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及影响

一、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整个物质世界运动发展过程的一部分。人类生活，包括人类自身的生存繁衍，以及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都离不开一定的地域、阳光、空气、温度、雨量、土壤、河流、动植物资源等等客观条件。人类是自然环境的产物，是依赖自然环境而存在的。

自然环境不仅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必需的物质，而且熏陶、锻炼人类的意志和品质，为人类智能的开发和进化，构设着壮阔的场景。因为人类和动物界最大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类并非单纯、被动地适应自然环境，而是能不断探索自然规律，努力去利用环境，改造并支配环境。从消极地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到有目的地劳动生产，创造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人类沿着智能化与社会化的途径，跨进文明时代。人类学会制作和使用石质、木质、骨质、陶质乃至金属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并不断改进它们，提高它们的功效；人类从栖居于崖洞岩穴，进化到建筑房舍；从采集植物果实，掘取块茎，进化到垦土播种的农耕生产；从猎杀走兽，捕捉鱼禽，进化到饲养牲畜。归结起来，都是在适应环境进而改造环境。与此相应，人类自身也在经历演变：不仅确定了直立形态，完成了上肢与下肢的分化，而且双手越来越灵活，大脑越来越发达，语言越来越完善，谋生技能越来越精巧，种族群体越来越繁衍，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

人类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己，形成了人类特有的文化；又凭借这日益进步的文化，继续对环境作新的开发和利用。人类的存在与发展，其实就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和谐无间的过程；人与人的关系即人类的社会性，也是在上述过程中建立起来并为这个过程所制导的。人类就是这样书写着自己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只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¹⁾

一个人类群体在某一地域是否能够生存，生存的质量如何，群体繁衍的规模和速度，都受那个地域物质和能量供应的支配。换句话说，作为生态循环物质形式的环境，其状态和变化，都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比如说一个地区气候的持续变冷，许多植物便会消失，一些食草动物趋于灭亡，部分食肉动物种群将随之衰减或者迁徙。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该地区的人类群体的采集和狩猎，就要面临困境；即使已经发展到农业和畜牧业阶段，其生产也会遭到严重威胁，使人们陷入食物匮乏的境地。食物来源的减少，势必引起人们行为的改变。人们被迫要调整谋生方式，变更食物结构，寻找新的食物来源，改进或发明新的生产工具；如果食物短缺情况十分严重的话，人们还可能离弃故土，到他处去选择新的居地。总之，环境决定着人类的命运。

即使自然条件没有发生突然变化，一个具体环境内所能提供的食物量即其“供养力”，也是有限度的，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群体的规模，要受这种供养力的制约，人们的生活模式，也会因供养力的不同而变异。反过来说，人们也可以通过增强自身能力、优化社会结构、提高生产技术等手段，发掘环境的潜能量，增多食物来源，扩大供养力。不过，这种进取性和能动性，只有在环境所允许的范围内，只有在不违背生态循环系统的前提下，才是有效的。(www.xing528.com)

环境对人类的影响，还表现在群体与群体的关系上。一方面，如果两个群体所处地域的生态系统不同，各自的生存方式不同，创造的财富也便不同，这样，彼此的产品便具互补性，能满足相互需要的产品交换，便会在群体间发展起来，从而密切着群体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地域环境差别所形成的不同生活模式，有时也会导致群体间的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等领域的差异和冲突。尤其是当区域内生态系统有限的“供养力”已严重遏制着群体的繁衍时，群体必然向外扩展，而扩展到一定程度，就要会威胁、侵犯相邻群体的利益，群体间便会频频出现矛盾纠纷，乃至发生战争。

正因为自然条件对人类群体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如此之大，所以古人非常注重对居住环境的生态保护。《诗经·大雅·公刘》被视为周民族早期的一篇诗史，它描述了周之先祖公刘率领部族由“戎狄之间”（今甘肃庆城县北部）迁往豳地（今甘肃宁县、陕西旬邑一带）的情景。诗中用大量篇幅记叙对居地的选择：“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冈，乃觏于京”，“既溥既长，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要眺望原野的开阔度及丘陵的高低，要考察泉源的多少与泉水的流向，要测量山坡的向阳面、背阴面和晚照的长短，要计算可耕地面积并估量农作物的收获，要权衡塬涧的距离和涧的宽度，总之要观察、分析、判断该地区是否适于部族生存，是否能容纳族体的生息繁衍。此诗生动地反映了先民对生态环境巨大现实意义的认识。至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古文献中记载更多。据《周礼》、《左传》、《礼记》等书可知，先秦时期政府对山陵、川原、森林、河流、湖泊、沼泽、浅海等不同区域，都设专职官员守护、管理，对树木的斫伐、灌丛的焚烧、果实的采集、走兽的猎杀、禽鸟的网取、鱼鳖的捕捞、卵类的拣拾、食盐的晒煮等等，在时间和数量上都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这样才不至于严重破坏生态循环系统的平衡，才能保持食物来源的持续性。

成书于西汉前期的《淮南子·主术训》，对合理利用并积极保护生态环境，有一段具体而全面的表述：

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麛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罝罦不得布于野；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鷇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

这是人们适应环境、改造环境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古人早已深切地认识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同生态环境融为一体的，只有顺从大自然的规律，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万物才能盎然，人类自身也才能康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