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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通史:宋夏金元时期的金银铜瓷玉器制作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这些出土器物充分证明,西夏时期,河西地区的金、银、铜器制作技术与工艺达到较高水平,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这必然会对河西地区玉料的开采及玉器的制作,产生一种传统及潜在的影响。

甘肃通史:宋夏金元时期的金银铜瓷玉器制作

三、金、银、铜、瓷、玉器制作

(一)金、银、铜器制作

1987年,在武威署东巷出土了金碗一件,金盏二件,长柄金撮一件,金链二件,银锭二十余件。武威汽修厂出土银手镯二件,银饰一件,铜壶一把。

荩西武威出土西夏錾刻牡丹纹金碗

金碗,系侈口直腹平底(稍内凸),高9.5厘米,口径9.2厘米,底径5.2厘米,重150克。口沿内部錾刻一圈折枝牡丹纹,上下各有一圈弦纹。碗底外部正中也錾刻一幅圆形丰满的折枝牡丹纹,外有弦纹两圈。器形端庄大方,纹饰精细美观,加工工艺水平高。金盏,高4.5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3厘米,分别重22克、150克,也錾刻折枝牡丹纹,精美罕见。长柄金撮,长37厘米,重95克,一端为一小勺状,是极为罕见的珍贵器物。金链,长10厘米,用拉细的金线制成,两端拧成弹簧状,中间是两个金环相套接,弹簧与环之间都串接有不同颜色的绿松石珠,色彩鲜艳,类似弹簧部分,金线精细均匀,拧旋规整紧密,工艺精细,很是美观。铜壶,长直颈、宽沿大口,单耳、方流、腹部上鼓凸、下内收,圈足较小。这种铜壶,口、腹、足为圆形,口沿、流和流与颈、腹交接处却棱角分明,方圆结合,造型奇特。

这些出土器物充分证明,西夏时期,河西地区的金、银、铜器制作技术与工艺达到较高水平,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

甘肃出土的其他金属文物也很多,主要有铁铧、铁叉、铁杵臼,银手镯,铜壶、铜镜、铜塔范、铜佛像、铜牙具、铜饰件等。

甘肃发现的元代金属火炮与萨班铜铁像均有较高的价值。萨班铜铁像,高122厘米,肩宽60厘米,头用铜铸,身是铁铸,结跏趺坐在代表坛台的方板上。这尊造像虽是金属铸成,但造型生动,脸上肌肉润泽,质感强,光彩照人。铁质身躯坚挺庄严,衣纹线条流畅,是元代藏传佛教造像的优秀作品之一,显示了元朝铜像制作较高的技艺水平。

1980年5月,武威市针织厂挖出一个古代窑藏,出土铜炮一门及铁弹丸、火药瓷器瓷片数件。铜炮长100厘米,底径23厘米,口径17厘米,重108.5公斤。从造型和铸造技术来看,其前膛、药室、尾銎三部分上面均没有加箍,没有铭文,双耳轴,铸造粗糙,口沿薄,具有元代早期铳的特征,因此学者认为这门铜炮是元代前期的产物。

(二)瓷器、玉器制作

瓷器、玉器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甘肃境内出土宋至元时期的瓷器,既是中原传统瓷器制作工艺的承袭,也具有地方特色与民族风格。

荩西夏剔刻花瓷扁壶

1.西夏玉器、瓷器

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新疆的玉料如青玉、白玉、青白玉、墨玉黄玉、糖玉及以后的昆仑玉,都是途经河西运送到内地。这必然会对河西地区玉料的开采及玉器的制作,产生一种传统及潜在的影响。河西地区也盛产玉料,历代都有玉制品的生产。酒泉夜光杯历史悠久。据汉代东方朔《海内十洲记》载:夜光常满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于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满于杯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实灵人之器”。唐朝著名诗人王翰在《凉州词》中的赞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更使夜光杯闻名遐迩,驰名中外。夜光杯采用质地优良、花纹美观的祁连老山玉、新山玉和黑水河流玉等玉石精工雕琢而成。肃州城东南30里红水河“产美玉,名噶巴石”[8],色彩绚丽,有菜色、白色、深碧、浅绿,皆可琢器,工匠“取山丹回回沙磨之”[9],晶莹剔透。宋景德元年(1004年)四月,沙州曹宗寿遣使贡良玉名马。宋皇祐二年(1050年),“沙州符骨笃末似婆温等来贡玉”[10]。在今祁连山鹰膀沟,至今还保留下来一个西夏时期采玉的洞口,那里出产一种“老山玉”,是制作夜光杯的上好材料。

西夏瓷器的风格与技术深受中原磁州窑系与定窑系的影响,但也有自身的地方与民族特色,剔刻花瓷扁壶就是其中的精品。这种扁壶小口斜唇短颈,腹两边呈扁圆形,略微外鼓,中间还有一个圈足,两侧有两耳或四系,这是为适宜党项等游牧民族迁徙流动的需要而创新的。它仿效游牧民族的皮囊,把鼓腹改为扁腹,可以背在身上骑马,或挂在马上、车上行走,既减少体积,又稳当,扁腹上加圈足就是为了在迁徙途中或到居地后,能平稳地放在地上。在前后腹结合处,即壶身四周附加堆纹一圈,既可起装饰作用,使它像皮囊缝合的纹饰,又起加固瓷壶的作用。西夏人创造的这种瓷扁壶合理、实用,装饰大方美观,是中国瓷器中的珍品。武威塔儿湾出土的酱釉剔刻花四系瓷罐、彩绘天鹅纹瓷瓮、荷叶口酱釉瓷尊等,均为国内外罕见的珍品。另外还有乐器牛头埙、秃发人像、骆驼、法轮、金刚杵、佛花和某些白釉贴面、瓦件等,也均为他处罕见。

甘肃出土的西夏瓷器,其特征:一是瓷胎氧化充分,细密坚固,白中闪黄。二是釉色多样,有黑、白、青、紫、褐、姜黄茶叶末等色彩,以黑、白釉居多,还有复合釉。釉料的淘洗较细,提高了透明度。三是装饰技法多样,主要采用剔刻花,还采用点彩、印花、镂空等技法。四是装饰题材丰富,有象征富贵的牡丹花,佛教的象征物莲花,还有梅花、葵花、葫芦、婴戏、鹿衔花、骆驼、马、鱼、凤、兽面、卷花,近似扇形的水波纹、弦纹、菱纹、梯形、方格纹等。

2.宋、金朝代瓷器

唐朝时,在今甘肃天水地区曾有秦州窑,瓷器生产延至五代、北宋。20世纪末,在甘肃甘谷盘安刘家墩出土一件北宋蛋青釉荷叶型蓝宝石矿料青花八卦太极云洗(亦称碗)。该器物口径23厘米,坐底径8厘米,高6厘米。内画阴阳太极八卦如意祥云纹图。三层图景,寓意天、地、人协调统一,八卦图像完整。釉色历经千年仍十分玉润铮亮,完美无缺,底口泥胎,胎质黄褐色泛红,十分精美[11]。女真蒙古入主中原后,秦州窑受到冲击与摧残,致使衰闭。目前尚未发现金元以后秦窑器物。

金代瓷器业是在辽、北宋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金统治时期,作为金朝辖区的甘肃地区出土诸多金代耀州、磁州窑瓷器。

在甘肃出土的陕西耀州窑瓷器主要有以下几种:

荩天水出土北宋蛋青釉荷叶型蓝宝石矿料青花八卦太极云洗

白釉黑花瓶,小口外翻,短颈,丰肩,肩膀以下渐内收,圈足。高31厘米,外口径3厘米,底径7.9厘米。胎呈灰白色,施化妆土,釉色白中微泛黄,瓶内不施釉。器身用黑彩满绘纹饰。腹部上下用两束花草围成近似开光的图案,内绘一条硕大的鱼,双鱼纹之间杂以花卉纹,腹下部绘花卉纹四朵。此瓶纹饰清新活泼,线条流畅,具有浓厚的民间风格,是一幅“鱼肥水美”的乡间图。(www.xing528.com)

黑釉五星碗,胎呈灰红色,口径13.2厘米,高3.9厘米,足径5.3厘米。黑釉、敞口,浅腹,腹内有黑色三角形大白斑纹。各角尖部及底中各有六个小黑釉相同斑纹组成的黑纹。

黑釉浅腹敞口小盘,口径13.8厘米,高3.5厘米,足径5.4厘米,黑釉、敞口,浅腹,内腹有白色六角形大斑,斑为尖角,内各有一不规则黑釉斑,底部有一组四个不规则黑釉斑组成花纹,中间一个斑特小,外腹六角形大斑全部无釉。

磁州窑虎形枕,枕作卧虎状,瓷质,高10.7厘米,长37厘米,宽14.8厘米。枕面白地,呈腰圆状,四周黑线勾边,中间双黑线菱形柜内绘黑色花草纹。胎呈灰色,敷化妆土,虎身施黄釉,毛发斑纹以黑色绘成,耳、眉、眼以白釉为点缀。双鼻镂空,枕底露胎。此枕造型生动,线条流畅,色调对比鲜明,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是反映女真人生活的重要实物。

3.元朝瓷器

甘肃有许多地方出土、收藏有元代瓷器。如甘肃庄浪县出土的黑褐色釉刻花瓷罐,梅花点纹瓷碗,红褐色釉鸡腿瓶、马腿瓶,黄、酱、黑、褐色釉敛口碗,黑白釉相间梅花点纹碗,白釉黑彩罐,四系酱釉扁壶,黑釉刻花瓷坛等。甘肃环县仙城遗址一次出土有27件青花淡黄釉瓷器,大多比较粗糙,是元代衰退时期的地方民窑产品,但其中的白底青花瓷坛造型与花纹较好。西和县出土的黑釉瓷蒺藜,把陶瓷用作武器,存世的很少。

甘肃还有很多元代陶瓷器精品。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龙泉窑青釉刻花莲瓣纹碗、龙泉窑青瓷匜,有题字的白釉褐花瓷瓶,刻字黑釉瓶;宁县博物馆收藏的单耳青瓷杯;平凉博物馆收藏的白釉黑彩花鸟纹瓷罐、三彩葫芦瓶;庆阳博物馆收藏的黑釉剔花梅瓶;临洮的青花花鸟玉壶春瓶、青花凤鸟纹匜;漳县的单耳青瓷杯等。

汪世显家族墓葬群出土的元代瓷器、玻璃器皿,均为珍品。主要有景德镇窑釉里红高足瓷杯,高9厘米,杯侈口折唇弧壁,圆正端庄,高足上小下大,挺拔稳重,杯身外壁红色,内壁和高足青白色,色彩虽然简单,但对比强烈,鲜艳夺目。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瓷窑工匠发明的新釉色,它是用铜红料在瓷胎上上色或绘画,然后罩上透明釉,用高温烧制。这件景德镇釉里红高足瓷杯为早期标本,甚为珍贵。还有耀州窑白地黑花瓷坛,高36.1厘米,圆唇、丰肩、深腹、圈足,肩膀上端两侧饰一对小系,使整个器型在高大浑圆中点缀着小巧玲珑。肩膀和上腹白底黑花,构图饱满,线条流畅。窑址在陕西铜川黄堡镇的耀州窑,是我国北方唐宋时期著名的民窑之一,原来主要烧制青瓷,金、元时期增烧白地黑花高档瓷,这件瓷坛是其中的精品。

甘肃漳县元墓出土的耀州窑青釉瓷匜,口径14厘米。匜为古代盥器,盛水洗手用。瓷匜流行于元代,宋金少见,这件耀州窑青釉瓷匜是研究元代人生活的重要实物资料。

【注释】

[1]张宝玺:《五个庙石窟壁画内容》,《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1期。

[2]地球上的人看太阳一年内在恒星之间所走的路径,即地球的公转轨道平面和天球相交的大圆。黄道和天赤道成23°26′的角。

[3]陈炳应:《古代民族》,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82页;张迎胜主编:《西夏文化概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17页。

[4]《西夏书事》卷18。

[5]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42页。

[6]白滨:《从西夏文字典〈文海〉看西夏社会》,《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2页。

[7]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41页。

[8](光绪)《肃州新志稿·地理》,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中国西北稀见方志》(七)。

[9](光绪)《肃州新志稿·物产》。

[10]《宋会要辑稿》第198册,蕃夷五之三。

[11]李玉顺主编:《文化天水》,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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