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居所与饮食
（一）居所
党项族内迁之前，为了适应游牧生活的需要，其居室构造比较简陋，以牦牛毛和羊毛为构筑居所的主要材料，且要不断更换，这种居所实际上就是用毛毡覆盖木支架的帐篷。当游牧流动时，这种帐篷便于搬迁，定居时则成为“栋宇”，显然是牧民居所。
党项族内迁后，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经济发展，一部分党项人开始定居生活，因此其居住条件改善，党项人的居所除毡帐外，出现土屋和瓦屋。“民居皆土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1]。土屋泥舍是庶民百姓栖身之所，居民的住房绝大多数为土屋。文献记载西夏居室内的布局，“西戎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2]。显然居所中部为供奉之用，两侧居人。
蕃汉杂居，不同身份、民族、职业的人往往同居一城，城里城外庙堂殿宇、泥舍瓦屋、毡帐穹庐，鳞次栉比，错落有致。
吐蕃人的居住大致分为瓦屋、土屋、板屋与毡帐四种。瓦屋，即以屋顶饰瓦为尊贵，只有宫殿、寺院饰瓦，并“惟以瓦屋处佛”[3]，比西夏“惟有命者”、“有官爵者”才能覆瓦的规定显得更为严格，等级更为森严。土屋即房屋为土顶，是吐蕃统治者妻妾居所。板屋即一般平民所居住房屋，“居者皆板屋”。
元代时期，甘肃地区民居房屋已有很大改善，漳县出土的大型彩绘木屋，给我们保留了元代民居珍贵的实物模型。证明此时甘肃地区的民居屋顶是歇山顶，屋脊、梁垅、翘角、斗拱、墙、柱，房间宽畅，两面正中各有一个壶门和花窗，正、背面门扇上各绘有图画，花窗上层是由四瓣花图案组成。
（二）饮食
1．西夏饮食(www.xing528.com)
内迁之前的党项人以畜牧为生，“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4]，内迁后，授以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使农业经济逐渐占据重要地位。河西地区是西夏的一个主要粮食生产区，农作物品种多。据西夏文字典《文海》和《番汉合时掌中珠》所列举的农作物，有麦、大麦、荞麦、粳米、糯米、黍、青稞、麻、豌豆、黑豆、荜豆等，还有萝卜、蔓青、蕖菜等诸多蔬菜、果品种类。《辽史》卷115《西夏传》还记载许多西夏野生植物品种，有古子蔓、咸地蓬实、苁蓉苗、小芜荑、席鸡草子、地黄叶、登厢草、沙葱、野韭、拒灰条、白蒿、咸地松实等，这些植物品种皆可食用。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以面食为主。《文海》和《番汉合时掌中珠》中还列举了众多食品，有细面、粥、乳头、油饼、油球、胡饼、蒸饼、乾饼、烧饼、花饼、肉饼、盏锣、角子、馒头、奶酪、酥油、奶渣等。这些食品，大部分为粮食制作，烹饪方式有烧烤、熬煮、煎炒、搅拌等。
茶在党项人饮食生活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惟茶最为所欲之物”。食肉需用茶来帮助消化，而西夏不产茶，因此，完全依赖于宋朝的供应。“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5]，宋朝成为西夏物资供给地，“茶彩百货之所自来”[6]，西夏就像婴儿一样需要中原“乳哺之”，可见西夏对中原贸易的迫切性。此外，西夏《文海》中有酿酒、制醋及黄酒的记载，反映了西夏人对酒、醋的需要及其制作方法，体现了其饮食文化的丰富多彩。
2．吐蕃、甘州回鹘饮食
宋代甘肃吐蕃人的饮食习俗与其长期依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及饮食成分、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吐蕃人饮食“惟茶为最要，次青稞、炒面、酥油、牛羊乳、牛羊肉等，食米面者颇少”，而且“喜啖生物，独知用盐为滋味，而嗜酒及茶”[7]。茶在吐蕃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吐蕃人喜食青稞、肉类，“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8]。至宋朝时，茶叶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在甘肃，茶叶已普遍饮用，并成为吐蕃“日不可缺”的饮食必需品。
“嗜酒”是甘肃吐蕃人另一重要的生活习俗。吐蕃部族多生活在高寒地区，饮酒可以抵御高原凛冽酷寒，又表现了游牧民族豪爽的性格特点。每逢聚会、盟誓、奉迎、庆贺、甚至起兵聚众，总以酒助兴。吐蕃人饮酒作乐，饮酒起事，饮酒盟誓，献酒奉迎。
“独知用盐”也是吐蕃人饮食中的另一特点。高寒地区缺少蔬菜，因此饮食“无蔬茹醯酱”，而“独知用盐为滋味”。盐成为长期肉食乳饮的吐蕃人一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由于用盐的需要，因而对盐井之利极为重视。吐蕃的用盐习俗也促使宋朝用盐与吐蕃进行贸易。
甘州回鹘的社会风俗与其社会经济相适应。甘州回鹘的经济是由畜牧经济与农业经济构成，但主要以畜牧业生产为主，故从事游牧经济的甘州回鹘人仍居住在毡帐中，过着衣皮毛、饮乳酪的生活。而从事农业及手工业生产者，则居于屋宇中，饮食以米、麦、青稞等粮食作物为主，兼食肉、乳之类的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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