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马家窑文化及其特点

二、马家窑文化

1．时代、分期与范围

马家窑文化是萌生于甘肃东、中部地区而深受大地湾文化影响的一支新石器晚期的土著文化，因最早发现于临洮县马家窑村而得名。1923年至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受中国北洋政府之聘，任农商部矿政顾问。他在甘肃进行地质考察时，发现了马家窑史前文化遗址，并进行了发掘。当时安特生把这一类文化遗存称之为“甘肃仰韶文化”。这种认识影响很大，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学术界一直使用这一名称；即使在今天，也还有学者主张“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的一个地方分支”⁽⁴⁾。我国史前文化考古事业奠基人之一夏鼐先生，在1949年发表的《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一文中首次将之命名为“马家窑文化”。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正式把甘肃仰韶文化改称为马家窑文化，此名称遂被学术界普遍接受。

据目前已发现的文化遗存分布面看，马家窑文化的地域范围相当广阔，东起甘肃泾川县，西至青海同德县，北入宁夏中卫县，南达四川汶川县，包括甘、宁、青境内黄河及其支流泾河、渭河、洮河、大夏河、湟水和长江水系的西汉水、白龙江、岷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从马家窑文化早、中、晚三期遗存位置变化来看，可发现其分布地域在不断西移。最早的遗存多在渭河上游的天水、武山一带，后来河湟地区成为中心，最后延伸至河西走廊西部。

马家窑文化的大致年代距今5000年～4000年，持续了千年左右。一般分为马家窑、半山、马厂三个类型，基本上代表了马家窑文化发展的前后三个阶段。大量考古发现证明，这三个类型之间存在承袭和递接关系，故也有学者主张称之为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期、半山期和马厂期。

马家窑类型因首次发现于临洮马家窑而命名，年代距今5000年～4700年，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和青海东北部，在甘肃东部泾、渭上游及西汉水、白龙江流域，宁夏南部地区，也有不少遗存。

半山类型因首次发现于甘肃广河县半山而命名，年代距今4600年～4300年，主要分布在陇山以西的渭河上游，兰州附近的黄河沿岸到青海贵德盆地，黄河支流湟水、大夏河、洮河、庄浪河、祖厉河流域，以及河西走廊东部永昌、武威、古浪、景泰等地区。

马厂类型因首次发现于青海民和县马厂塬而命名，年代距今4300年～4000年，分布范围和半山类型大体相同而更加向西伸延，已扩展至河西走廊西部玉门一带。

马家窑文化与大地湾四期文化存在许多相近的因素，在时间上又正好前后衔接，故不少学者认为马家窑文化是由大地湾四期文化发展而来的。但如深入考察它们的文化母元，从总体上把握其文化内涵的种种特征，便不难发现这是两支差异显著的文化。所以，当大地湾四期文化彩陶已严重衰落的时候，而马家窑文化彩陶却正处于蓓蕾初绽的青春期。二者各有其发展规律，并非一种文化脉系的前后递接。应当说，马家窑文化是在大地湾文化强烈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独立性较强的一种地域文化。

马家窑文化虽然发现较早，但大量的考古发掘，却始于20世纪50年代。截至20世纪90年代，已发掘的重要遗址有东乡林家，临洮马家窑，广河地巴坪，兰州市青岗岔、关庙坪、花寨子、土谷台、白道沟坪、曹家嘴、王保保城，康乐边家林，永靖马家湾，永登蒋家坪，永昌鸳鸯池、毛家坪，天水市罗家沟、师赵村、西山坪，景泰张家台，还有青海省的乐都柳湾、同德宗日、大通上孙家、贵德尕马台、民和阳洼坡，以及宁夏的海原菜园村切刀把、曹洼和陕西省的陇县磨儿塬等。

2．文化面貌

马家窑文化聚落一般选择在靠近水源而土壤发育良好的河岸阶地，规模大小不一，大者可达20多万平方米，小的仅有数千平方米。房屋多为浅半地穴式，也有平地起建的，房址平面有圆形、方形、长方形、吕字形以及双间和多间相套等多种形式。吕字形房屋是在方形主室的门外设一方形门斗，中间有过道与主室相通，这种建筑形式在大地湾文化中即已出现。方形和长方形房屋面积较大，通常在10平方米～50平方米之间。室内中部设圆形火塘，屋外附近多有储物之窖穴。如兰州市青岗岔遗址F1房址，长方形半地穴式，东西长7.4米，南北宽6.5米，面积约48平方米，东向开门，室中有高出地面10厘米的圆形火塘，室四周有8个柱洞，据柱洞可复原为长方形两面坡式房屋。永靖马家湾遗址的方形或圆形半地穴式建筑，面积一般在14平方米～16平方米之间，室内有圆形火塘，室中间有一大柱洞，四周或四角各有一柱洞，据柱洞可复原为方锥形四面坡式或圆锥形蒙古包式房屋。房顶可能先用木椽构架，铺以茅草，再在其上抹一层草拌泥。马家窑文化后期房屋已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圆形房屋已很少见。

马家窑文化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骨器次之，也有少量陶、蚌、角器，偶见铜器。石器多为磨制，形制规整，有刀、斧、锛、凿、镰、镞、纺轮、弹丸、网坠、研磨器、磨棒、臼、杵等。据东乡林家、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三处遗址统计，共出土各种质料的生产工具2584件。其中刀459件，占总量的17.76%；锛361件，占总量的13.97%；斧274件，占总量的10.62%。可见刀、锛、斧是当时的主要工具。尤其是刀，不仅数量可观，形制也多样，有长方形、半月形、凹背式、带柄式等。还出现两种质料相结合的复合式工具，如顶端缚木柄的石斧，骨槽内镶嵌薄石刃的刀等，都显示出生产工具制作水平的提高。石刃骨刀的制作工艺相当精细，用打磨光滑的兽骨做刀的基体，在一端竖向刻槽，然后将一侧磨成利刃的细石叶另一侧嵌入槽中，又用一种不知名的黑色黏合剂将石叶胶着固定。这种复合刀具最早出现在大地湾后期文化中，在马家窑文化中已很普遍，成为该文化颇具特色的标志性器物。

马家窑文化青铜刀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在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遗址的房址内，发现了一件青铜短刀（F20：18）。青铜短刀刀长12.5厘米，宽2.4厘米，呈扁体长条形，表面平整，薄厚均匀，柄部短而刃部长，柄部有明显的安装木把痕迹，刀背与柄背连为一体，有一定弧度，刀尖圆钝微上翘，刃部平直，因长期使用而微凹。刀体系用两块陶范闭合浇铸而成，刀刃曾经轻微冷锻或戗磨。经鉴定为锡青铜，测估含锡量6%～10%，碳—14测年经校正年代为距今5000年左右，这是迄今所知我国发现的第一件青铜器，有学者称之为“中华第一刀”。该遗址所出炼铜碎碴表明，此刀铜料可能出自铜锡共生矿的冶熔，依赖于氧化共生矿石的还原，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和尝试性，尚处于青铜业的孕生期。⁽⁵⁾但这是人们掌握青铜性能必须经历的一步，在社会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也说明，中国的青铜制作工艺，是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探索、试验、改进而创造出来的，并非引自外域。在永登蒋家坪马厂类型遗址中，再次出土了青铜刀，形制较东乡林家所出刀有所改进，显示出我国早期青铜制作的持续发展。这些发现无可争辩地向世人宣告：甘肃是中国青铜工艺的故乡，如果把独步世界的华夏青铜业比喻作一棵参天大树的话，它古老的根须最先深扎在陇原大地的黄土层中。

马家窑文化的制陶业空前发达，其后期的陶器数量位居我国史前文化诸类型之首。泥质陶和加砂陶都有，多呈橙黄色或砖红色。器类有盆、钵、瓶、壶、单耳罐、双耳罐、甑、勺、缸、瓮、带嘴锅，以及鼓、铃、埙等乐器，后期还出现了葫芦形罐、提梁罐、人面形壶、人像彩塑壶、斗形器等新器类。制作方式以泥条盘筑法为主，经慢轮修整，胎质细腻，器表多经抹、压、磨、刮等工序。夹砂陶器多饰斜行交错绳纹和附加堆纹，泥质陶器多施彩绘。在马家窑类型陶器中，有的器物上部为泥质陶，饰彩纹；下部为夹砂陶，饰绳纹。这种集两类陶质和两样纹饰的做法，是该类型陶器的一个突出特点。(www.xing528.com)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旋圈纹彩陶壶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神人纹彩陶壶

马家窑彩陶继承了大地湾文化后期的纹饰传统，绘技更加精细，图案个性鲜明，且内彩发达，形成了绚丽而又典雅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发展到半山类型时，彩陶比例骤然增大，占陶器总量的60%以上，最高的如广河地巴坪遗址，占到陶器总量的90%；纹饰也更加繁富，精致悦目的图案满布器表，工艺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早期多用黑彩，中期以后既使用纯黑彩，又多用黑、红二彩相间的绘法；除了绘在器物的口、颈、肩和上腹部外，还常在器内壁施彩，有些器物通体彩绘。主要纹样有漩涡纹、水波纹、弧边三角纹、锯齿纹、网格纹、垂弧纹、弦纹、平行线纹、贝形纹、叶纹、鸟纹、蛙纹、同心圆纹、舞蹈纹、葫芦形网纹、菱格纹、神人纹等，常见的布局方式是用多种纹样组合，以二方连续图案展开。已能利用转轮绘制同心圆纹、弦纹、平行线纹等线条单纯但线距很难把握的纹样。图案活泼多变而又不失规整秀丽，表现出娴熟的构图技巧。彩纹是在器物入窑前绘制的，烧成后附着牢固，不褪不脱。繁盛期的彩陶，器形匀称圆丰，器表细腻光洁，图案华丽，线条流畅。黑彩浓亮如漆，红彩郁艳似虹，充盈着美感。

这一时期的彩陶器型饱满凝重，轮廓曲线柔和，重心降低，最大径在腹中部，高度与宽度大体相若，看上去雍容华贵。还流行一种鸟形壶，器体侧倾似鸟，腹部双耳以象两翼，一侧出扁而短的小鋬代表鸟尾，别有一番情趣。总体上说，器物造型与彩绘纹饰浑然一体。陶器已不仅是日常生活用品，也是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艺术品，被誉为华夏彩陶之冠。

马家窑遗址中常有集中的制陶窑场，陶窑结构和规模都比大地湾后期文化有显著进步。天水师赵村遗址有一处保存较好的窑址，陶窑为横穴式，由火膛、窑室、窑箅三部分组成，窑室平面呈椭圆形，大径1.2米～1.4米，可容纳多件器物，已具备相当可观的生产量。陶窑的火道也有较大改进，多呈叶脉状展通，有的发展为三排九眼，故窑温能大大提高，保证了陶器的质量。制陶业的繁荣反映了农业的繁荣，“有着大量陶器的民族，必然有相当高的制陶业以及与此密切联系的发达的农业，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⁶⁾。

晚至马厂类型后期，彩陶工艺才开始呈现衰颓之势。彩陶数量骤减，器表很少打磨光亮，往往用施一层红色或紫红色陶衣的做法以掩盖器表的粗糙。代表性纹饰也有较大变化，以四大圆圈纹和变体神人纹为主，越到后期纹饰越趋简化，用笔也越粗率。

纺织业在马家窑文化手工业中占据重要地位，石质或陶质纺轮及骨针等工具，普遍发现而且数量众多。如东乡林家遗址即出土纺轮58件，骨针236件。陶质纺轮大小一致，规整匀称，有的还装饰各种几何形花纹。骨针最长的达13.5厘米，短的2.4厘米，均精工制作。遗址中还首次发现大麻籽，当时麻纤维是主要纺织原料。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然闹村马家窑类型墓葬中，紧靠死者的陶器上印有纺织物痕迹，纹理清晰，线条均匀，反映了当时的纺织水平。

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居民过着较稳固的定居生活，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种植粟、黍、麻等作物，渔猎为辅。永昌鸳鸯池遗址M134出土一件大陶瓮，所盛粟按瓮之容积计算可达66.9公斤。在其他遗址中也多见粟的储存，如东乡林家遗址的H19，是一个典型的袋状窖穴，穴深2米，底径2.5米，穴内堆积大量已炭化的稷粒和秸秆，还有稷的穗头被捆成小把，整齐地堆放在一起，积厚达0.5米，据估算，窖中存稷量约为2立方米。这说明粟是当时居民的主要食粮，也反映了农业所达到的水平。陶器中大型储藏器的空前增多，也告诉我们农作物收获量提高的事实。除了稷以外，有些遗址中还发现黍和黍秸，这是仅次于稷的另一种农作物。种植的大麻，其纤维用来纺线织布，麻籽则作为油料直接食用。

家畜有猪、狗、牛、羊、鸡等，以猪为主。生产工具中石镞、骨镞、石弹丸、陶弹丸等普遍而大量的存在，表明狩猎业仍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狩猎对象主要为鹿、野猪、羚羊、田鼠、河狸等，此外也捕食鱼类。

公共墓地多与居住地相邻，墓葬排列不甚规则，有长方形和方形的竖穴土坑墓，有瓮棺葬，还出现了石棺墓和土洞墓。土坑墓最多，一般为圆角长方形。土洞墓多有长方形或梯形墓道，墓门用木棍或石板封闭，平面呈凸字形。墓向有北或西北，东或东南多种形式，有些墓内设二层台。葬具有木棺椁、木垫板和石棺、瓮棺等。木棺有长方形、梯形、吊头形和独木棺等多种形制；石棺是用大小不一的长条形石板围砌而成，但无底板；也有在墓四壁砌石板形成石椁，而将木棺置于其中的套合形式；还有火葬墓，葬具和死者同时被焚烧。葬式有仰身直肢葬、侧身屈肢葬、俯身葬和二次葬。早期有些遗址还存在同性合葬、多人合葬以及母亲与子女合葬的习俗，表明一夫一妻制还没有在葬俗中得到确立。晚期才出现成年男女合葬墓。还存在一种十分特殊的同棺叠压葬，即在同一棺木内人骨架上下叠压在一起，中间不置间隔物。

随葬品以陶器为大宗，主要为生活用具、工具和装饰品，少数墓随葬粮食及猪、狗、羊等家畜。男性多随葬石斧、石锛、石凿等工具，女性多随葬日用陶器及纺轮等，反映出男女分工已成社会性模式。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存在差别，越到晚期差别越明显，有的墓葬随葬品多达90多件，有的墓一无所有。随葬陶器置于棺或椁内的头端或足端，装饰品则多放置在死者颈部、胸前、手腕和足踝处，显示了当时人们佩带装饰品的部位和方式。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马厂类型墓葬中，已存在人殉现象，人们的社会关系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马家窑居民自我美化的意识已十分强烈，各遗址出土装饰品的数量和种类，均远远超过以往的时代。据东乡林家、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青海民和和阳洼坡等遗址统计，共出土用石、骨、陶、蚌等质料制成的各种装饰品4418件，有笄、环、镯、指环、珠、坠、臂饰、钻孔石饰、绿松石饰、穿孔牙饰、蚌壳饰等。其中陶环数量最多。柳湾、土谷台、鸳鸯池、花寨子、地巴坪等遗址的统计数字更为惊人，共出土装饰品29767件。装饰品种类和数量的空前增多，其制作工艺的空前精细，反映了马家窑居民审美意识及艺术想象力的提高，这是精神生活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而丰富的表现。

马家窑文化遗存中出土数量可观的陶质乐器，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如陶鼓、陶铃、陶埙等，不仅造型优美，制作精致，而且饰彩绘，说明了当时人们对音乐艺术的喜爱。在古代音乐史上，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马家窑文化遗存所展示的社会进步程度，达到了甘肃地区进入青铜时代之前的最高水平。综观以上各方面，可以初步作出这样的判断：马家窑文化已开始了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至少发展到晚期即马厂类型时，对偶家庭已相当稳固，父系氏族社会基本确立。以农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经济形态为基础，又以灿烂的彩陶艺术为其文化特征的马家窑文化，在跨时千年的演进历程中，分布地域日渐扩大，显示了甘肃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的趋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