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期文化
新石器时代中期，石器已进化到以磨制为主，并从局部磨光发展到通体磨光。器类也更加多样化，除了斧、刀、锛等传统器型外，铲、耜、锄等翻土农具明显增多，穿孔器已普遍存在。陶器虽仍以手制为主，器形不甚规整，但已渐向轮制进化，出现了慢轮修整技术。夹砂陶的比重在下降，细泥陶渐成主流。形制上也有较大进步，除圜底、平底器外，尖足器、三足器、圈足器等均已成为常见器形。农业已完全进入锄耕阶段，黄河流域广泛种植粟类作物。家庭饲养业中猪、牛、羊、犬、鸡已经习见，猪为最主要的家畜。统一规划的群体聚落形式已基本形成，房屋、窖穴、防护壕沟、窑址、墓地等，都有一定的配置格局，居室结构也开始出现不同的类型，地穴变浅，地上建筑部分比例增大。对于甘肃地区而言，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致时间，距今7000年～5000年，可以大地湾二、三期文化为代表。
大地湾二、三期文化的分布地域，远远超出一期的范围。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渭河、泾河流域，南至西汉水流域，均有发现；而且，时代越晚其分布面越广，大体趋势是由甘肃东部和东南部向洮河流域及青海东部扩延，但泾、渭中上游，仍是其发展的中心地区。重要遗址除秦安大地湾外，有天水师赵村（二、三期）、天水西山坪、秦安王家阴洼、甘谷灰地儿、庆阳南佐、平凉四十里铺、礼县高寺头、武都大李家坪、武山傅家门、宁县董庄、正宁吴家坡、合水孟桥、合水曹家沟、平凉侯家台等处。
综合起来说，大地湾二、三期文化的居民聚落不仅限于河谷地带，已扩展到塬边、梁峁高地和山脚下，无论规模还是分布密度，都大大超过了前一时期。以大地湾遗址为例，三期聚落面积比二期增大了一倍，已达4万多平方米。
生产工具有长方形穿孔刀、梯形斧、宽刃铲、条形凿、浅槽斧、两刃镰、锛、砍砸器、磨盘、磨棒、弹丸等石器，针、锥、凿、镞等骨器，还有多由陶片改制而成的刀、镰、锉、纺轮、弹丸等陶质工具。时代较早的石器虽以磨制为主，但磨制技术比较粗疏，多数器物仅磨砺刃部，骨器也重点在器物刃部或两端作细致加工。时代晚一些的工具制作水平已有显著进步，石器能较多采用切锯和穿孔技术。切锯技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即已出现，但此时应用已十分广泛，因此能扩大器物选用石料的范围，不再受原材料形状的限制，可以制作形体较大而又扁薄宽刃的工具。器物穿孔也已不甚困难，有的长方形石刀的刀身最多达三个穿孔，小型器物磨制已颇精致。有一种平面呈“凹”字形的石斧，斧背琢有浅槽或缺口，应当是为安装木柄而设。这种装有手柄的复合工具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是工具发明史上的一次革新。骨器中箭镞的数量很多，有锥形、柳叶形和带铤式等多种形制，反映了狩猎技术的进步，这在新石器早期是难以见到的。
最需注意的是石刀、石镰和陶刀、陶镰的大量出现，它们的刃部多由两面磨成，有的两侧带缺口，有的穿孔，那是为了缚绳或穿系以配合手握，功用是割取农作物的穗实。收割器的改进和增多，无疑反映了农业水平的提高。
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黍和稷，这是耐旱而成熟期短的作物，不需要很复杂的耕作技术，很早便成为甘肃史前农业种植的主要品种。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牛、鸡等，以猪为主。狩猎对象十分宽泛，有野猪、野马、野牛、黄羊、羚羊、马鹿、水鹿、斑鹿、虎、狍、狸、豪猪、野猫、麝、野兔、竹鼠、岩松鼠、獐、猕猴、雕、鹳等；水族类捕捞对象有鲤鱼、草鱼、青蛙、鳖、田螺、蚌等。这些动物的大量存在，说明当时甘肃东部具备较为优越的自然环境，在较大范围覆盖着森林和草原，山地及河谷生长着灌木和草丛，低洼处分布着众多的湖泊和池塘，植物茂密，动物群繁盛。
制陶业进步最为显著，各个环节的工艺都臻于成熟，无论是原料的选择，器型的塑造，火候的掌握，还是器表的修整，纹饰的绘制，均已非新石器时代早期所能相比。
首先，烧器之窑的结构和规模已具较高水平。较早阶段的陶器，一般采用泥条盘筑法，小型器物用捏塑法，部分器物经慢轮修整；后期出现了轮制技术，许多器物底部留有轮旋切割的痕迹。除常见的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外，还有泥质灰陶和细泥灰陶等陶系。据天水西山坪遗址统计数字，细泥红陶已占全部陶器的68.9%，夹砂红陶占22.2%，泥质灰陶占8.9%。细泥红陶胎细质坚，器表多经磨光，呈红色或橙黄色。陶器种类也较以前增多，饮食器有小平底碗、圜底钵、平底盆、豆、杯等，炊煮器有灶、釜、甑、鼎、粗陶罐等，盛水器有细颈壶、平底瓶、小口尖底瓶等，储藏器有折腹罐、鼓腹罐、瓮、缸等，此外还有器盖和器座。纹饰有绳纹、线纹、刻画纹、戳印纹、篮纹、布纹、席纹、附加堆纹以及镂空和彩绘。绳纹最常见，系用陶拍等工具拍印而成，和细密的线纹一样，多为斜行排列，施于罐和尖底瓶的肩腹部；平行排列的刻画纹，多施于盆和罐的上腹部；篮纹斜行或横行，常与线纹交错而施于瓶和甑上；附加堆纹或作波浪形条带，或作圆饼形的凸饰，附贴在盆腹的两旁；布纹和席纹，是制坯时以麻布或草席为垫而形成的印痕。
大地湾二期文化彩陶盆
大地湾三期文化彩陶权杖首
彩陶在陶器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色彩以黑色为主，其次为紫红色或深褐色，也有少量红彩，多饰于碗、钵、盆、罐等器物的上腹部或盆沿上，内彩较少见。常用纹样有圆点纹、斜线纹、回旋勾连纹、叠弧纹、凸弧纹、三角纹、网格纹、波折纹、弧边三角纹等。以几何形图案为主，也有许多动物、植物的肖生纹样，如鱼纹、蛙纹、鸟纹、猪面纹、兽面纹、花瓣纹、豆荚纹等。彩绘由以直线为主旋律演化为以曲线为主旋律，构图多变，布局巧妙，线条流畅，极具观赏性。有些动物纹饰，如鱼纹由写实性造型逐渐抽象化为几何图案，演变脉络非常清晰，生动地昭示出几何纹图案同大自然的关系。这一时期的彩陶艺术风格，对后来的彩陶工艺影响非常之大，被视为我国彩陶工艺巅峰的马家窑彩陶，就是在大地湾二、三期彩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www.xing528.com)
正如新石器早期彩陶出现彩绘符号值得关注一样，新石器中期彩陶上出现的刻画符号，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刻画符号的种类和数量，都比以前的彩绘符号增多，其中部分刻画符号是对彩绘符号的承袭。它们大多刻画在彩陶钵口沿外侧的黑色宽带纹上，少数刻画在陶钵底部或其他部位，大都是在烧制前刻画在陶坯上的。在秦安大地湾遗址和王家阴洼遗址中，都有刻画符号彩陶发现，那些符号直到新石器晚期还被继续而且更加普遍地使用，种类和数量都有增长趋势。
除了制陶业之外，家庭手工业也在向前发展。如纺织、缝纫、皮革加工、植物编织等工作，都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狩猎活动提供了大量兽皮，那是人们冬季不可缺少的御寒物，陶锉就是用来加工皮革的。纺织原料则取自野生的麻类植物，要经过水沤、剥取、漂洗、晒干、梳理等过程，然后用纺轮捻成线，用原始的织机织成布，再用骨针缝制衣服。某些陶器底部存留的纺织品印痕，向我们展示了经纬线相交所达到的密度，已接近后世的粗麻布。某些陶器底部存留的席纹印痕，则告诉我们当时的编织方法有经纬编织法、辫结法、缠结法等，编结纹样有十字纹、斜行纹、格子纹、棋盘纹等，所用原料可能是芦苇、竹子之类植物的茎片。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址，在许多地区分布相当稠密，各自形成一个聚落群体，每个群体都包含着不同规模的若干聚落，部族中心聚落可能已经出现。已发掘的大地湾二期文化第四区，便是一处较典型的聚落，周围有壕沟环绕，西边是墓葬区，中心是居住区、制陶区和窑址。居住区有大小不等的房屋数十座，最规整的F301处于中心位置，其他所有房屋的门都朝向它，估计它可能是氏族首领的住房。这样的聚落结构和规模，反映了母系氏族公社的居住状况。
和聚落形态相适应的房屋建筑，也有了发展。虽然仍以半地穴式建筑为主，但已出现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等多种形制，而且圆形房屋逐渐减少，地穴变浅，地面建筑增多。房内空间也比新石器早期增大，面积一般为20多平方米，大一些的可达百余平方米。除大量存在单间居室外，还有双间和多间相套成组的建筑格局。建筑技术也在相应地提高，施工程序已趋规范化，通常包括以下步骤：先选择房址，清理杂物，平整地面，随后划定房基范围，挖掘房穴和门道，再贴穴壁挖洞栽置木柱，架椽盖顶，接下来便是修整、涂抹墙壁，铺垫、硬化居住面，最后还要对墙壁和地面进行烧烤，以起加固和驱潮的作用，故房内四壁和地面多呈红色或青灰色。房间中部设有灶坑，灶坑周沿常加筑灶圈。房址周围一般都分布着窖穴，形状和新石器早期差不多，有锅形、袋形、桶形几种类型，但容积却比以前增大，一般口径在2米～3米间，大些的可达6米。穴壁及穴底都经修整，有的还敷一层草拌泥，穴内的出土物也较丰富。这都反映出生产力及物质生活的提高。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墓葬，仍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要墓式，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屈肢葬和二次葬。二次葬的数量比以前有所增加。对儿童继续使用瓮棺葬，大都瓮钵相扣，埋在椭圆形竖穴土坑内，多数竖放，少数斜置，个别的横陈。各种墓向都存在，但以西、西北和西南向居多。有氏族公共墓地，但房址附近也有零散的墓葬。合葬墓为母子合葬及成年同性合葬。有的在墓坑一侧向外掏椭圆形或圆角方形的穴坑，以放置随葬品。
随葬品以陶质生活器皿为主，数量相差不多，一般4～5件，未反映出明显的贫富分化现象。随葬陶器的基本组合是钵或盆、罐、壶、葫芦瓶等，也随葬斧、刀、锛、磨盘、弹丸等石器，或刀、锉、弹丸等陶具以及各种装饰品。纺轮、骨针等物，多出现在女性墓内。大地湾二期墓葬中，还存在妇女厚葬的习俗，反映出当时妇女所处的主尊地位。这一时期的装饰品，更加丰富多彩，有陶环、骨珠、骨管、骨笄和形式多样的石饰、牙饰及蚌饰，制作精美，多有穿孔。装饰品的进步，在陶环上表现最突出，不仅有灰陶、红陶、彩陶多种颜色，而且有剖面呈方形、圆形、三角形、椭圆形、五角形等各种形制。天水西山坪遗址出土一件陶环，直径13厘米，环面彩绘直角三角形纹，胎质细腻，加工精致，是一件出色的史前艺术品。此外，骨笄的出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盘发方式，在民俗学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所达到的高度两方面考察，甘肃地区新石器中期文化比早期有较大进步，已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期。
【注释】
(1)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可参阅祝中熹《伏羲女娲传说与甘肃远古史·余论》（《甘肃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63～365页。
(2)郎树德、贾建威：《彩陶》，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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