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立国后，由于与中原王朝的频繁接触，相互往来，儒学对西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儒学教育在甘肃河西地区得到发展。
（一）设州县学
西夏占领之前，河西地区教育发展极不平衡，除瓜（治今甘肃瓜州东南）沙（治今甘肃敦煌市）二州有所成就外[1]，其他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程度较低。河西地区儒学文化自东汉时期开始获得发展。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2]，至五凉时而达到全盛，经隋唐学者的大力经营，历五代犹存遗风。西夏党项自兴起之后，就不断接受传统儒家思想文化，开始其封建化的进程。党项人攻占河西地区后，首先是尽力吸纳儒学人士。河西地区除本地儒学人士外，还有诸多因失意投奔而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为西夏王朝的统治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为了发展儒学，西夏政府多次颁布诏令，兴办学校。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年），元昊令诸州各置蕃学。人庆元年（1144年），夏仁宗仁孝令州县各立学校，子弟员增至三千人，是崇宗乾顺建立国学时弟子人数的十倍。人庆二年（1145年），创立大汉太学，仁宗亲临太学，祭奠先圣先师。又设立内学，挑选著名儒者主持讲授。人庆三年（1146年）三月，又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各“州郡悉立庙祀”，使孔庙“殿庭宏敞，并如帝制”[3]。由于诏令的颁布，在短短的二三年内，西夏国内普设学校，儒学在西夏迅速发展。在此形势下，位于灵（治今宁夏吴忠市北）、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县西北白城子）以西的河西地区，郡学也得以逐步设立。
甘州建立郡学。据西夏《黑河建桥敕碑》碑阳汉文落款所载：“大夏乾祐七年岁次丙申九月二十五日立石，主案郭那正成，司吏骆永安，笔手张世恭书，写作使安善惠刊，小监王延庆，都大勾当镇夷郡正兼郡学教授王德昌。”[4]其中王德昌除担任都大勾当镇夷郡正外，还兼“郡学教授”，显然甘州已设立郡学，郡学教授由郡正亲自担任，表明地方当局对教育的重视。甘州郡学存至元初。
凉州学校教育兴盛。1972年在武威发现的西夏文启蒙课本《四言记事文》，通过一个富贵人家子弟的一生，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宣扬西夏社会的道德规范，这一文物是当时凉州启蒙教育的明证。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出土一副笔架，上插一木质毛笔，尖端有墨迹[5]。这一时期，学生还使用硬笔，这种笔用竹制作，将竹子一头削出一个斜面，斜面下端削尖，并将笔尖分裂成两片，犹如现在的蘸水笔，一支笔尖上还有明显墨迹[6]。这两支笔与识字课本同时出土，应视为学生习字用具，是凉州郡学设立的反映。
荩武威出土西夏竹笔、木打纬刀、木筷子
（二）行庙学制
庙学制是指在学校中设置圣庙，并在圣庙中举行学礼[7]。学校内建置庙学始于东晋，地方官学立圣庙最早见于北齐。庙学制是传统教育的鲜明特色。早在唐朝开元（713—741）年间，已有河西地方官学设立在圣庙。这一制度经过唐代的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教学体制的一大特色。学有庙，庙依学，庙学一体。夏仁宗仁孝尊孔子为文宣帝，立庙谓之帝庙，意味着庙学制的实施，并以法律手段对夫子庙予以保护[8]。庙学制在河西地区也得以推行。元人虞集在《西夏相斡公画像赞》中赞誉西夏名相斡道冲：“夏人尝尊孔子为至圣文宣帝，是以画公像列诸从祀，其国郡县之学率是行之。夏亡，郡县废于兵，庙学尽坏，独甘州仅存其迹。兴州有帝庙、门榜及夏主灵芝歌石刻。凉州有殿及庑。至元间，公之曾孙云南廉访使道明，奉诏使过凉州，见殿庑有公从祀遗像，欷歔流涕不能去，求工人摹而藏诸家。延祐间，荆王修庙学，尽撤其旧而新之，所像亡矣。”[9](www.xing528.com)
《西夏相斡公画像赞》的记载清楚地表明：西夏时期，河西地区实施庙学制，凉州、甘州均得以推行，庙学内殿庑齐全。凉州庙学的殿庑至元初依然存在，直至延祐（1314—1320）间，荆王重修庙学，原存西夏旧迹才被取代。甘州圣庙毁于战火，庙学的具体结构不详。甘州，为西夏镇夷郡，是西夏四府之一的宣化府治在地，且其地理位置重要，因而甘州的庙学规模当与凉州庙学相仿，殿庑齐全[10]。西夏庙学制是对中原庙学制的继承与创新。台湾学者高明士统计唐代全国31处庙学实况显示：供奉周公、先圣（或文宣王）及先师之所称为殿、庙或堂。廊庑画十哲、六十二子等先贤像赞[11]。西夏的庙学制同样尊奉孔子为文宣帝，是对中原学制的沿袭，但西夏庙学制并非不加区别地全盘吸取，而是有所创新。从虞集所记可知，西夏的庙学廊庑中绘有当时贤达之像，这与唐代沙州及奉昌县庙学中仅绘制（或塑）先圣、先师（哲）等像的做法不尽相同。其主旨在于突出西夏的独立性，彰显党项民族特色。
荩西夏文残碑
（三）推广使用蕃书
西夏文字的创制有一个从初创到成熟的过程。西夏建国前，西夏文字已在民间流传，但是不统一，不规范。元昊把西夏文字的创制作为建国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把民族文字的创制和颁布作为民族性的自觉表征。但此时，元昊全力以赴准备立国称帝，无暇亲自从事文字创制，具体造字工作是野利仁荣主持完成的。野利仁荣熟读儒家经典，精通蕃汉文字，在民间原有文字的基础上，进行搜集、整理、归纳、演绎成蕃书十二卷，定为国书。蕃书创制后，西夏政府立即展开文字的推广与运用。
首先设置专业官员，培养教师。专门从事语言文字的官员称为“切韵学士”，西夏时期，专门设有“切韵学士”这样的特殊职称，这充分显示出西夏对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异常重视[12]及其文化事业的发展。语言教师的培养，由文字创制者野利仁荣亲自负责，首批招收培养的学生达三千余人，西夏文《颂师典》记载：“文字明星东方起，光辉文字照晚夕。招募弟子三千七，一一教诲成人杰。如今伊等科学业，历历在目遍全境。太空之下读己书，礼仪道德吾自立。”[13]这批学生后来遍布于西夏全境，其中有不少人来到河西地区，从事语言文字的推广与普及工作。现存最早的西夏文献《瓜州审判记录》落款为1070年，上距西夏占领沙州仅仅三十年左右，由此可以推知西夏文字在河西地区推广的时间更早。武威出土的西夏文识字课本印本残版，其中有“父母智慧，选择师长”等熏染孩童的习语。这些残片是河西地区各州进行西夏文字教育的明证。
其次，注重实用性与艺术性。西夏文字创制后，被元昊尊为“国字”，下令“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14]，并且“教国人纪事用蕃书”[15]。由于元昊的积极推行，西夏字作为一种应用文字在夏国境内得到传播与发展，上自官方文书，下至百姓日常生活记事，皆用西夏文字来书写，并用西夏文翻译佛教经典和儒学典籍。西夏文对夏国的政治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甘肃河西地区是西夏重要的领地，也是党项人的一个重要聚集区，具有民族基础，因而西夏文字必然在这一地区广泛使用和传播。
第三，注重编写各类字典。西夏文字笔画繁复，“形体方正类八分，而画颇重复”[16]，难以辨识。蕃书虽然借鉴汉字的形体与构造，但依照本民族语言特点，对这些笔画进行了必要的变通，创制成一种形似汉字却无一字与汉字雷同的新字体。清人张澍（1776—1847）在《养素堂文集》卷19《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所言：“乍视，字皆可视；熟视，无一字可识。”这对于学习汉文的人也形成识读障碍。为了使西夏文字得到普及与传播，党项学者骨勒茂才编著《蕃汉合时掌中珠》。书于西夏乾顺至仁孝时期的《文海》，是一部解释西夏文字形、结构、字义、字音的字典；《同音》则是一部韵书，收字最多，内容更为完整（1976年，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曾发掘得《同音》大字体残本）；《要集》按事门分类，但其方法极为独特，每一个西夏文词语，都用汉语解释，但这种解释用汉文注音的西夏文，这种别具一格的注释对西夏人学习汉语或对懂得汉语又粗通西夏文的人进一步了解西夏文极为有用；《杂字》也是按类分目的字书。诸多的辞典的应运而生与使用，促进了西夏文字的学习及其教学。西夏统治下的河西地区，教学质量与西夏文字普及化程度均有较高水平，据莫高窟与榆林窟西夏供养人题记显示，在西夏崇宗仁孝与仁宗乾顺时期，西夏文已全面推广与使用，上至达官贵人，下迄平民百姓，无论水平高低，均可熟练使用。蕃书的创制，对规范河西地区的语言文字、发展民族教育，有促进作用。
西夏政权统治河西地区近200年间，统治者除继承了瓜、沙归义军政权的儒学教育成果并继续推进外，还重新恢复与发展了甘、凉州等地自吐蕃占领以来一度中断的文化教育，并使河西地区的文化教育位于较先进的行列，对西夏的统治及继后而起的元朝文化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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