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自然环境对社会进步的制约

三、自然环境对甘肃社会进步的制约

客观地分析、评价自然环境对甘肃历史发展的影响，在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其制约社会进步的消极作用。

地形、地貌及所处纬度等复杂的自然因素，导致甘肃地理环境总体说来不够理想，适宜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地带比较分散，且范围都不太大。在人类成长的早期，人们从依赖采集、狩猎为生向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业过渡的阶段，在群体成员数量尚少而易采资源比较丰富的情况下，范围较小的生态环境足以维持群体生活的需要。而且，相对艰苦的生态条件更能激发人类的生命力。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论述过的那样，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挑战和反应产生的结果，人类最早的文明都出现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²⁾人们在适应、改造艰苦环境的斗争中，不仅提高了技能，发展了生产力，也增强了智慧，磨炼了意志和品质。这也正是上古时期甘肃先民所具备的优势。

然而，同样的地理环境在不同时代所起的作用却全然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农业、畜牧业以及家庭手工业逐渐成熟之后，人口迅速繁衍，消费和交换的需求日益增长，小生态环境内有限的能量资源就会越来越紧张，经济进化的步伐随之放慢。此时，自然条件中那些不利因素，诸如海拔高、山地多、气温低、降水量少、可耕地面积狭小、塬面易被冲割、水土流失严重等等，将日益强烈地突现出来。尤其在气候出现较大变化的背景下，原来的生活模式难以为继。一些先进的、强大的族体被迫向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转移，原有的群体聚落或者消失，或者走向衰落，社会演化进程必然趋于滞缓。这是在中原地区已经进入文明期之后，甘肃未能形成导致国家产生的大文化的重要原因。

距今4000年左右地球上出现过一次持续了约200年的低温期。⁽³⁾这个“新冰期”导致甘肃地区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推测年平均气温下降约3℃～4℃，地带性森林南离或下移，植物群中耐寒耐旱品种剧增，大部分高原被草原和荒漠草原占据，古土壤发育停滞，西北方的风沙再度活跃，高山地带冰川向前推进，湖泊水位下降，降水量明显减少，喜暖动物如苏门犀、苏门羚等连同熊、虎、豹、鹿等一起消失。甘肃东部地区，在全新世温暖期发育起来的锄耕农业，因这次新冰期的到来而受到严重摧残。那时黄土疏壤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粟类，而粟类作物对气候变化相当敏感。持续的气温下降和雨量减少，使粟类作物只能在水位较高的低平河谷种植，这显然难以满足已经习惯于依赖粟类的众多人口的需要。

新冰期延续了近200年，以粟类种植为支柱的锄耕农业所必需的雨量与温度条件逐渐丧失，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形态趋于萎缩。分布面十分广阔、农业曾经相当繁荣而且已进入青铜时代的齐家文化，就是在这种生态环境大变异的情况下衰落的。伴随齐家文化的衰落，甘肃境内兴起了一些规模较小、来源复杂的地域性文化，如四坝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等，它们各自独立发展，但却有较大共性，组成了甘肃地区原始社会后期青铜文化多元结构的格局。这些地域性青铜文化，大都属于以养羊业为中心的游牧经济，至后期才渐向农业、畜牧业并重的形态发展。它们应当是史前人类群体适应新生态环境的产物。⁽⁴⁾

这种以游牧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地域性文化，其生产性质和聚落规模，都决定了其社会发展的落后性；经济形态所含较强的共性，抑制了群体间的产品交换，而地理条件又加重了各自相对封闭的状态。这一切都导致这些分散的青铜文化未能相互融合、促进，最终形成一个具有核心性和开拓性的主流文化。它们普遍显示出社会机制滞缓乃至倒退的迹象。制陶业显著衰落，青铜制品量少形简，工艺粗糙，且多为小件器物、武器和装饰品，不见大型容器，未能明显超越齐家文化已经达到的青铜业发展水平。随葬品也简单、贫乏，反映出物质生活的相对低下。

人口减少，聚落缩小，经济形态退化，这都必然影响社会组织结构的演变，在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方能孕育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失却了构建成长的土壤，以城市机制为中心的国家形态也就不可能产生。已经接近文明大门的历史脚步，忽然停了下来。而此时的中原地区，却正在完成着一次划时代的飞跃。在繁荣的农业经济哺育下早已形成的、分别以泰山和华山为中心的两大文化区，在经历了长时期的交往、碰撞、融会、同化之后，终于形成了国家，出现了我国文明时代的第一个王朝——夏。甘肃地区的社会发展，由此和中原地区拉开了差距。可以说，生态环境的恶化与地理条件的局限，使甘肃地区在全新世昌盛起来的新石器文化，未能与华夏文明中心形成的壮阔旋律相呼应，而被时代的车轮远远甩在了后面。

甘肃的自然环境除了造成华夏文明形成期甘肃历史演进同中原地区脱节之外，还导致省境东部与西部发展的严重失衡。

晚近地质时期的喜马拉雅构造运动，使甘肃西部地势持续抬升，海拔普遍较高。祁连山地、阿尔金山地、北山山地高耸而寒冷，其它地区则多为沙漠戈壁，贫瘠而干旱。即使在第四纪的间冰期气候略呈温和时，高山、戈壁及荒漠型植被状态，也都不适宜人类生存。河西走廊内虽零星散布有小片绿洲，但其面积和稳定性都不足以支撑人类群落的繁衍发展。所以，在甘肃西部很难找到早期人类活动的踪迹。晚至新石器时代后期，西部的一些内陆河流域才开始出现游牧文化群体，但其社会始终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

而甘肃东部情况则全然不同。陇东黄土高原上南北走向的六盘山、陇山山系，使夏季季风带来的雨量更多地降在陇山东侧，在冬季它又遏阻了西伯利亚冷空气东进的势头，这样便在陇东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温暖湿润的小气候区。黄土层壤面疏松，肥力较好，植被茂密，脊椎动物群活跃，河流阶地发育完善，而且塬高涧深，地形多样。这种种因素都有利于早期人类的生存发展，甘肃旧石器文化遗存绝大多数发现在陇东并非偶然。(www.xing528.com)

陇南地区虽多山地，但位处我国阶梯地形的过渡带，属长江流域，水系较密，纬度偏南，降水量比较充沛。区内山地、丘陵、河谷、盆地错落相间，森林广布，植被条件优越，所以，虽无大规模的连片耕地作为主流性大文化的活动舞台，却到处散布有宜农宜畜的小气候环境，其河谷阶地一直是新石器时代多种文化类型群落的分布区域。陇南地区后来成为众多民族交接错居之处，缘由也在此。

甘肃东部与西部发展的不平衡，除了生态环境方面的因素外，也和各自的地理位置有关。甘肃东部北与宁夏回族自治区邻接，东与陕西省交界，南同四川省接壤，虽有陇山、秦岭、岷山的一些支脉阻隔，但山间河谷通道甚多，很早以前就存在和宁夏、关中、汉中以及巴蜀地区的联系，是最有条件率先接受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巴蜀文化乃至楚文化影响的地域。尤其是同关中地区的联系，对甘肃东部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关中地区既是商文化西传的主渠道，又是周文化的大本营，甘肃东部就是因为深受商、周文化的影响，所以才被较早纳入华夏文明总体系之中的。这里不仅和关中地区同属农耕文化圈，而且出现了一批臣属于中原王朝的小方国，它们开拓、繁荣了甘肃东部的经济，并培育了对华夏文明的向心力，成为在文化上、精神上和行政关系上，把我国西部地区同中原王朝连接起来的桥梁。而甘肃西境的地理邻接区则多为沙漠荒原，只在生态环境较好的地段，活跃着一些牧猎部族。当中原文化已开始主导甘肃东部社会发展的时候，甘肃西境相邻地区却不存在一种先进文化能对周边发生引领性影响。甘肃西部的地域性青铜文化长期处于分散的游牧状态，直到西汉才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上述种种因素决定了甘肃的历史地位。在史前期，它不可能成为具有强大凝聚力的诸种文化融会的中心区域，不可能经过军事民主制阶段的部族组合形成部落联盟；在文明时代，它不可能成为经济上举足轻重、文化上影响巨大的政区，而始终被视作民族复杂、各方面发展滞缓的僻远地带。在封建社会中期以后我国政治、经济重心逐渐东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历代王朝很重视甘肃，那主要不是由于甘肃的经济、文化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而是基于国家利益攸关的一些特殊需要。比如说，甘肃位处西北中心，军事上具有控制西北防务的战略意义，于是在甘肃境内修长城、筑塞障、设烽燧、兴屯田。甘肃是诸多民族聚居之地，又和我国西部三大民族省域内蒙古、新疆、西藏邻接或靠近，在甘肃建立的民族事务机构以及所推行的民族政策，对于稳定全国民族关系大局，保持西部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甘肃河西走廊，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天然渠道，它不仅肩负着中外物资交流的商业任务，也是中国政府加强同西域各国的联系、传递外交信息的国际通途。此外，甘肃的畜牧业向来发达，许多地区水足草美，是优良的牧场，可以辟建大规模繁殖马匹的基地；古代马匹是“甲兵之本，国之大用”，从西周到清代，甘肃地区一直保持着为国家育马、供马的传统。沿袭日久，便形成了一种历史定位，甘肃地区的发展，也便被局限于这种定位的格式之中。它们既是甘肃可引以为自豪的特色，又是甘肃经济、文化难以和全国同步发展的根源。不得不说，长期以来，这种局面把甘肃置于一种地位特殊但却相对落后的境界。这种局面当然不是人为的设计，实乃王朝政体下的现实需要，而归根结底还是由甘肃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所决定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1页注文。

(2)汤因比：《历史研究》第7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3)任震球：《行星运动对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影响》，《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81年。张景文等：《C14年代测定与中国海陆变迁研究的进展》，《第一次全国C14学术会议文集》，科学出版社，1984年。周尚哲等：《中国西部全新世千年尺度环境变化的初步研究》，《环境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

(4)水涛：《论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和经济形态转变与环境变化的关系》，《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