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古文化的滋育与自然环境

二、自然环境对甘肃古文化的滋育

甘肃境域是我国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带，山地起伏，岭塬绵延，深谷纵横，塬虽高而少见阻断，峰虽叠却有路可通。而且，省境东毗关中，西接中亚，北临蒙古草原，南连巴山蜀水，长达千余公里的河西走廊横贯其西，在陇东、陇南和走廊西部，均天然存在着多条通联外域的孔道。甘肃地理特点，对于甘肃古文化的孕生及后来的历史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在人类成长的幼年期，甘肃地区不仅是原始人种的迁徙通道，也是不同经济结构文化圈的切合部。甘肃泾渭流域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系蒙古人种，与内蒙古河套人、北京山顶洞人等同源；出土的大量旧石器类型样式及制作方法，也基本上都属于同一体系。这表明远古时代甘肃东部的自然环境适宜于早期人类的生存繁衍，而且并不十分封闭，在旧石器时代即已存在境内外的族群流动。演进至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牧猎文化，在省内不同地域的不同生态环境中各自发展，并相互影响，形成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互补的局面。大致属于农业文化圈的甘肃东部，同农业高度发达的关中地区关系紧密，在文明时代成为连接甘肃与中原王朝的牢固纽带。大自然神工造就的河西走廊，更与华夏文明血肉相连，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陆通道。它是玉石之路、丝绸之路、佛教东传之路，更是历代王朝加强西北边防、巩固多民族大家庭的国运之路。它所承负的历史重任，使甘肃地区在中国版图上长期居于特殊而显要的地位。

复杂特异的地理形势，种属纷繁的土壤植被，地区差别巨大的气候水文，为甘肃塑造了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不同的地域类型，发育着许多各具特色的生态环境，使古代人类有了多样化的活动领域。

从经济价值方面说，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是并存的，如祁连山地，它是青藏高原东北方向隆起的最大边缘山系，阻挡了印度洋北上的温暖气流，高耸而寒冷、不适于人类群体的生存；但祁连山脉面迎东亚季风，年降水量相对较大，其雪峰、冰川的融水，是甘肃省内陆河的主要水源，河西地区繁盛的农业和畜牧业，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祁连山。又如黄土高原，太阳辐射极其强烈，加重了干旱的威胁；但阳光辐射同时也蕴藏着光能潜力，足量的优质光有利于农作物蛋白质含量的提高和糖分的积累，这又正是人类生活所需要的。再如陇南山地，群山绵延，坡陡沟深，可耕地面积相当有限；但该区位处长江流域，气候相对温暖湿润，降水较为充沛，且河流密布，形成许多规模不大却水土肥美的河谷川原，农畜并宜。

多样化的生态环境，为古代人类群体提供了丰富的可选择性生存资源，这是甘肃境内早期人类活动遗迹有较多发现、考古学文化类型异彩纷呈的重要原因。

远古时代甘肃地区的自然条件几经沧桑，但我们最关注的是离我们最近的新生代第四纪（约始于300万年前）时的情况，因为人类就是在这一地质时期出现的。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也是包括甘肃在内的全球自然界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的时期。有一些变化，对甘肃自然条件某些特征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如地球史上第四次大规模冰川活动，气候明显变冷；喜马拉雅剧烈构造运动，加快了青藏高原的隆升；强劲季风的持续搬运，形成了巨大而深厚的黄土高原等。地理形势和气候诸方面的变异，必然导致植被面貌的改观和生物群的演化。但第四纪时的甘肃仍是我国北方哺乳动物的重要分布区，尤其是甘肃东部。

第四纪早期也即早更新世，陇东地区属温带干旱草原气候，黄土层已普遍存在；陇南地区属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都比较适宜于哺乳类动物的生长。从发现的动物化石来看，气候转冷后虽然南方类型的古老种属已大部灭绝，但还残留着一些第三纪的属种，如剑齿虎、爪兽、长鼻三趾马等；又新出现了一些其他地区较为少见的属种，如桑氏鬣狗、三门马、步氏大角鹿、山西轴鹿、中国羚羊、古中华野牛等；而许多现代属种如象、马、犬、熊、羚羊、羊、牛等，则已大量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和政县所出动物化石中，有一件猴子的下颌骨，这是我国西北地区灵长类化石的首次发现。

中更新世时代，甘肃地区气候进一步干冷，但在间冰期气候向温暖湿润回转，动物地理区划大体保持了以前的格局，甚至不少南方动物曾迁徙至此，如在河西走廊发现过诺氏古菱齿象化石。陇南地区出土的哺乳类化石同南方动物群属更为接近，南方中更新世典型动物之一的东方剑齿象，在陇南地区发现有10余处化石点。陇南地区和兰州地区也有许多古菱齿象的化石点被发现。这都表明中更新世的某个时段内，甘肃东部和中部曾出现过亚热带型气候，雨量充沛，温度适中，森林遍布，河流宽缓，非常适宜古象的生存。这种生态环境，也同样适宜于早期人类的栖居。(www.xing528.com)

早在1920年，法国神甫、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就曾在华池县更新世地层中发现过旧石器，那是我国旧石器文化遗存信息的首次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在泾川县太平乡的中更新世地层中，发现了一处基本上可以确认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出土了不少打制石器。遗址位处塬顶断崖间，十分隐蔽。陇东和陇中正在发育着的黄土地貌，以及穿插其间的梁峁与沟涧，黄河及其一级支流洮河、湟水、渭河、大夏河、清水河和二级支流泾河、马莲河、葫芦河、耤河等河流沿岸发育的多级台地，对于以采集和渔猎为生而群体规模不大的早期人类来说，是较为有利的活动地域。

晚更新世时代，我国北方气候冷暖变换幅率更加明显和频繁。在经历了4个冰川期和3个间冰期之后，广泛存在冰川和冰川周缘的沉积。动植物为适应自然界的巨变而加快了发展演化。甘肃地区由于具有高海拔特征，气候变化的总趋向是越来越寒冷、干燥。这一时期省境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点，分布范围比以前广泛，东起泾河流域，西到肃北霍勒扎德盖，南至徽县盆地，北达民勤县境，大致在六盘山两侧的黄土高原范围内，到处都有发现，至少有四五十处。而且，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具有西北特色的河套大角鹿动物群和野马动物群。动植物化石表明，当时甘肃北部一些地区，已经是荒漠草原，而南部还保持有茂密的森林，东部和中部则已是以草原为主而夹有森林草原型的景观。和脊椎动物化石点分布较广的情况相一致，这一时期甘肃古人类的活动踪迹也在进一步扩展。许多脊椎动物化石点发现人类的遗存，显示那些区域已经成为早期人类的栖居地。

在泾川县泾明乡的牛角沟，不仅发现了打制石器，而且发现了晚更新世地质时代一件完整的人类头盖骨。这是甘肃境内古人类化石的首次发现，是陇原大地滋育早期人类生存发展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

环县虎洞乡刘家岔遗址，是甘肃迄今发现的最大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石器类型多为用于分解动物的切割器和刮削器，而同时出土的动物化石中以披毛犀数量最多，有些是幼年个体。披毛犀很可能是刘家岔人狩猎的主要对象。当时陇东大部分地区是稀树草原型环境，气候寒冷却比较湿润，塬面地形已为冲沟切割，塬上有宽阔的草场，而沟谷洼地则形成浅湖沼泽，耐寒并以草食为主的脊椎动物如披毛犀，到处可见。它们既为刘家岔人提供了丰富的肉食，又提供了御寒的毛皮。同地还发现了一柄鹿角做的鹤嘴锄，这种在新石器时代广泛用于原始农业的工具，此时的功用大约是挖取某些植物的可食用块茎根实。对于疏松的黄土来说，它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这表明，陇东地区早期人类在从事狩猎活动的同时，也在从事着采集业。刘家岔早期人类遗址的栖居之处，并不像后来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群体那样，喜择河岸台地或近水的山坡，而是选在高塬深沟之中。这显然也是陇东特殊的自然环境使然，塬崖之下，幽涧之坳，既能躲避猛兽的侵害，又可减少严寒与风沙的侵袭。

第四纪的最后阶段，即距今1万年左右的全新世，冰期结束，全球气候转暖。在以后的几千年间，尽管仍多次出现过冷暖波动，但幅度并不太大，气候总的来说朝温暖湿润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距今8000年～4000年这个时段，被称作“全新世大暖期”。对人类来说，这是气候最适宜的一个阶段，人类文明由此进入快速而持续的发展期。缓慢延存了约2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结束，以陶器的发明和农业、畜牧业出现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开始。

甘肃西部山地冰川后退，雪线上移，河流水量增大，下游能够形成湖泊和绿洲，出现小片灌丛和林地，荒漠景观发生变化，生态环境已渐适于人类居住。而东部的情况更为优越，年平均气温估计约8℃～10℃，年降水量估计在500毫米～600毫米之间，地表土壤肥沃，植被茂密，河流湖泊众多，水量充足，高原、山地和沟谷也都有森林生长，出现了大量喜暖动物，人类生活群落也已有更广泛的分布。平坦而疏松的黄土堆积面，以及水土肥美的河谷川原，极有利于锄耕农业的发育，许多古文化遗址中发现有数量可观的窖藏粮食，显示了种植业的发达；草原广阔、水草茂盛的植被条件，又使畜牧业和饲养业具备了经营优势，墓葬中盛行随葬猪、羊、狗等家畜的习俗，即是很好的说明。

上限距今将近8000年的大地湾文化，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繁荣起来的。据古植物孢粉分析，当时大地湾一带植被为落叶阔叶乔木，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出土动物化石的种属中，不仅有红白鼯鼠、苏门犀、苏门羚羊等亚热带地区的动物，还有猕猴、熊、虎、豹、象等。除了大地湾遗址外，在泾河、渭河、西汉水流域的许多河谷阶地上，都可以找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许多遗存已表现为规模较大的聚落。今天水市西部渭河支流耤河北岸的师赵村和南岸的西山坪村两处遗址，时代属全新世中期。遗址的植被孢粉分析显示，草本植物花粉占据绝对优势。在遗存后期层面中，禾本植物花粉含量明显上升。这反映出该地区的史前居民已有较为发达的种植业。

大约距今4000年左右，又出现了一次对甘肃地区生态环境影响巨大的寒冷期。但甘肃境内的古文化群体还是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在适应寒冷环境的前提下，继续向前发展。在大地湾文化之后，历经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繁荣，最后演变为一系列地域性的青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