作用已被广泛地接受，这意味着雏形期国家的趋于形成。禹在治水过程中获得各部族的拥护，提高了部落联盟的领导地位，所以后来才有“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³⁹⁾的盛况，才有“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⁴⁰⁾的威严。

3.禹定九州

禹的另一项业绩是“定九州”，或曰“别九州”。除了《禹贡》所言外，《山海经·海内经》曰：“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左传》襄公四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楚辞·天问》曰：“禹何所成？九州安错?”都把九州的规划视为禹之功。也就是说，禹将大部落联盟所统属的各部族活动范围，划分为9片地域，即《禹贡》所说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在此基础上又“任土作贡”，“差地设征”，即依据各地的自然条件和宜出物产，征收贡赋。这显然已在行使雏形国家的职能。“九州”原本是个具体的地名，即《史记·殷本纪》所言“九侯”的领域名称。《左传》、《国语》等书言及的“九州”，“皆指北至太行、南至三塗、东至阳城大室、西至荆山中南的九州”⁽⁴¹⁾。这是夏民族活动的中心区域。后来人们把夏族早期居地放大为夏王朝影响所及的范围，于是便推衍出《禹贡》的“九州”，并把它同禹的治水相联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夏王朝是以禹为首领的夏部族为核心创建的。九州之地域，同《尚书·尧典》从天象历法角度讲的东、西、南、北四至，完全一致。“九州”的概念，是凭空想象不出来的，它反映了部落联盟时代后期，人们对各主要文化区系的宏观认识。

禹长期致力于治水，使部落联盟中央掌握了各部族生活地区的方位和状况，这是划分九州的前提；“任土作贡”、“差地设征”，则宣告了部落联盟中心领导职能的确立和被承认。所以又有禹铸九鼎之说，《汉书·郊祀志》：“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左传》宣公三年载王孙满对楚庄王问九鼎的答语：“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这里讲铸鼎为“夏之方有德”的时候，未言禹时。但一则禹是夏王朝的奠基人，二则夏代青铜制作已具规模，故后世遂把铸鼎事归之于禹，说禹收取九州之铜，铸作九鼎并饰以各州之物象。九鼎即代表九州，九州即代表全国，九鼎遂成国家权力的象征。那正是青铜器开始成为贵族社会宗教和宗法礼制主要载体的时代。

由治水关联到九州的划分，由九州的划分关联到贡赋的征收，由贡赋的征收关联到九鼎的铸作，由九鼎的铸作关联到国家的象征——禹的传说就是这样融为一体的。这一切都在向我们昭示：禹的时代是国家机构趋于形成的时代，各主要部族已被纳入一个权威性的统属体制之内，地域观念已开始在社会政治思想中突显出来。

此时的“九州”无疑还不是政区，但已为日后的政区形式勾勒了骨干性的线条。《史记·夏本纪》说禹治水成功后，“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滌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甚脩，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国赐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川流顺畅，道路开通，耕居安宁，国家领导机构大致完善，各部族遵从禹所制定的标准缴纳贡赋，而禹则为他们祚土赐姓，授予对其所居地域的控制权，前提是各部族承认中央权威，接受禹的领导。很明显，禹的治水促成了国家的产生。

值得注意的是，和禹治水相关联的《禹贡》九州，重心却在西北。西北有梁州和雍州，地域包括今陕西、甘肃两省，涵及青海东部和四川北部，而所涉山系河流，尤以甘肃境内为详。述梁州，首言：“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绩。”“华”指今陕西境内的华山。“黑水”问题较多，我们后文还将谈到，经文梁州、雍州均首言黑水，其位置自古以来无定说。较合理的认识是上古时甘肃西部和中部各有一条黑水，梁州的黑水，当如郑玄注引《地记》所言，乃位处鸟鼠山西南的那条黑水。“岷”即今四川、甘肃交界地区的岷山。“嶓”指嶓冢山，今天水市秦城区南郊的齐寿山，东汉以前嘉陵江尚未形成时，汉水上游两条主要支流东汉水和西汉水都在甘境，东汉水即漾水（今永宁河），源于嶓冢山东麓，西汉水（上游今称盐官河）源于嶓冢山西麓。“沱”、“潜”为汉水上游两条支流。“沱”，学者们多认为在四川境内；“潜”，可能在汉中西部。“蔡蒙”有说为二山，有说为一山即蒙山，在四川北部。“和夷绩”，旧说皆不得其解。汉儒释“和夷”为地名，显然有误，应为族名，指五帝后期因接受部落联盟交付的祭日、测日使命而西迁至西汉水上游的和仲一族，《尚书·尧典》对此事有明确记载，商周时在那一带建立方国的嬴姓部族，应当就是和仲一族的后裔。⁽⁴²⁾“和夷绩”意为和氏一族在这里建功立业。那时对部族称谓用语比较严格，西方部族称“戎”或“西戎”，东方部族称“夷”，“和夷”之族称也显示其来自东方。综观《禹贡》全文言“岛夷皮服”，“覃怀绩”，“莱夷作牧”，“淮夷蠙珠暨鱼”，“三邦贡”，“三苗丕叙”，“西戎即叙”等语句，都是讲禹治水所经之处各部族邦国的业绩勋劳及贡物，即使偶涉地名，亦含某部族所居地之意，只有释“和夷”为族名方合经文通例。

述雍州，首言：“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原隰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黑水、弱水，均在甘肃西部。“西河”即黄河以西。《孔传》云：“西距黑水，东拒河，龙门之河，在冀州西。”立足于雍州东西之界言，此说可信；但《禹贡》每州首句也常以中心地区概言州域。故扬雄《雍州箴》有曰：“黑水、西河，横截昆仑。”即把西河理解为甘肃之河西。泾、渭皆发源于甘境，无须再论。“汭”，汉儒以泾水入渭处解之，其实汭指古芮河，即今在甘肃崇信县入泾的汭河。此水在先秦是一条地位可与泾水并列的大河。“荆、岐”和“终南、惇物”四山，皆在陕境。“鸟鼠”山在今甘肃渭源县。“猪野”为泽名，也名都野泽，在今甘肃民勤县境。“三危”山和黑水问题一样，地望歧说雾会，但其为甘肃地域内的山则是肯定的。总之，《禹贡》梁、雍二州涉及的主要地域，大都在甘肃境内。经文后半部分叙述禹在各地治水的起点、路线及所历山川时，涉甘境地域之多也引人注目。如西倾、朱圉、鸟鼠、嶓冢、岷山、弱水、合黎、流沙、黑水、三危、南海、积石、漾水、泾水、渭水、黄河等，均在甘肃境内或延经甘境。

如前文所述，禹治水的主要作为是对江河川泽的疏通和导滞，建立排水系统，以利于农耕业的发展。这些“工程”实际上只需也只能施行于我国中部和东部的低平区域，不会涉及西北黄土高原。但《禹贡》言禹治水，却重点详述西北尤其是甘肃地区的情况，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如果说《禹贡》内容反映了部落联盟时代人们对我国各主要文化区系宏观认知的话，可以肯定，当时的领导集团对甘肃地区特别熟悉，而且，人们把这种熟悉和禹联系在一起。这一事实充分说明：禹部族的早期活动地域在甘肃。

4．禹对“三苗”的征服

禹还有另一项为人们所熟知的功业，那就是对“三苗”的战争。三苗是五帝时代活动在长江中游地区，与中原部落联盟对抗的一大部族集团，黄帝时即发生过与三苗的战争。据《尚书》记载，中原部族同三苗部族一直冲突不断。尧时三苗曾战败被迁，即所谓“窜三苗于三危”。《史记·五帝本纪》述此事曰：“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帝尧“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舜时又“分北三苗”，继续对三苗实施分化远徙、削弱其实力的政策。至禹时，三苗仍构成威胁，于是禹又发动了对三苗的战争。《墨子·兼爱下》引用过禹征三苗的誓辞：“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封诸君，以征有苗。”其《非攻下》对战事也有较详记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高阳乃命于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为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文字有几处错讹，但大意清楚，言禹征三苗，有神人相助，故获全胜；此后三苗即衰微，而禹由此德治四方，天下安宁。今本《竹书纪年》言“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来朝”。即指此役。

这是一场发生在今甘肃境内的战争，即羌部族与三苗部族的战争。《尚书·尧典》言“窜三苗于三危”，《史记·五帝本纪》言“迁三苗于三危”。《楚辞·天问》：“黑水玄阯，三危安在？”“三危”地望古今争议颇多，主要有二说：一说在今敦煌东南，一说在今岷山附近。⁽⁴³⁾且不说三危在哪里，要之三苗活动于那一带。《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海外南经》言“三苗国”，郭璞注曰：“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强制性流迁在这里被表述为“叛入”，也反映出当时三苗族势仍相当强盛。

禹征服三苗的传说和禹兴起于西羌的传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它们相互应和，告诉我们：以禹为首领的部族，是在甘肃境内发展起来的。顾颉刚先生在论及《尚书·吕刑》称赞禹征服三苗而“恤功于民”，以及《禹贡》纪其事于雍州谓“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时说：“三危者雍州西部黑水之所经也。作乱之民定居西方，恤功之后亦降西方，述其事者又出于西方之族之王者，则此整篇故事必全以西方为其背景可知也。禹在此故事中占有重要之地位，证以禹出西羌之说，其为戎族之先人审矣。”⁽⁴⁴⁾所言甚是。《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把西羌和三苗说成了一个部族。之所以出现这种认识，是因为三苗被征服后和羌族长期杂居而相融，后世遂再无三苗在甘境的族踪。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禹伐三苗的战争，在古文献中还有另一种“版本”，即“德服”说。《韩非子·五蠹》：“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吕氏春秋·上德》所言与此略同：“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而三苗服。”《荀子·成相》也说“干戈不用三苗服”。《淮南子·缪称训》则作了更加义理化的渲染：“忠信形于内，感动应于外。故禹执干戚，舞于两阶之间，而三苗服。”许慎注曰：“三苗畔禹，禹风以礼乐而服之也。”这类记载，不宜单纯看作是儒者为美化舜和禹的虚拟之语，在民间传说中一定存在产生这类记载的文化土壤，而那正是三苗族同禹所属的古羌族趋于融合的史影留存。

夏民族的起源，是学界尚在深入探讨的课题；禹出西羌之说，也还远非定论。夏王朝是以晋、豫一带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禹的治水功业也被认为主要展现在中原及江淮等低平地区，从先秦到汉唐这种认识是明确而牢固的。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却存在大量禹起于西羌，而西羌出自被禹所征服的三苗的文献记载，理应引起我们深思。这类材料并非丰满英雄形象所需要的锦上之花，不会是后世为整齐夏禹事迹而构思出来的曲折情节，而有更大可能是包含史实因素的原始传说。

伏羲、黄帝、夏禹在传说记载中都存在一个源起于西部而辉煌于中原的问题。这种历史处位的变换，不仅反映了部族的转移迁徙，也反映了文化的传播和流向。一种形成规模的文化，不可能世代固守一个地域，它们对外的影响决非单纯的静态辐射，更以族体衍分和流动的方式表现出来。分族的迁移造成不同文化之间更直接、更强烈的交往、渗透、碰撞和融合，从而形成更先进、更具生命力的文化。伏羲、黄帝和夏禹的传说，即寓含着这一历史规律。

【注释】

(1)《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58页。

(2)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页。

(3)见《庄子》的《人间世》、《大宗师》、《箧》、《缮性》、《田子方》等篇。

(4)《闻一多全集》第3册《伏羲考》，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5)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6页；刘宝山：《黄河流域史前考古与传说时代》，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6)王安民：《女娲氏走出神话长廊》，《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7)《闻一多全集·伏羲考》第3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8页。

(8)《水经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王国维校本第569页。

(9)张华、张益明：《历史上的成纪地名与伏羲的出生地》，《丝绸之路》1994年第3期。(www.xing528.com)

(10)张克复、仲兆隆主编：《甘肃的由来·西和县与仇池山》，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

(11)《路史·后纪一》罗苹注引《遁甲开山图》：“人皇起于刑马山提地之国。”《水经·渭水注》：“渭水又东，伯阳谷水入焉。水出刑马之山伯阳谷……”《路史》罗苹注云：“山在今秦州，伯阳谷水出之。”今天水市麦积区东部即有伯阳乡，可知罗苹注之有据。《遁甲开山图》所言“提”字，可训“氐”，“氐地之国”，也正指伯阳谷一带。参见范三畏《旷古逸史·千古人皇说伏羲》（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年）。

(12)《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甘肃史前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13)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14)《大戴礼记·五帝德》。

(15)《史记·五帝本纪》正义。

(16)顾尚之辑：《帝王世纪》，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

(17)《史记·五帝本纪》。

(18)《国语·郑语》载龙化为玄鼋的神话，玄鼋即轩辕。《史记·天官书》云：“轩辕，黄龙体。”《潜夫论·五德志》在叙述了附宝感受电光而孕生黄帝的故事后说他“其相龙颜”。《春秋元命苞》也说“黄帝龙颜”。《山海经·海外西经》谓轩辕之国“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大荒西经》亦曰：“有轩辕之国，其人人面蛇身。”黄帝军队的主帅名“应龙”，黄帝作宝鼎，有龙自天而下载其升仙。

(19)刘起：《古史续辨·我国古史传说时期综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53页。

(20)范三畏：《旷古逸史》，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7～139页。

(21)《史记·五帝本纪》述黄帝在东西南北四方所到之处，“西至于空桐，登鸡头。”《集解》引韦昭曰：“在陇右。”这陇右的鸡头山即笄头山，《括地志》载：“笄头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高县西百里，《禹贡》泾水所出。《舆地志》云或即鸡头山也。郦元云盖大陇山异名也。《庄子》云广成子学道崆峒山，黄帝问道于广成子，盖在此。”所言即今甘肃平凉以西约15公里处的崆峒山，其西部一峰名笄头山，即史言之鸡头山。

(22)刘起先生在《古史续辨》中曾作过扼要介绍。他指出，吕振羽1941年所著《简明中国通史》即认为，夏族是由陕甘地区东进到晋南、豫西的。周谷城1939年所著《中国通史》认为“汉族初为西北瘠土之民，为天然环境所锻炼，战争的能力较大”。范文澜1941年所撰《中国通史简编》主张黄帝族自西来，仰韶文化为黄帝族文化。翦伯赞在1943年成书的《中国史论集》中，以为甘肃史前文化是属于夏族的文化。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则说“黄帝、尧、舜是当时偏于西方的部落领袖，而少昊和太昊是东方部落中的有名首领”。

(23)刘起：《古史续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53～54页。

(24)《拾遗纪》。

(25)《史记·五帝本纪》正义。

(26)《黄帝内传》。

(27)《越绝书》。

(28)《大戴礼记·五帝德》。

(29)《山海经·大荒东经》。

(30)《黄帝内传》。

(31)《新语·道基》。

(32)《太平御览》卷79引《春秋内事》。

(33)《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第23页、32页、346页。

(34)何：《试论禹与鱼凫族的关系》，《周秦社会与文化研究——纪念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35)《左传》昭公元年，载刘子语。

(36)李学勤：《遂公与大禹治水传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月23日。

(37)《国语·周语下》。

(38)顾尚之辑：《帝王世纪》，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

(39)《左传》哀公七年。

(40)《国语·鲁语下》。

(41)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中华书局，1998年，第167页。

(42)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5～59页。

(43)《后汉书·西羌传》曰：“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是也。”注云：“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县东南，山有三峰，曰三危也。”《括地志》亦言“三危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四十里”。《尚书·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郑玄注云：“《地记》曰：三危山在鸟鼠之西南，而南当岷山，又在积石之西，南当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胁。”《太平御览》卷50引《河图括地象》曰：“三危山在鸟鼠山之西南，与汶山相接。”汶山即岷山。《汉书·司马相如传》注引张揖：“三危山在鸟鼠山之西，与岷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陂。”皆与郑说同。敦煌东南与鸟鼠西南二说有异。《禹贡》疏引《水经注》：“黑水出张掖鸡山，南流至敦煌，过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与《括地志》说同。考虑到《禹贡》又有“华阳黑水惟梁州”的记载，故黑水地望实难确定，很可能当时有两条黑水。由于后世多认为“南海”即居延海，所以人们大都把三危和今下游称弱水的黑水相联系。把三危说得那么靠西，很值得怀疑。但不管怎么说三危不会出甘肃境域。

(44)顾颉刚：《九州之戎与戎禹》，《古史辨》（第七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4～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