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朝崇儒重学
女真族自有崇尚汉族文化的传统，女真先世就曾“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27]，请唐官，采用中原制度建立渤海国。金继辽后，成为北方的统治民族。此时，在北宋兴起并初步发展的性理之学，已在南宋得到发扬光大，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而与南宋对峙的金朝，随着女真族封建化的加深，儒家思想也成为统治人民的基本思想。
女真族进入中原地区建立金朝后，为适应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需要，重视文化教育，设立了许多学校。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初置国子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始置国子太学，大定十三年（1173年），正式成立女真国子学。各地也都设立府、镇、州学，学校有女真府学与汉儿府学。大定十六年（1176年），置府学凡十七处，共千人[28]。章宗即位后，又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于大定旧制京府十七处千人之外，置节镇、防御州学六十处，增养千人，各设教授一员，选五举终场或进士年五十以上者为之。府学二十有四，学生九百五人。节镇学三十九，共六百一十五人，防御州学二十一，共二百三十五人。凡千八百人”[29]。据此记载，甘肃有庆阳、临洮、平凉府学，各地还有州学。其中甘肃庆阳府、临洮府学生员各二十五人，平凉府二十人[30]。
由于金朝统治者崇尚儒学，重视经典，自然也就尊崇儒学宗师孔子。金之州县有学校亦皆有孔庙。金熙宗时在上京（治今黑龙江阿城市白城子）建孔子庙。至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三月，又诏建曲阜孔子庙学。泰和四年（1204年）二月，又诏“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31]。由于金朝统治者崇儒重学，甘肃境内地方官也纷纷仿效。任天宠为威戎（治今甘肃静宁县南40里威戎镇）县令时，“县故堡寨，无文庙学舍”[32]，于是天宠以废署建学。学校与孔庙二者和谐地结为一体，有学有庙成为金朝制度的一个特点，并影响到后来的元朝。
学校以传统的儒家经典为学习与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学校设置的课程，据《金史》卷51《选举一》所载，有《经》、《书》、《诗》、《春秋左氏传》、《礼记》、《周礼》、《论语》、《孟子》、《老子》、《荀子》、《杨子》、《孝经》、《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等。皆自国子监所印，授诸学校。显然，全国各地学校使用统一教材。由于金朝崇儒重学，在西北沿边的甘肃置学校，兴教育，知识分子也得到重视。庆阳府有一进士李奖，“纯德博学，乡曲誉之”[33]。章宗得知后，在明昌五年（1194年）正月，诏令“李奖给主簿半俸终身”[34]以资鼓励。甘肃各地出土的画像砖中，以“义妇”、“孝子”故事为内容宣扬二十四孝，充分说明传统儒家思想文化在甘肃得到了传播与发展。
（二）元朝兴学重文
公元1206年，孛儿只斤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开始了蒙古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元太宗窝阔台初至燕京时，就以金的枢密院为宣圣庙，以示尊孔，并且还为周敦颐立“周子祠”表示推崇“道学”。元朝建立后，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者，更积极主张接受汉族封建文化，采用封建礼乐刑政，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元代官学由大司农司掌管，有国子学（汉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三类。元代地方官学较发达，路有路学，府有府学，州县有州县学，各路还有小学，此外，各路还有医学、蒙古字学、阴阳学专门性质学校。地方上还有社学，每社立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师，农隙使子弟入学。元代私学也较发达，家塾是最普遍、最方便的教学形式。元初程端礼所撰《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就是其教学计划与读书方法。元朝政府规定“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35]。通过各类学校，传授儒家经典，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各类人材，传统儒家思想文化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的重要思想武器。
随着蒙古统治的日益巩固，封建化程度逐渐加深，开科取士成为元朝选拔人材的重要措施。太宗始定中原，即议建学，设科取士。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仁宗下诏开科取士。延祐（1314—1320）年间，开始行科举选士，“取士以德行为本，试艺以经术为先”[36]。实行乡试、会试、御试三级考试制。乡试，有十一行省及山东、河东两宣慰司，其中甘肃、陕西两行省位于其中。甘肃与其他地区一样，皆成为科举乡试的地区之一。从乡试中选三百合格者赴会试，从中选一百人，其中取蒙古人“陕西五人，甘肃三人”，色目人“甘肃二人，陕西三人”，取汉人“甘肃二人，陕西五人”[37]。从这些名额的分配，反映出科举制在甘肃的贯彻与执行。
至元四年（1267年）立于陇西的万卷藏书楼碑，高61厘米，宽22厘米，主要内容记载陇西图书楼的创建过程。元初，巩昌便宜都总帅、义武王汪世显随蒙古军攻占南宋四川地区，将士们争抢金银财宝，惟汪世显“独搜典籍，捆载以归”。其子忠烈公汪德臣继任时，又“补所未足”，并欲“创书院，集儒生，备耕习”。只因战乱频繁而未实现。至其孙汪惟正继任后，“凡遇善本，又极力收致”，继而又在府治东南“建书楼”，内藏善本图书万余卷，还有书画、琴剑、鼎砚、珍玩等文物，“皆稀世宝”。分类排列，书架、标签齐全、整齐而取用方便。藏书楼的匾额题名是“万卷楼”。这通碑刻十分珍贵，是甘肃最早的图书馆、博物馆的记载，也反映了元世祖时对文化的重视，是甘肃文化教育均有一定程度发展的历史见证。
【注释】
[1]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刘再聪：《敦煌归义军政权学校教育研究》，《史学论丛》第9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00年。
[2]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论稿·绪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页。
[3]《西夏书事》卷36。
[4]王尧：《西夏黑水桥藏文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
[5]宁笃学、钟长发：《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6]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遗物》，《考古》1974年第3期。
[7]刘再聪：《西夏时期河西走廊的教育——以儒学和“蕃书”为中心的探讨》，《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8]高明士：《唐代庙学制的实态及其特质》，《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台北国立编译馆，1984年。
[9]（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西夏相斡公画像赞》。
[10]刘再聪：《西夏时期河西走廊的教育——以儒学和“蕃书”为中心的探讨》，《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11]高明士：《唐代庙学制的实态及其特质》，《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台北国立编译馆，1984年。
[12]史金波：《凉州感应塔碑西夏文校译补正》，《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
[13]陈炳应：《西夏的诗歌、谚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甘肃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
[14]《西夏书事》卷12。(www.xing528.com)
[15]《宋史·夏国传上》。
[16]《宋史·夏国传上》。
[17]张维：《陇右金石录》卷3《岷州广仁禅院碑》。
[18]《长编》卷233，熙宁五年五月丙申条。
[19]《长编》卷248，熙宁六年十二月壬午条。
[20]《长编》卷248，熙宁六年十二月壬午条。
[21]《宋史·神宗纪二》。
[22]《宋史·神宗纪二》。
[23]《长编》卷270，熙宁八年十一月己未条。
[24]（宋）王安石：《王荆公诗注》卷28《次韵元厚之庆捷》。
[25]《长编》卷248，熙宁六年十二月戊寅条。
[26]《长编》卷243，熙宁六年三月甲辰条。
[27]《隋书·东夷传》。
[28]《金史·选举志一》。
[29]《金史·选举志一》。
[30]《金史·选举志一》。
[31]《金史·章宗纪四》。
[32]《金史·任天宠传》。
[33]《金史·章宗纪二》。
[34]《金史·章宗纪二》。
[35]《元史·选举志一》。
[36]《元史·选举志一》。
[37]《元史·选举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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