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宋夏金元卷-丧葬习俗与其他习俗

三、丧葬与其他习俗

（一）葬俗、葬具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可知，这一时期，甘肃地区的丧葬习俗主要以火葬、土葬为主。土葬，即建坟。火葬，唐时党项羌人“死则焚尸，名曰火葬”^[19]。显然，火葬是党项人的原始葬式。至西夏建国后，原始的火葬习俗受佛教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繁缛铺张新的火葬形式。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记载了沙州（治今甘肃敦煌）地区信仰佛教居民的“葬礼一般在城外举行，实行火葬”，他们在殡葬过程中，“用某种树皮制作的纸，为死者绘制大批的男女、马匹、骆驼、钱币和衣服图形，与尸体一起火化”^[20]。这种火葬的特点是尸体与灵柩一块焚烧，而且礼仪复杂繁琐。

土葬，却是将骨灰用土围埋，是土火两种葬俗的结合。1977年以来，在甘肃武威市西郊发现的七座西夏墓葬，即是几种葬俗的融合，颇有特色。其中六座是小型单室砖室墓，长方形或近似长方形，面积只有一平方米，最大的也只有两平方米。均为火葬墓，有木制骨灰盒，有木板画等随葬品，均为官宦或有钱人家的墓葬。另一座无墓室与随葬品，只有一件装有骨灰的黑釉瓷瓶，应是穷人墓葬。从这些墓葬的位置、题记、出土文物来看，武威西郊是西夏时期的墓地或汉人墓地，墓主人可能均为汉人，多是夫妻合葬墓。有钱人建有墓葬室，有精致的骨灰盒与表现尊贵社会地位及其生活的木板画与其他用具，穷人则只能是一件粗瓷器收藏骨灰。但同时，有些墓葬又有塔葬的因素，反映了多民族文化的交融。

荩莫高窟第454窟东坡南侧少数民族坟墓（宋）

西夏的骨灰盒，形式多样。有佛塔式的，名为“缘塔”或“灵匣”，有八边形的，也有六边形的。武威市出土的“木缘塔”通高76厘米，由塔座、塔身、塔顶、塔刹四部分构成。塔身上书写黄色的梵文陀罗尼和汉文陀罗尼（佛教咒语），塔身顶部绘有斗拱图案，塔顶八个边上下都绘有云气纹，中间各有朱书梵文一字，塔刹底座周围绘卷草纹，上有两道相轮。还有棺椁形，也有多种样式，第一种为上大下小的梯形，左右两帮壁外绘有彩绘，里面则分别写上汉文纪年和六字真言，还有一块木板上写满西夏文。第二种也近似梯形，但棺盖为圆弧形，两侧带有把手。第三种除棺身、棺盖外，还有底座，棺盖圆弧形，前端雕成云头，后端雕成连弧形。棺盖长于棺身，下端镂雕两个壶门图案。

甘肃出土的金代砖用墓室与漳县汪世显家族墓葬群，均表明至金、元时甘肃已盛行土葬。

（二）“传箭”、“和断”与“盟誓”

吐蕃是以部落形式聚族而居，部落内部有较高的凝聚力，而各部落之间，其俗多有世仇，不相往来。一旦遇有战斗，“则同恶相济，传箭相率，其从如流”^[21]。“传箭”是吐蕃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进行联系的一种简捷易行而且独特的方式。“传箭，番家之符信”^[22]，据文献载“夷狄之法，起兵令众以传箭为令”^[23]。北宋时，党项李继迁给西凉府吐蕃首领潘罗支送铁箭，欲与吐蕃结盟合兵抗宋。宋时，西北吐蕃也用“传箭”这种“夷狄之法”起兵令众。

宋代甘肃吐蕃种落仅居于秦、渭间的就有十余万，“皆以仇怨不相伏属”^[24]。而“羌虏之性，重于复仇，计其思报之心未尝一日忘”^[25]。而边塞之俗以不报仇为耻，于是吐蕃部落之间的“自相仇劫”不断发生。而且“西羌本与夏人世仇”^[26]，于是吐蕃与党项部落之间的互相仇杀也经常出现。吐蕃部族之间、吐蕃与党项族之间解决这类纠纷的办法称之为“和断”，即双方解仇，和好结盟。主持“和断”者有汉官，也有蕃官。主持熟户“和断”的则是汉官，主持生户“和断”者则是蕃官。吐蕃部族内部用约定俗成的法规即“蕃法”或“羌法”来处理纠纷。

解仇后的双方必须进行盟誓，表示和好之心永不改变。吐蕃盟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以箭为信物，折箭为盟。金朝时，临洮吐蕃木波部不堪边将的残暴，起兵反抗。金遣杨仲武赴木波部与酋帅相见，达成协议，“折箭为誓”^[27]。

（三）占卜、“尚白”与“踏歌”

西夏人由于受到生产力与文化科学水平的限制，十分崇拜鬼神，遇事非常重视占卜，凡出兵作战必先占卜。其占卜术主要有“炙勃焦”（亦称“死跋焦”）、“擗算”、“咒羊”（亦称“生跋焦”）、以箭敲击弓弦闻声占。在甘肃武威出土的西夏遗物中，有一份卜辞残页，上载“卯日遇仇人，辰日买卖吉”，“午日求财顺”，“申日万事吉”，“戌日有倍利，亥日心来喜”^[28]。这表明党项人已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用汉人流行的十二支记日卜占。

吐蕃人崇尚白色，其尚白习俗与尊佛有关，因为佛经典以人做好事为“白业”，以做坏事为“黑业”。佛教释义白色是光明、纯洁、正直、胜利的象征。吐蕃人自然产生了将白色视为圣色，奉为至上的民族信仰心理，在其日常生活及言语行动中常常离不开白色。以“心顺为心白人”^[29]。自言不敢有贰，“则曰心白向汉”^[30]；欲归顺宋朝，则“张心白旗甚众”^[31]。甚至起事聚兵、立文法，也以白色为约。

宋代吐蕃盛行踏歌，《长编》卷241熙宁五年十二月丁酉条记载了宋代熙河开边后，吐蕃女子载歌载舞的情况：“蕃酋女子至连袂围绕汉官踏歌”。宋代吐蕃踏歌的形式在考古发掘中也有所反映。西藏阿里地区古格王国遗址红庙壁画中有一支歌舞队伍，描绘了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古格国王绛曲微迎请佛教尊者阿底峡来国内弘法，这支女子舞队连臂踏歌。这种“踏歌”习俗在文献中也有记载，“女好踏歌，每逢月夜群聚，握手顿足，操胡音为乐”^[32]。

概括地说，宋夏金元时期，甘肃境内民族宗教信仰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党项、吐蕃、回鹘、女真、蒙古等民族以佛教信仰为主，而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景教、萨满教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信奉；境内沿丝绸之路遍布的诸多石窟，内涵丰富、风情各异；文学、绘画、音乐、舞蹈、雕刻与科学技术、民风习俗等，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绚丽多彩。这些均为甘肃民族文化鲜明独特的地域特色与民族特色的体现。

【注释】

[1]（宋）曾巩：《隆平集》卷20《外国·夏国》。

[2]（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8《技艺》，文物出版社，1975年。

[3]（宋）孔平仲：《谈宛》卷1。

[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4《党项》。

[5]《长编》第149，庆历四年五月甲申条。

[6]（宋）司马光：《司马文正公集》卷50《论西夏札子》，《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影印本。

[7]《宋史·吐蕃传》。

[8]（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65册《四川·王廷相严茶议》，四部丛刊三编本。(www.xing528.com)

[9]《旧唐书·党项传》。

[10]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

[11]《宋史·夏国传上》。

[12]（宋）毛滂：《东堂集》卷1《恢复河湟赋》。

[13]《宋史·吐蕃传》。

[14]《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二一之一九；《长编》卷56，景德元年三月乙酉条。

[15]《宋会要辑稿》第199册，蕃夷六之三七。

[16]《宋史·吐蕃传》。

[17]（宋）洪皓：《松漠纪闻》卷1。

[18]系一种帽子，用铁丝扎结而成，形如瓶，高三尺，用红青绵绣或珠金装饰，其上有杖一枝，用红青绒装饰。

[19]《旧唐书·党项传》。

[20]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第50、51页。

[21]《宋史·宋琪传》。

[22]《旧五代史·唐明宗纪四》。

[23]（宋）王安石：《王荆公诗注》卷28《和蔡副枢贺平戎庆捷》。

[24]（宋）尹洙：《河南集》卷18《论城水洛利害表》。

[25]（宋）苏辙：《栾城集》卷41《论西事状》。

[26]（宋）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141《上哲宗乞约鄂特凌古讨阿里骨札子》。

[27]《金史·杨仲武传》。

[28]参见王静如《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考古》1974年第3期），史金波《〈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质疑》（《考古》第1974年第6期）。

[29]（宋）孔平仲：《谈苑》卷1。

[30]《宋史·吐蕃传》。

[31]（清）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崇宁二年六月丁卯条。

[32]（明）岷峨山人：《译语》，丛书集成新编第95册，第5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